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陵邑，是汉代的五个国家级开发区，但不是经济特区，是政治特区。

 

　　西汉一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事实上，刘邦是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才称帝，以公元前206年为建国纪元，因为他与项羽的那个约定——“先破秦入咸阳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先项羽攻入咸阳城，并接受秦朝皇帝子婴投降，“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高祖本纪》）。但此时，刘邦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远逊于项羽，着名的“鸿门宴”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环节。请客吃饭也是革命，项羽在鸿门（西安市临潼区内）给刘邦摆了一桌子饭菜，布下陷阱，用西安话表述，是“挖了一个坑”。刘邦不得已放弃胜利果实，在宴席中间智慧逃生。

 

　　公元前202年一月，刘邦在转战途中称帝，但称帝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不详细。《汉书·高帝纪》记载是“春正月”，但依“秦历”，正月应为十月。秦朝奉行“颛顼历”，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汉书》记载“春正月”，是含糊其辞，相当于“就按一月算吧”。地点也无定论，大致在山东、安徽、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带。一种说法是山东菏泽城内，也是衍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这也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定都的举措，是行军到了洛阳。六月里的一天，一个叫娄敬的人冒死求见，陈述定都长安的种种益处，刘邦当天即决定“迁都”长安，拔营西向，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日，车驾西都长安”。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来，刘邦的军营就是“国都”。冒死上谏的娄敬是“戍卒”，一名普通的边防军战士，但此后大受器重，并获赐刘姓，换姓不改名，称刘敬。《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中的刘敬，即是娄敬。

 

　　这一年十二月，刘邦终于完胜项羽，基本掌控国家大局。

 

　　严格讲，西汉是应该以公元前202年为建国元年的，但称帝的时间地点不清晰，也过于潦草。比较而言，以公元前206年开纪元，刘邦亲自接受秦朝皇帝的投降，还有“先入咸阳者为王”的历史性约定，就显得体面多了。

 

　　但此时的长安，尚不具备作为国家首都的基础条件。北边的秦都咸阳，已经因项羽一把烧了三个月的大火而瓦砾遍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关中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公元前189年，有过一次人口普查，长安城人口仅为二十四万多。“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汉书·地理志》）。这次人口普查是汉惠帝刘盈诏令进行的，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山崩，刘盈继位，元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六年而成，之后进行人口普查。刘邦执政时期，首都长安是无城的，人口也不会超过二十四万。

 

　　当初之所以选定长安，有两个主因，一是项羽势力仍然强大，雄踞关东。以长安为都，可以凭据秦岭-黄河的天然屏障，进可攻，退可守。二是长安是西周故都，树大根生，人文厚重，可使国家长治久安。

 

　　汉七年和汉九年，娄敬又上谏两件大事，均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全部被刘邦采纳。一是北和匈奴，攘外先安国内。二是由关东地区向长安大移民。

 

　　五陵邑的设置

 

　　刘邦迁都长安是“汉五年”，四年后，“汉九年十一月”，公元前198年十一月，娄敬的“强干弱枝”政策正式实施，第一次大移民约十万人口“实关中”。一次性安置十万人口，于今天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甭说汉初的时候了。

 

　　最突出的难点，是十万人口摆在首都的哪个位置？

 

　　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这些人不是普通人，是关东齐国楚国的名门望族。对于刚刚建国，脚跟尚不稳健的新兴政权而言，这是一个有着潜在政治风险的庞大群体，或说是当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一项颇具政治智慧的“陵邑制度”应时出台了——在皇帝陵园附近，政府拿出土地和资金，建设生活社区性质的“开发区”，入驻开发区的待遇是优惠的，配套措施是“与利田宅” “户二十万”等等。这些人名义上 “侍奉陵园”，实质是享有人身自由的隔离。第一批十万移民，被安置在刘邦的陵园，命名“长陵邑”。

 

　　刘邦迁都长安时，没有花心思搞城区的规划和建设，他是“先治坡后治窝”的首倡者和践行者，反对修建“楼堂馆所”。当时的首都长安尚无城，政府办公地点在萧何丞相营造的未央宫里。汉七年（前200年），未央宫落成时，刘邦还因“豪华”把萧何臭训了一顿，“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汉书·高帝纪》）

 

　　长安城是他儿子即位后才修建的，惠帝元年春天开工建设，惠帝五年（前190年）九月竣工，“九月，长安城成”（《汉书·惠帝纪》）。长陵邑筑城更晚一些，是吕后下令修建的，高后六年（前182年），“六月，城长陵”（《汉书·高后纪》）。

 

　　汉代陵邑制度始自高祖刘邦，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诏令废止。五陵邑集中在长安城西北咸阳塬上。汉代帝王陵邑共七座，另外两座为霸陵邑（文帝刘恒陵），位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塬。杜陵邑（宣帝刘询陵），位于长安城西南的杜东塬。

 

　　陵邑的建制为县级，但实际规格要高，长陵邑令“秩，二千石”。秩是俸禄，长陵邑令拿的是郡守的工资。陵邑不归郡守管制，受中央直辖，由中央掌管宗庙礼仪事务的九卿之首太常管理，是实实在在的国家级。今天的一些开发区，叫国家级，但官员的使用和任免在地方。五陵邑的人口规模，只长陵邑和茂陵邑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至西汉末年，长陵邑“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茂陵邑“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汉书·地理志》）。这两个陵邑人口已近五十万，于汉代而言，已经是当时的大城市了。

