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旨在营造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增强全社会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2022年6月10日，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举办“梵相东成——陕西咸阳成任村东汉金铜佛像特展”，并将之作为向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的献礼。

 

　　本次展览的是2021年重要考古成果——陕西咸阳成任村东汉家族墓地出土金铜立佛像、金铜五尊佛像首度面向公众展出。发掘者和部分学者认为，这两件金铜佛像是墓葬本身的随葬品，因而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如果这些判断都正确的话，则无疑是颠覆性的发现，它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认知。

 

　　在展示和直播中，专家全方位解读成任村东汉金铜佛像的年代确认、形制特征、铸造工艺、历史地位与重要价值，在“域外面孔，中国制造”的古代文化模式中，考古迷们得以管窥文物背后的广阔历史舞台，领略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独特魅力。

 

　　两尊金铜佛像

 

　　特展围绕核心展品——两尊金铜佛像，分三个单元依次展开。

 

　　第一单元“咸阳古道，光华惊现”，叙述成任村东汉金铜佛像考古发掘缘起与经过，从考古学科视角逐步剖析、断定金铜佛像的年代，彰显其科学发掘、年代最早的突出意义。

 

　　第二单元“悠悠丝路，金人西来”，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以佛教、佛像的起源与发展为线索，分析成任村东汉金铜佛像的“梵相”——域外艺术特色。并参照成分科学检测结果，强调其“东成”——中国本土铸造，以及后世长期延续的此种中西文化融合模式在佛教造像中的深刻体现。

 

　　第三单元“中外融合，汉韵梵音”，主要解读成任村东汉金铜佛像作为专门供奉之单体佛像的特殊属性，与全国已发现的各种早期佛像进行对比，结合古文献，还原佛教文化在东汉时期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发展成熟，并进一步传播扩散，与本土传统和谐交融的历史图景，继而彰显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以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李举纲在特展致辞道：“‘文物保护，时代共进，人民共享’是本届‘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最终目标。这次特展正是用此理念策划，旨在向公众诠释最新考古成果，实践与探索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重大考古发现

 

　　从2020年6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在咸阳渭城区古“洪渎原”范围内发掘历代墓葬3648座。其中北朝隋唐墓葬等级较高、序列完整、内涵丰富，墓主多为历史名人，其他时期墓葬也多有亮点，为古代物质文明、社会思想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新材料，成功入选2021年度陕西“六大考古发现”，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32强”。

 

　　2021年5月，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到一处东汉家族墓地。从墓葬规模看，这组墓葬均为中型墓，表示该家族的经济实力较强，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应属东汉社会的中产阶层。其中，编号为M3019的墓中出土了带朱书纪年铭文的陶罐，纪年为东汉延熹元年（158），从而为这处家族墓地提供了较明确的年代标尺。

 

　　结合纪年铭文和随葬器物的时代特征可以确定，该家族墓群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该家族墓地最引人瞩目的发现是，在编号为M3015的墓中发现了两件金铜佛像。首次发表的书面报告指出，经专家研判认定，这两件金铜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因为，在以往发现的东汉晚期佛教造像遗存中，既未见金铜佛像，也未见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其他佛像遗存。

 

　　如果上述判断能落实，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认知。因此报告一经发布，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22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针对这两件佛像，联合举办了“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线上研讨会，与会的十余位中外学者观点仍有分岐。

 

　　考虑到这两件造像具有明显的十六国金铜佛像的特征，而与东汉晚期佛像颇不相类，而且汉墓中扰入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的情况也有先例。因此有专家认为，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年代仍需进一步讨论，其来历就成为了考古专家考证的重点。这为佛像背后的故事更是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金铜立像

 

　　第一尊是金铜立佛像（编号M3015:10），通高10.5厘米，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莲座单独制作，通过插榫与佛像结合，座底径4.7厘米。释迦立像为磨光馒头状肉髻，面相方圆，头微颔。着通肩袈裟，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布，衣纹密集、凸起，立体感较强，显示出佛衣的厚重感，下摆略外侈。左手握袈裟一角上举，右手残，当是上举施无畏印。身体整体感觉比较浑圆，头身比例稍显失调，腿偏短。该尊佛像仅铸出身体的前半部分，背部未铸出，作空心处理。背部空心正中铸有一个向外凸出的扁平状插榫，榫端有一道横向凹槽。插榫应是用来安插背光的，背光的相应位置应该有一个跟插榫横截面相同的扁平状穿孔，背光通过穿孔插到榫上，再通过横向凹槽固定，插榫呈扁平状是为了避免背光插到榫上后左右旋转。类似的做法在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中也能见到。总体上看，该件佛像的佛衣有明显的犍陀罗特征，而面相则已完全本土化。

