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的“陕西时刻”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最直接的窗口名片，是典藏人类文明的殿堂，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符号，承载了一个区域足够的文化内涵。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依托百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不仅诞生了闻名于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还有半坡、法门寺、汉阳陵等遗址类博物馆。

　　

　　如今，长安终南大道旁、千年古刹香积寺之畔，全方位展示中华古代文明追溯过程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于2022年4月28日，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我国首座“科学发掘—保护利用—展示阐释”三位一体的考古专业博物馆，聚焦考古本身，注重向公众展示考古过程，特色鲜明。让观众们深刻体会，考古不只是“挖宝”，还涉及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考古学研究等众多方面。将文物放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展现其整体结构性变化，让文物传达比文献更多的信息。

　　

　　进入考古博物馆，唐风建筑、园林化风格的建筑庄严、大气，在考古博物馆正前方，有一座考古桥，若从桥上往下看，花草树木绿意盎然，小桥流水甚是惬意。可别光顾着欣赏风景，脚底下每走几步就有一行字或数行字，一共24处，一条条信息，从“美阳得鼎”到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记录了陕西考古界历年来的大事记，走过这座考古桥，也就“走过”陕西石破天惊的考古历程。

　　

　　01 

　　

　　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

　　

　　“美阳得鼎”便是周原遗址出土文物的最早记载。《汉书》记述：“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当时，周鼎出土后，朝野上下皆以为是国家祥瑞之兆，加之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官员建议宜应天瑞，并用瑞命纪年，因此武帝改了年号，称为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58年后，西汉宣帝神爵四年，美阳(今扶风法门镇)出土了一尊青铜宝鼎，前车有鉴，自然不能轻率处理。当朝中官员建议遵照先王遗训，将鼎移存宗庙时，朝中太中大夫张敞喜好古文字，仔细考察释读鼎上铭刻之后，将自己的意见上奏给了皇上：武帝时的鼎出土于汾地，经过有司校验，汾睢不是鼎的旧藏之处，况且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是一件大鼎，与其它众鼎不同，所以武帝先祖才改元以应祥瑞。我们今天发现的鼎不但细小，而且上有刻铭，是有主之器，故而不宜进献于我朝的宗庙之中。皇上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发回重议。这件鼎便未能进入宫庙。《汉书·郊祀志》记载了一个“美阳得鼎”的故事。张敞，因替妻子画眉广留美名。 

　　

　　02 

　　

　　1092年，吕大临著《考古图》

　　

　　吉金刻石存古迹，吉金指的是青铜器；刻石，指碑刻。这些古物收藏的风尚在我国由来已久，也正是促使北宋金石学诞生的因素之一。北宋时期刘敞所写的《先秦古器记》，被誉为是金石学的开山之作。而集大成者，则是吕大临。2006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他的家族墓地，吕氏家族墓中出土著作《考古图》，英文单词“archaeology”在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就被译为“考古学”，吕大临也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

　　

　　03

　　

　　1934年，宝鸡斗鸡台遗址发现，陕西科学考古发端

　　

　　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标志了陕西科学考古的发端。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居址和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车马坑。苏秉琦先生在整理斗鸡台遗址发掘资料的过程中，创立了中国考古类型学，并沿用至今，苏秉琦也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04 

　　

　　1951年，丰镐·西周遗址发掘

　　

　　伴随着龙山时代的结束，中华文明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历经夏与商两个时代的孕育，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定都西安，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就成为王畿之地，即“天子脚下”。周人立足周原，势力逐渐壮大，向东发展。文王迁丰，武王都镐。在沣河两岸建立了都城，西安3000年的建都史由此开始。

　　

　　05 

　　

　　1954年，半坡·新石器遗址发掘

　　

　　1954-1957年历经五次大规模发掘，这座距今6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面貌逐渐清晰。半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史前遗址，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06 

　　

　　1956-1957年，汉长安城遗址发掘

　　

　　1956～1957年，开展了对汉长安城遗址的城门、城墙勘察。在此基础之上，考古发掘了汉长安城西安门、霸城门、直城门和宣平门城门遗址。汉长安城选址科学，布局完整、功能齐备，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出范例。

　　

　　07

　　

　　195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

　　

　　泉户村、元君庙新石器遗址发掘

　　

　　元君庙墓地反映了当时存在家族、氏族、部落的社会组织情况。经过考古发掘基本探明了元君庙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居民处于母权制氏族社会时期。在庙底沟类型的华县泉护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彩陶，器形以质地细腻的钵、盆和罐为主。彩绘大多在陶器表面，集中在上腹部和口沿处。颜色都是红底黑彩，少数有白色陶衣。

　　

　　08

　　

