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深切感受，想来现在的人们已是完全无法体会了。如今，手机、电脑、电话，短信、微信、视频比比皆是，随时可以互通信息，交流思想。但我们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那个年代，通讯手段极为落后。全连只有一台手摇电话座机，还是条军用专线。它完全靠话务员人工拔插销、插插座，才能接通被呼叫单位。你就是想发份电报，也只能自己先拟好电文，再辗转委托连里的“上士”或通讯员，到远在七、八十里外的安康县城拍发。因此，书信往来就成了我们与远在西安的父母亲朋联系的唯一手段。现在，虽然手写书信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现代通讯信息，却永远也代替不了“见字如面”的远方来信，永远也代替不了当年我们拆阅家信时的幸福、喜悦和情感冲击。

　　盼家信，想爹娘，是伴随我们近三年“三线”时光的重要情感生活。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年，我们在参加“三线”建设期间，但逢有塌方洪水、战友牺牲或缺粮断顿的消息传到西安，就会引起家长对自己未成年孩子的无尽担忧，必然会带来一波家里来信或邮寄食品包裹的高潮。那时，收到家信的同学大都兴高采烈。没收到信的同学却难免流露出羡慕和失望的神情。好在我们往往是一人家里来信，大家共同分享；一人收到包裹，大家分着解馋。这种分享现象不仅我们连存在，在兄弟连队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方式。比如，距5806部队一中队学生二连驻地不远的汉江畔，有一块硕大的礁石，能容下十几个人同时在上边逗留。它成了二连战友洗衣服的晾衣石和洗澡的“更衣间”。同时，它也是同学们读家信、思故乡的聚会地点。战友中每逢有人家里来信，大都会在饭后工余，约上三五个要好的同学，坐在这块礁石上念读家信，大家一起分享亲人的问候，了解西安的情况，排遣想家的心绪。有时读到动情处，念信人和听信人会从低声抽泣到放声大哭。久而久之，二连的同学称这块石头为“想妈石”。

 

　　在“三线”时，我连通讯员王世义按规定每周才到团部领取一次包裹信函。由于从西安寄来的包裹较多，一周下来也积攒的有百十多斤重。远里没轻担。十多里的山路，累得他不停的把挑包裹信件的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他知道同学们盼望家信急切，路上就一刻也不耽搁的往回赶。往返几十里山路往往要用近一天时间。大家每当看到我连通讯员王世义挑着信袋包裹从团部归来，都会老远的就打招呼：“世义，有没有我的信？！”“世义，有没有我的包裹？！”我也是每次询问，每次失望。因我家兄弟姊妹多，被抄家后我父亲被停发了工资。所以，在“三线”期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家信，从来没有接到过一份包裹。慢慢的，我也就断了这份念想。

 

　　我连一班班长毕建顺是个独生子女，与我同为山东籍老乡。一次，他的父母从西安给他寄来了两斤青岛产的高粱饴糖。在那时，这绝对是高级食品（“文革”期间食品匮乏，有高级点心、高级糖之说）。他拿到包裹后二话没说，邀我躲到江边的一个山坡后面，你一块儿，我一块儿，不知不觉的一会儿把二斤糖果吃了个精光。吃完后我俩咂摸咂摸嘴儿，还觉得意犹未尽。

　　最令全连轰动的一封信，是1972年秋天，班长刘安利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安、已分配到商业系统工作的一位女同学的一封情书。这封信的末尾写着“让我们的爱情火焰燃烧，燃烧，再燃烧”的词句。当时，全连同学生死与共，人际之间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刘安利同学也像收到其它家信一样，在同学中间公开的读了出来。这封情书的内容一下子击中了大家的兴奋点。

 

　　那年，同学们多数已满18岁，个别同学已迈入了19岁的门坎。正处于青春萌动期。对异性已开始有了追求与渴望。只是饥饿和劳累压抑了大家的青春欲望。这封信无疑是一副兴奋剂。“让我们爱情的火焰燃烧，燃烧，再燃烧”成了同学们一时的口头禅。过了一段儿时间，这段话演绎成了同学之间的一种问候语，见了面总不免说一句“燃烧，燃烧，再燃烧！”