 

　　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冬十月，汉元帝颁诏废止陵邑制度，理由挺人性化，很有点“以民为本”的意思。“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无）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汉书·元帝纪》）废止诏令发布后，陵邑也下降规格，移交地方由三辅具体管辖。三辅，是长安大首都地区的三个辖区，最初指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后指三位官员的辖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者，谓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汉武帝改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黄图》）“京兆在故城南冠里，冯翊在故城内、太上皇庙西，扶风在夕阳街北，此其廨治之所也。”（《雍录》）

 

　　“实关中”政策的废止

 

　　公元前40年冬十月（永光四年），汉元帝昭告天下，废止陵邑移民制度。自高祖刘邦第一次大移民的公元前198年冬十一月开始，已过去了160年，汉朝也已经历了九朝十代，历经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九位皇帝，一位吕后。

 

　　“实关中”政策初意是“强干弱枝”，强化中央集权，但意义远大于兹。对国家维稳、社会繁荣，乃至优化首善之区的人口结构、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与促进都有启世之功。这一政策的终结是寿终正寝式的，因为它的内涵使命已功业圆满。再延续的话，损害会远大于益处。事实上，在昭帝、宣帝时期，负价值就已经浮出水面了。

 

　　一是关中人口爆发式增加，但土地是有限的。安置移民的生活和生产都需要土地。“与利田宅”“田二顷”，到后来，政府已经拿不出土地了。当年的农业生产水平有限，粮食产量较低，每年都需要从关东地区大量输入粮食，已造成政府严重负担。

 

　　二是侈靡之风衍行。移民人口多为望族、权贵、大户，非劳动人口占主体。生活优越，侈靡成风，“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西京杂记》）此外这些人多享有特权，手眼通天。陵邑属于特别行政区，地方官员无权也无力管理，有些事连中央“直接领导”太常处理起来也颇头疼。韦贤是宣帝时的丞相，他儿子韦弘任职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汉书·韦贤传》），当朝丞相的儿子担任此职竟也如此，其他人可以想见。

 

　　三是移民权贵的食邑之地仍在关东，“根”在关东，“西漂”在长安，而且移居关中并非自愿，每年彼此往返，滋生的事端不断，反政府情绪不断淤积。强势政府可以威压，但性子平弱的皇帝会捉襟见肘。班固对汉元帝的史评是：“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书·元帝纪》）汉元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皇帝，挥了挥手，说，这事算了吧。“实关中”政策就废止了。

 

　　西汉东汉居公元前后各200年余，西汉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是公元25年至220年，公元9年至25年是王莽夺汉改新阶段。考察西汉一朝，是有历史得失供检讨的。刘邦创业立国，因陋就简。文景二帝清醒自律，与民休息，宽仁富国。武帝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功勋卓着，但军费连年增长，税赋不断增加，耗国疲民。我们习惯赞颂开疆拓土的皇帝，称其有作为，但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好大喜功，对国家伤害也是很深的。到元帝时，更加暴露出了帝制及人治的短处，国家制度和法度不完备，中央高度集权。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业务能力”相差悬殊，像抛物线。而丞相的水平都高，基本上保持在“高智能”的平行线上。因此，“事业心”不够强大的皇帝，不得不由着丞相等一班掌权人擅权弄权，进而陷入中国式帝制的恶性循环的泥沼。元帝之后，再及至成帝、哀帝和平帝，整个国家不是向前发展，不过是顺延和残喘而已。

 

　　汉朝丞相与皇帝间的关系，在中国大历史里极具典型性——紧张而脆弱。汉朝多位丞相命运多舛途，但强臣压君、支流漫过主流的事也时有发生，如霍光之于昭帝、宣帝，王莽之于平帝，吕后以母亲之威限制汉惠帝，给西汉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汉惠帝刘盈内惧母亲，外怵大臣。“内修亲亲，外礼宰相”“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汉书·惠帝纪》）。权杖的掌握者与执行者之间，如果不是被国家制度连动着，而是依靠一种模棱两可的“信任”维持。权杖失去理性，是国家的最大隐患。

 

　　汉代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本质是强干弱枝，巩固中央集权。这个制度从最初设计到后来的实施效果，都是成功的。设立特区制度，政治安全是底线，如果底线失控，给国家安全带来危机，或是隐患，就是政策的失败，是失控。如果五陵邑设立之后，实施高压政策，做成了政治隔离区，而没有后来的社会繁荣，则是更大的失败，因为这项大政策的光亮和创新价值消失了。

 

　　五陵邑位于西安以北的咸阳塬上，大致呈东北—西南一线排列，在渭河与泾河的合抱之中。咸阳塬年平均降水是550—700毫米，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茂陵海拔480米左右，平陵约为470米，长陵、安陵440—450米，最东的阳陵只有410米。止于今天，2200多年的时光流走了，当年五陵邑的喧哗与躁动业已半隐于咸阳塬厚厚的黄土之中，与之相佐下陷的，应该还有人们对中国大历史的反思与反省。

 

　　作家简介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着作12部，《先前的风气》一书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