　　1959年，耀州窑遗址、秦咸阳城秦都雍城遗址发掘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后，耀州窑址被定为重点考古遗址之一。当年起，为期两年的国内首次最大规模古瓷窑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开始。耀州窑沿漆水河两岸分布，素有“十里窑场”之称。唐代始烧，主要产品以青瓷为主，遗址现已清理窑址近5000平方米，发现唐、五代、宋、金、元时期的制瓷作坊14处、窑炉18座以及数千件完好的瓷器和30多万件瓷片。

　　

　　秦雍城遗址位于宝鸡凤翔，总面积约51平方公里。雍城是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共327年，见证了秦人的成长与壮大。在雍城的西南为秦公陵园，围绕着雍城的东、西、南三面为国人墓地（平民墓地），城南郊外还有离宫建筑，城内有祭祀、作坊遗址等。

　　

　　09

　　

　　1963年，蓝田猿人遗址发掘

　　

　　陕西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就是蓝田人，在公王岭遗址发现的头骨化石也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距今115 万年。

　　

　　10

　　

　　1971年，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发掘

　　

　　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皇帝的第二子。该墓为乾陵陪葬墓之一，位于乾陵东南约3公里北面的高地上。该墓已遭盗劫，出土遗物600余件，其中大型文吏和武士俑及驼、马、镇墓兽等为唐三彩精品。

　　

　　懿德太子墓，位于今乾县县城西北约3公里的乾陵镇韩家堡村北面，是距乾陵最近的一座陪葬墓。由于懿德太子墓“号墓为陵”，因此，从墓葬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来看，都是目前唐代墓葬等级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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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姜寨·新石器遗址发掘

　　

　　临潼姜寨遗址是半坡类型的典型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完整的6000年前的村落，还有一圈防御的环壕，首次较完整地揭示了半坡类型居址的布局和特点。考古队还通过浮选法获取了很多碳化的植物遗存，比如植物种子、木屑等。经过植物考古学研究，鱼化寨的先民以种植粟和黍为主；同时也会采集菱角、灰灰菜等野果野菜。

　　

　　12

　　

　　1974年，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发掘

　　

　　秦始皇帝陵区占地面积约56平方公里，是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陵之一。除了最知名的兵马俑坑，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石铠甲坑、水禽坑、跽坐俑坑等陪葬坑，也探明了秦始皇帝陵遗存分布范围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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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周原遗址首次大规模发掘

　　

　　周原位于宝鸡扶风、岐山两县，是周人在灭商前的都邑，作为一座规划完整的早期城市，其面积约30平方公里。周原遗址有夏商周时期最复杂的城市水利系统，考古发掘了将自然水系相连接的人工沟渠，为城内居民和手工业作坊提供持续稳定的水源。2015年，周原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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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陕西省考古学会成立，西汉杜陵陵园首次发掘，清涧李家崖（商代）遗址发掘

　　

　　杜陵位于西安市三兆村南，陵区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 。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询的陵墓。陵墓所在地原来是一片高地，潏、浐两河流经此地，汉代旧名“鸿固原”。宣帝少时好游于原上，他即帝位后，遂在此选择陵地，建造陵园。李家崖城址位于清涧县李家崖村的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山梁上，体现的文化称作“李家崖文化”或“鬼方文化”，存在于商代晚期与西周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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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援藏考古 

　　

　　1984 年，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与陕西省文化厅及文物局协商，派遣一支由7人组成的考古援藏工作队前往西藏拉萨、山南、阿里等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自此，全国援藏考古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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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988年，法门寺地窖、汉阳陵遗址发掘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4枚保存完好的佛指舍利和大量唐代稀世珍宝，发现的文物中，不少表现出明显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比如玻璃器皿、茶碾子、丝织品、梵文题记等等。汉阳陵外藏坑（陪葬坑）是西汉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确定文帝霸陵位置时，其外藏坑也是重要的证据。在霸陵、阳陵、茂陵、南陵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俑，如陶塑动物、塑衣俑、铠甲俑、着衣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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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洛南旧石器遗址群、唐僖宗靖陵发掘

　　

　　阿舍利技术石器在洛南盆地遗址也有丰富的发现，它们出土于距今25-5万年前的文化层中，此时这个技术在西方已经消失，在洛南的发现说明了欧亚大陆间人群的迁徙与技术的交流。靖陵是唐代皇帝唐僖宗李儇（xuān）的陵墓，历史上多次的盗掘使墓室破坏极为严重。这是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唐代帝陵。靖陵封土为陵，城垣平面略呈方形。为一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墓。1997年，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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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周公庙遗址、汉唐帝陵、杨官寨大遗址考古启动

　　

　　说到西周，总是要提到周公，在岐山县的凤凰山南麓，发现了这位著名人物的家族采邑之地——周公庙遗址。附近有唐代的周公庙，遗址因此而命名。周公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刻辞甲骨，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甲骨最多的一个遗址，共发现了2500余字。其中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在甲骨上出现的“周公”二字，正是这两个字使考古学家确定，这里就是周公家族的采邑。