 

　　大约是在1971年春节前夕，可能是西安有关“三线”学生的负面传言过多，抑或是为了防止我们在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之际，思家乡、想爹娘的情绪难以控制。于是，我连指导员有意安排炊事班班长张友学，于赴西安采购期间，深入厂区街坊，向学生家长正面宣传襄渝铁路建设的大好形势，引导家长给子女写家信，鼓励自已的子女安心“三线”建设，积极争取进步，努力锻炼成长。与此相呼应，我们全连同时也开展了一次写红色家信活动。当时连里还是尊重大家的通信自由的，想写些什么没有具体要求，写什么内容也没人检查。写好后贴上八分钱的邮票，交给连通讯员统一寄发。信寄出去后不久，很多同学纷纷收到了从西安寄来的家信。这些来信大多是鼓励子女为国争光，为“三线”建设出力和听领导的话，注意自身安全之类的话。对此连指导员及时抓住这次极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机会，把有些同学家信中的豪言壮语摘登到了连里的黑板报上。把不少信中鼓励子女的话，在全连晚点名大会上进行了宣读。这批家信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振奋了全连克难攻坚的士气，但也不同程度的勾起了不少同学的思乡情怀。

 

　　我连三排还住在乌家祠堂的时候，一天傍晚，有个同学高兴的为大家念家里的来信，当念到西安的家境，弟妹的情况，在校其它同学分配到工厂工作的情形和父母对儿子的思念时，这位同学不禁的啜泣了起来。这时，思乡念母之情深深地感染了大家，一开始有人默默地抹眼泪，继而更多的人小声抽泣，后来慢慢的全排同学放声大哭。事后，我们排还受到了连指导员的严厉批评。

 

　　5851部队一中队学生四连韩小雷同学在回忆文章中说，“自从我在西安挥手告别了亲人，来到襄渝铁路建设工地后，几乎每星期都能收到家里的信件，我也按时给家里回信，哪怕就一句话。1973年，当我穿着一身破破烂烂回到家里时，拿出厚厚的一沓信件交给父母时说，我回来什么也没带，只有这些信是我在‘三线’最珍贵的东西，它陪伴我渡过了我的青春岁月。父亲同时也拿出我寄给家里的信件，每一封都保存的象刚刚收到一样。父亲对我说，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活着就是胜利。父亲又耐人寻味的说，你知道吗？为什么给你写那么多信，只要你回信，哪怕是一张白纸，我们就知道你还活着。”当时，在韩小雷父子心中，家书成了联系亲情、掌握生死吉凶的唯一信息来源。

　　我们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期间，虽然盼家信望眼欲穿，思父母泪水涟涟。但谁也没有撂挑子，谁也没有闹情绪，谁也没有耽搁一天的正常施工。大家默默地把这份情感深深地埋在心底，以坚强的意志，高度的忍耐，以舍小家为大家的宽广胸怀，每天坚持抡镐挥锨，高擎风枪，无怨无悔地投入到紧张的施工劳动之中。

 

　　当年，同学们是收家信容易，复家信难。大家对唐代诗人张碣的“故乡朝夕有人还，欲写家书下笔难”的诗句深有同感。复信时，生怕遣词造句拿捏不当，会引起父母亲人的担忧猜想。多少年后，我还写了几句顺口溜，以抒发当年读写家信的复杂情怀。

 

　　我有一个名字叫学兵，

 

　　都写在一页页家信中。

 

　　母亲问儿可安好？

 

　　儿却不敢言实情。

 

　　刚写下“妈妈放心，儿不饿”，

 

　　怎奈饥肠就传来辘辘声。

 

　　“不用牵挂，儿不冷”，

 

　　抬头望雁阵往南行。

 

　　才说“不苦，不累，没险情”，

 

　　忙撂下笔，

 

　　又往塌方危崖上冲。

 

　　家书件件如战鼓，

 

　　嘱儿为国立新功。

 

　　战备施工比山重，

 

　　别把家事放心中。

 

　　把一封封家信珍藏起呀！

 

　　“当作药引，疗伤情”。

       （文/王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