 

　　金铜五尊佛像

 

　　另一尊为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编号M3015:9），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呈片状，背面平整，底端正中有一个插榫，因此该件造像应配有底座。铜片大体呈舟形，正中自上而下有三个小残孔，顶部一佛的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小穿孔。五尊佛像呈上中下三排排列，舟身部分两排，每排二佛，舟顶部分一排一佛。造像磨损、锈蚀较严重，顶部一佛已完全锈蚀，其余四佛仅余轮廓。五佛的做法类似千佛，体量、姿势及造型特征基本一致。它们是五身禅定坐佛，皆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定印，磨光馒头状肉髻，皆配桃形背光和椭圆形头光。袈裟是袒右式还是通肩式已难以判定，但能感觉到佛衣比较贴体。从下排右佛和中排左佛的面部轮廓来看，仍带有一些高鼻深目的特征。有人认为这件组合造像残损，因此不确定原本是五佛还是七佛组合。中山大学姚崇新教授认为，该件造像虽残损，但外形轮廓大体完整，应是五佛组合无疑。从佛衣贴体的情况看，这组造像具有秣菟罗的特征。

 

　　学界称奇

 

　　有学者认为，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发现，不仅在实物层面填补中国早期佛像的空白，印证了汉代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佛像供奉的史实，更是以文化交融成果的身份，凸显了古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关键节点的重要地位。中国佛教文化及造像艺术渊源深厚，成任村东汉佛像一朝惊现，更是从至关重要的实物角度印证了本土佛像起源于东汉的历史史实。

 

　　东汉王朝存在于被世界文明史称为“古典时代”的1-3世纪。这一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亚欧各文明之间往来频繁，佛教文化来自印度、走出中亚，经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地区，被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以特殊形式吸纳，从此开创了一种文明交融的范本。在成任村佛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艺塑造域外形象、东方审美淬炼西方面孔，这正是那个时代魅力的直观体现之一。

 

　　根据古代文献，中国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已出现佛像及其供奉行为，但以往可确认的早期实物以十六国为年代上限，成任村佛像的出土无疑刷新了人们以往的认知。

 

　　出土文物与文献两相参照，可以肯定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长安地区已明确出现了铸造工艺上的佛教本土化。而两晋十六国时期迅速发展的金铜佛像，其工艺均为铅锡青铜、合范铸造，艺术风格和审美则逐渐中国化。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流变中，成任村佛像不但是同类器物形制的源流，更是“丝路文化、本土制造”之文化模式的滥觞。

 

　　科研“探秘”

 

　　姚崇新团队通过与汉代佛像和十六国佛像的比较发现，虽然这两件金铜佛像与汉代佛像一样都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均有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二者在具体造型表现上却相差甚远。

 

　　造型特征巨大差异的背后隐含的是工艺技术层面的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的时间差序，如果将它们视为汉代晚期遗存，难以理解为何同一时期造像的成熟度差异如此之大。从造像题材和内容看，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东汉晚期已有五佛造像，相反却能找到十六国时期五佛造像的遗存。它们整体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造型特征、造像风格高度接近，这应当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制作方法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制作方法完全一致，均采用分铸法，通过插榫连接各部分，甚至更细部的环节也相似，如背部中空的做法。二者的成分也完全一致，主要元素都为铜、锡、铅，为铜锡铅合金，且铜含量最高。其中锡、铅含量相当，都在8%——11%。占比略高于对比的两件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样品，但数据相差并不是很悬殊，变化值的波动范围处于4.4%——11%。

 

　　目前从传统的佛教考古研究层面，同时参考制作方法、成分分析等科技考古的判断和数据，姚崇新团队将它们视为十六国时期的造像遗存。它们应是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用于护佑平安的便携式微型佛像，是护身符性质的，最后不慎遗落在墓室中。无独有偶，汉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在汉墓考古中也并非孤例。

 

　　最后，专家们呼吁，在进一步的考研研究中，应使用更加精准可靠的科技手段，对其制作工艺、技术及成分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更详细的比较，从而为这两件造像提供更多的年代学证据。（文/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