　　

　　汉唐帝陵的发掘进一步搞清楚了帝陵的位置和形制。唐朝290年间，先后有20位皇帝在位。除了第19位皇帝昭宗李晔（yè）的和陵位于今天的河南偃师、末代皇帝哀帝李柷（chù）的温陵位于山东菏泽以外，其余18位皇帝的陵墓都在关中渭河以北的平原和崇山之间，一般称作“关中唐十八陵”。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总面积1平方公里，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中心性聚落。遗址功能分区、防卫设施基本完备，已经具有了早期城市的雏形。

　　

　　2008年，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陕西西安江村大墓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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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梁带村芮国遗址发掘

　　

　　芮国与秦国关系非常密切，芮国始于商末周初，公元前640年被秦穆公所灭，立国400余年。陕西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等芮国遗址的发现，实证两周芮国封地的确切位置。2005年，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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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发掘

　　

　　宋元时期，长安周边高等级墓葬急剧减少，家族墓园更为罕见，因此，北宋吕氏家族墓园的发现尤为难得。吕氏墓园位于西安市蓝田县，从1074年 （北宋哲宗熙宁七年） 到北宋末年共埋葬吕氏家族成员5代人29座墓。2010年，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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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发掘

　　

　　张安世家族墓地是以西汉富平侯张安世墓园为核心，张安世是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其墓园周围有从葬坑、兆沟和祠堂等，祔葬的多代子孙墓呈向心状分布。这是完整揭露的西汉中晚期帝王御赐、国家营建的列侯级别墓园及其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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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石峁遗址全面系统考古

　　

　　石峁城址以气势恢宏的石砌城垣为突出特征，有城防设施、宫室建筑、大型墓地及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城内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是距今4000年前后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都邑性城址，代表了中国北方早期国家文明的发展高度。2019年，石峁遗址皇城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中亚（乌·哈·吉）国际合作考古

　　

　　2013 年，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2017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对拉巴特一号墓地进行了发掘。2016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签署合作协议，并选定拉哈特遗址作为双方合作的首个考古发掘对象。2017年的赴哈工作，是两国考古学界在田野考古工作方面的初次合作。

　　

　　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建成

　　

　　陕西考古博物馆将“创新融合”作为提升考古博物馆生命力，激发观众的求知欲，展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探索、研究、揭示、共享人类发生过的秘密，努力创造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高品质展陈风格的展览，在本次展陈中使用了场景复原、模型沙盘、半景画、绘画、仿真雕塑、科技装置等等方式，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参观体验。

　　

　　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考古魅力，体验陕西历史文化，展示文物在空间表现的更多可能性，馆方多处采用数字技术对考古场景进行精确还原，比如为了展示气势恢宏的石峁城址，除了采用3D打印等比例缩小模型展现城防设施、宫室建筑、大型墓地、手工业作坊遗迹，还结合场景复原了一段石峁的“石墙”，观众站在这些场景中，用石峁人的视觉角度，观看石雕具体位于石墙中哪个位置，理解它们的使用功能。

　　

　　至于怎样把“八边形穹隆顶”的建筑学构造和“色彩丰富、保存完整”的特点给观众直观地展现出来呢？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中，做了课题攻关和多套设计方案，最终决定采用整体场景还原的方式，把壁画墓抬升至3米高处，观众可从底部仰望的特殊观看方式。在此基础上馆方还希望营造一种虚实结合的气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还融合了数字多媒体3DMapping技术，演绎了墓主人生前“堂中对坐图”“临行献酒壮行图”“醉归乐舞图”“停舆图”“放牧图”等生活场景，让观众更直观了解展品背后的文保科技手段和文化内涵，获取更多的信息，不论是保护方式上还是展陈方式上，都体现科技创新对文物保护的影响。

　　

　　此外，随着展陈理念和技术的提升，玻璃展柜和昏暗的灯光效果可能会影响观众的视觉体验。为了确保展出效果，让观众注意力集中到文物展品上，该馆在灯光设计中，根据不同场景主题，对墙面照明、立体展品陈列照明、展柜陈列照明都做了“因地施用”的处理方式，在营造空间氛围的同时，配合展现文物真实状态的场景和实物，使博物馆陈列主题达到准确表达，让观众在光影中读懂文物。

　　

　　以“考古”为核心词，注定了陕西考古博物馆与其他大量博物馆迥然不同的定位。而在此前的探馆活动中，强烈感受到，“考古”二字贯穿了整座博物馆的观展路线始末。从某种意义上讲，陕西考古博物馆就像一座考古学科的“大课堂”，它展示着考古学科领域璨若星河的深厚积淀、学科元素，更让公众有机会成为考古学的“入门弟子”，感受考古学中奇妙无穷的乐趣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