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财务共享中心的“财务小白”之前，陈莉莉一直在担任西安某教培机构的初中数学老师，哪怕仅仅是在1年前，她也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会从事财务工作。

 

　　2021年3月，教育部颁布“睡眠令”，提出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同年7月，教育部出台“双减”政策，提出在我国教育领域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限制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规模，而且缩减了其进行课外培训的时长，教培机构整治风暴席卷而来，大浪淘沙之下，教育行业“大洗牌”，不少培训机构纷纷转型。

 

　　陈莉莉所在的教培机构也没能幸免，“双减”落地仅一个月，她所在的教培机构就面临倒闭，不但拖欠了一大批教培老师的工资，连学生退费也难以支出。

 

　　陈莉莉就是在此时下定决心转行的，尽管没有完全想好要去哪个行业，但她心里十分清楚，教培行业肯定是不能再栖身了。于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陈莉莉翻开了大学时考取的会计从业资格证，这个在无意中考取的证件，给她指出了方向。

 

　　但事实上，考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与从事真正的财务职业相去甚远，财务共享中心的日常和教培老师十分不同。在忙碌的12月，从早8点到晚8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像流水线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刚走上新工作岗位的陈莉莉偶尔会有新人的挫败感，毕竟年纪不小，却是这个行业的新人，面对复杂的业务，不仅需要加倍的时间学习，还要应付作为一个新人的胆怯与焦虑。但她始终笃定，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比挫败感更多的，是新行业带来的稳定与希望。

 

　　与陈莉莉的深思熟虑后才做决定的风格不同，周霖在“双减”政策出来后的第一时间，就咨询了诸多在职场上比自己更有经验和见识的“老前辈们”，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跟着大政策走”。

 

　　于是，周霖在第一时间放弃了月薪高达两万的教培工作，转身加入了“考编大军”。在停止工作的第一年，周霖没能“上岸”，她把这归结为“备考时间不足带来的信息偏差”。

 

　　这一年，周霖“蜗居”在西安的出租房里，窗外，疫情反反复复，她备考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她感谢教培生涯为自己积攒了一笔能够“停下来”的生活费，能让她在遇到意外的时候，有“缓慢转身”的可能。

 

　　2022年12月底，窗外飘起了雪花，周霖暂停下了手中的网课，呆呆地望向窗外，雪花一片片飘落在大地上，很快又消逝不见。楼下，有穿着臃肿棉袄的小朋友们在嬉笑打闹，周霖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她似乎已经忘了上一次这样轻松的感觉是什么时候了。

 

　　31岁，不能算年轻，却也没那么老成的年纪，周霖心里明白，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像她这样全部全身心备考的人少之又少。她曾经供职的教培机构的同事们似乎都有了新的工作——有的转行做了与教培老师相近的家庭教育培训师，有的从K12（教育类专用名词“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即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现在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转向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每每想到此，周霖都会感觉到肩上的重担又沉了一点。

 

　　但她并不后悔，尽管在这条路上，父母的担心会化作压力传达给她，偶尔也会有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感，但当下，只有朝着一个方向奋进，才能更让她有踏实的感觉。

 

　　与陈莉莉和周霖相比，经营教培机构的孙安平显然在“双减”后的处境更为难堪。2013年，孙安平开始在教培行业摸索，经过四五年的“摸爬滚打”，才有了较为平稳的发展。不论是老师与学生的契合程度，还是招生的稳定性都有了较大提升。

 

　　也是在这几年里，孙安平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只做教培机构的创业者与管理者，于是他从零开始和学生一起学习，3年后，孙安平成了一名“身兼数职”的教培人：对家长而言，他是教培机构的负责人；对学生而言，他是初中数学老师；对机构老师而言，他是面试官、管理者，以及老板。

 

　　寒、暑假是孙安平每年最忙碌的时间，课多的时候，他得从早讲到晚，这两个月的收入自然也在一年中最为可观。虽然不能和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大型教培机构相比，但到2020年时，孙安平的教培机构已经有了每年一、两百的固定生源，在遍地都是教培机构的西安，一个小型教培机构能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落地，虽然孙安平早有预感，但他没想到教培行业的“寒冬”来得这样快。“双减”之前，他的朋友圈每天都有学生作业的批改记录，偶尔也会发一些“好题推荐”和“五大名校考卷分享”。“双减”之后，孙安平不再发朋友圈，点进他的个人主页，也只剩“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的提示语，封面图上是他在教培机构与学生互动的场景。

 

　　孙安平并不想就此放弃，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想着是否能通过“定制化服务”精简学生，为他们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教学辅导，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记重拳”。

 

　　2021年10月，全国人大表示：双减拟明确入法，避免加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11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坚决杜绝地铁、公交站台等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11月8日，陕西省“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与此同时，“双减”带来的连锁效应立竿见影。2021年10月29日，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赵昶葆在发布会上介绍，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覆盖率达到100%，92.19%的学生自愿参加了课后服务，其中97.97%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

 

　　学校的课后服务直接挤压了孙安平的教培机构进行课后辅导和培训的空间，而较为空闲的周末更是直接被规定“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孙安平想了许多种自己未来的可能，但他始终很难接受要从自己坚守了10年的教培行业彻底退出这件事。尽管教培里的大多数老师已经转行，生源也所剩无几。孙安平戏称自己为“教培行业的留守青年”。他兜兜转转一圈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教培机构，他依然希望能在政策范围内进行“二次创业”。在他看来，相比优化与转型，更大的阻碍来自外界的误解与刻板印象。

 

　　孙安平认为，对于“双减”政策，多数人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却没有真正理解细节，才会误解“双减”只会让整个教培行业全军覆没，但实际并非如此。“双减”政策更多地是针对资金和时间的监管，倘若机构能拿到线上学科培训许可，在更规范的领域里，教培行业依然有发展空间。

 

　　一年多的坚持并不容易，但孙安平不打算就此放弃。他深信，如果教培机构能够在规定时间上课，家长的学费能得到资金监管，老师们能全部持证上岗，那相比以往鱼龙混杂的教培市场，反而更能获得家长和学生的信任。

 

　　2023年元旦，孙安平换了微信头像——绿底的黑板上写满了数学公式与习题演算过程，孙安平对这个头像很满意，这会令他想起无数个和学生们徜徉在数学题海中神采奕奕的时刻。或许有一天他也会因为坚持不住而离开教培行业，但至少在当下，他还没有放弃的打算。

 

　　结语

 

　　在“双减”政策施行的一年半里，无数教培从业人另觅出路。他们不一定是机构繁琐庞大的新东方，也不一定是能在直播间里大显身手的董宇辉，却可能是在坐落在某个住宅小区的托管中心，或是正在艰难转身的“甲乙丙丁”。他们或踟蹰或坚定，或放弃或坚持，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因此分道扬镳，成为时代最生动的注脚，但相同地是，一旦想到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又有了新的干劲儿。（文/本刊记者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