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人口领域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于世界，11月15日地球人口达到了80亿；于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迎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大转折。

 

　　在1月17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不含港澳台)，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全国人口的统计中，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除1961年），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背后是出生人口的大幅下跌，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较2021年减少了106万人。

 

　　各项数据印证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折阶段。2022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提出，中国最早可能在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8月，国家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据数据统计，预计2022年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比原先预计的2025年左右达峰提前了约3年。同时，人口老龄化加深，2021年65周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随着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人口负增长的新局面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即将出版的新书，就直接定名为《人口负增长时代》。那么，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又该如何积极应对？

 

　　人口负增长的惯性效应

 

　　2022年，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历史性转折。

 

　　2022年首度跌破千万的出生人口，以及连续两年站上千万的死亡人口，其实延续了过去多年“一减一增”的趋势。但净增人口的总结果，从正数变为负数，还是有点儿让人猝不及防。

 

　　去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蔡昉提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口变动趋势早已有迹可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此前分析，“我国已经累积了30多年人口负增长惯性”。张许颖指出，拉长时间维度，“1992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已经由正转负，人口变动主要是低生育水平不断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推动的。”

 

　　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是人口转变规律长期作用的产物。此前，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的隐性积累已有很多年了。人口规模大，正负惯性也大。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口就进入了公认的低出生、低生育行列，其时开始积累起人口负增长的势能。低生育背景下，人口之所以保持了正增长，是因为人口正增长惯性作用使然。

 

　　2000年前后，国内人口学界就敏锐提出：我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宣告了人口极低出生率、极低死亡率和极低自然增长率人口新时代的到来。2000年“五普”时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六普”时仅有1.18，2020年“七普”时也只有1.3，生育率二十年间处在极低水平。不可忽视的是，低生育率是意愿性的、内生性的和稳定性的。

 

　　2017年以来，人口数量连续六年下降，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跌破10‰，多数适龄结婚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0-1孩之间徘徊。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人口低增长已经存续一段时间，人口负增长惯性一旦释放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正式严肃地摆上议事日程。而我国生育-人口少子化趋势明显加剧，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再加上模拟测算，张许颖提到，我国人口负增长会呈现“短期温和，逐步加速”的规律。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以后将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时期。

 

　　近半省份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

 

　　人口负增长已然势不可挡。这种趋势带来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少儿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另一面则是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攀升。从数据上来看，“两减一增”的趋势确已明显。

 

　　2022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76亿人，占比62%；对比2021年，人数减少666万人，比重降低0.5个百分点。

 

　　2022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10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14.9%。2021年，这一比重首次超过14%，我国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则更进一步，比重继续提升0.7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群体的绝对数继续增加922万人。

 

　　从局部看，多个省份“深度老龄化”程度还在加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到2021年，“深度老龄化”蔓延至15座省份，新增河北、北京、浙江三省市。

 

　　老年群体增加，压力传导到劳动年龄人口群体。

 

　　《中国统计年鉴2022》发布了2021年各省抚养比数据，从中可以看到各地劳动人口“上养老、下育幼”的负担。

 

　　其中，河南省总体抚养比最高，为56.7。比例越大，压力越大，意味着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者。整体来看，总抚养比突破50%的省份共7个，除河南外，还有广西、贵州、山东、湖南、河北及安徽。

 

　　但看细分项，排名前八的省份负担比较轻，因为他们主要的抚养压力来自孩子。

 

　　总抚养比排名第九的四川，抚养数值出现交叉，即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也就是说，同样是2个劳动力对应1个被抚养人，四川养的一半多是老人，而贵州养的2/3是孩子。

 

　　单看老年人口抚养比，到2021年末，辽宁、重庆、四川、江苏、山东、上海、湖南等省份压力靠前，与进入“深度老龄化”省份高度重合。

 

　　结构性压力成为经济社会新挑战

 

　　人口是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当它来到负增长的转折点，“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势必对经济和社会形成复杂而深刻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安全问题，人口是慢变量，人口问题具有“温水煮青蛙”的性质，等问题爆发了之后再解决往往为时已晚。所以，人口问题的治理，特别需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预防性控制的战略眼光。

 

　　蔡昉近期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过分析。

 

　　从供给侧来看，最基础的变化是劳动力规模的收缩，从而助推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比较优势下降。与劳动力规模缩小相伴的，是新增劳动力减少，这就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

 

　　从需求侧来看，人口与消费天然相关，形成“人口总量效应”。老年人消费倾向低，年轻劳动力收入增长慢消费也会收缩，综合各群体变化因素，消费总额的增速势必放缓。

 

　　在蔡昉看来，供给侧、需求侧两侧改革现在需要同步、互补，不过他更强调需求侧的改革。

 

　　从地方行动来看，一些应对措施开始出现。

 

　　比如推动“机器换人”，从制造工厂延伸至农业养殖，帮助各类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技术进步，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比如部署“适老化改造”、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同时也将“养老服务消费”视为扩内需、促消费的一只“潜力股”。

 

　　还比如催生。“发钱鼓励生娃”的风潮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蔓延，新年伊始，深圳便公开《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准备从“一孩”就开始给育儿补贴。《起草说明》中特别提到，要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我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人口形势出现转折，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成为大家要面对的新课题。当然这种“转向”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

 

　　观念上不能再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人少了，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基础和动力了；行动上则要从人口结构变化中挖掘新的机遇，稳定就业率，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提高教育与市场的匹配度，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总而言之，新的“人口红利”，从制度来，向改革要。在人口规模下降背景下，创造更多的价值，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将“人口大国”打造成“人口强国”

 

　　放眼全球，从东亚到欧洲、从美国到巴西，人口负增长趋势并不鲜见——“就像地平线上已可望见的海啸，转眼就将冲到我们眼前”。“海啸”将至，趋势无法逆转，我们能做的，就是抓住时间窗口，全力做好准备。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洲等。

 

　　面对人口负增长，鼓励生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应对策略——包括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兴建托育机构等。此外，瑞典、韩国等还通过津贴补助、减租减税、减免子女大学学费等措施来降低生育成本。

 

　　不过，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全世界还没有一个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成功扭转出生人数减少趋势。

 

　　为此，吸纳移民也成为推动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此外，为应对劳动力减少及消费减少的风险，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各国政策的着力点，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优化生育也好，鼓励生育也罢，最终还是为了实现人口的优化发展、均衡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目标，更需将“人口大国”打造成“人口强国”，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高质量现代化创造优良的人口条件。（文/ 吴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