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我国普及利用率极高，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和代步工具。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我国自行车拥有量已近四亿辆之多，居世界第一位。从而搏得了“自行车王国”之称。人们在广泛运用自行车、看重自行车的过程中，难免会碰撞出许多闪烁的火花，酿造出不少有趣的故事。

 

　　自行车在我国是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1897年中国开始从英国引进自行车。同年在上海成立了同昌车行。往后的多年间，我国先后从英国进口了兰玲、凤头、三枪等牌子的自行车。从日本进口了菊花、铁矛、僧帽、富士等著名品牌。在日本车中，有的车把先竖直后横平，国人不太适应。但日产车比英国造要便宜的多。尽管如此，这在当时都是令人眼红心热、难以企及的贵重物品。如三街五邻中谁家有辆进口自行车，那是让人们十分艳羡的事儿。《申江胜景图》中这样描述自行车：“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1949年4月，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天津自行车厂视察，批准调拨13万顿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1950年7月，第一批飞鸽牌自行车问世，从此开启了新中国国产自行车的生产史。紧接着，1958年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出了凤凰牌自行车，紧随其后，沪上又推出了永久牌自行车。一时间，飞鸽、凤凰和永久牌，成了我国自行车的三大名牌。1974年前后，常州生产了“金狮”、青岛造出了“国防”，长春推出了“长白山”，其它省份的红旗、飞鹿牌自行车等等纷纷问世。在自行车制造供应方面，我们西安也不甘落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座落在互助路中段路北的西安自行车厂成立，在九个自行车零件厂的通力协作下，生产出了延河牌、鸳鸯牌自行车，有效弥补了西安自行车市场的急需。老牌自行车在我国曾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岁月走到2000年前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我国逐渐向汽车大国过渡，加之共享单车模式的出现，使得老自行车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在六七十年前，国人对自行车有着特殊的情感。谁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如获至宝，特别爱惜。不少人买来新车后，都会精心装扮，多方保护。先是要把一根大梁和两根竖梁以及后衣架用胶带细细的缠绕起来  ，以免上下车磕碰。再让手巧的家庭主妇，为两个车把织上棉线护套，有俏皮的还在把套下悬两个彩色绒球，骑行起来绒球随风飘摆，十分好看。还有就是要为爱骑配一个垫有海绵的人造革座套，除了具有保护作用外，坐上还能绵软舒适，使身心都得到满足的享受 。有要好的车主往往还会把“噹啷，噹啷”响的车铃，更换成能连续发声的双铃，骑起来逢人按响车铃，发出“叮玲玲，叮玲玲”的连续响声，有意招摇过市，以在人前显摆自己的新车。

 

　　在那段特殊的年代，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居有很高的地位和作用。它与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共同构成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三转一响”。这“三转一响”是当时结婚成家的标配，也是订亲彩礼的首选。我当初结婚成家时，就为筹办这“三转一响”很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要158块钱，相当于我三个半月的工资。好在我省吃俭用，还攒了三几百块钱。但光有钱还不行，那时商品紧缺，买自行车、缝纫机包括胶合板纤维板等等都要凭票供应。商贸部门每年都会给各单位分配几张专供券，个人需在自己所在单位排队领取。等的时间长时要排两三年，短时也得大几个月才能领到一张券。那还得是有什么算什么，如果你运气好，排到你时有几种券，那你也只能选取其中的一种。还有的单位用抓阄的办法分配购物券，那就全凭运气了。我筹办婚事时只领到了一张缝纫机票。但未婚妻上班路远，似自行车更适用些。我又想方设法，在位于解放路东一路口儿的“解放路第一百货商店”、简称“解一”，用缝纫机票换了一张自行车票。这才遂心如愿的买了一辆墨绿色的二六飞鸽牌大链盒自行车。我未婚妻骑着它上下班很是神气，我心里更是高兴。但直到临举行婚礼时，我也没能湊齐这“三转一响”。

 

　　那时由于新车难买，“二手车”市场就应运而生。无论是各大寄卖行还是城乡自行车交易市场都十分活跃。其中，位于解放路人民市场里的自行车交易市场规模最大。这个市场每逢周日开市。每到星期天这里都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但凡要出手自行车的，都是事先就将车子擦的锃光瓦亮以抬高身价。车子还没推到估价平台上，就被有意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查看成色，有的询问卖价，还有的干脆拉住车主就往外走，要单独面洽。当然，这在交易市场上是不被允许的。估价师是位五十岁左右，中等偏高身量的汉子。他在估价时，摆出一副十分权威的架势，先是后退几步，仔细打量自行车的全貌。然后要细细的摸大梁、看瓦圈、查车胎和走到正面端详前叉。旣要看看各部位的成色，又要查查有没有拥伤磕碰。所谓拥伤，就是由于冲撞或重载急刹车造成的前叉变形或大梁拱起。估价师把自行车上上下下查看完后，才拖着长腔唱到“六成新——，前叉焊过，五十二元——，下一辆！”如果估价在车主的预期之内，就会进入下一道程序：交由工作人员等待买主。如果嫌估价过低，也可以拒绝出售。有的车主在估价前还会歉躬的递给估价师一根香烟，以求给估个好价钱。估价师高傲的接过香烟，连看也不看，就顺手别在了耳朵上。还有的自行车贩子，在市场上神不知鬼不觉得坐地现买现卖，以从中渔利。还有来路不明的自行车，没有发票也没有当地公安部门颁发的自行车执照，那是严禁在市场上交易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行车是一个家庭中十分重要的、甚或是唯一的交通出行工具。但凡家里有一辆二八加重自行车，往往都是前大梁上装着儿童座架，后衣架上扎着厚厚的棉垫。一家大小三四口人出行，一辆自行车就足够了。比之现在的奔驰、宝马也不差啥。但当时的交通规则也是很严的，骑自行车不准带人。有一则笑话流传至今：说是有一家人回娘家，男人自行车前边驮着大儿子，坐在后衣架上的媳妇抱着小姑娘，车把前网篮里装着礼品，后衣架侧挂着一个旅行袋。为了躲避交警，他专拣背街小巷走，没想到背街小巷里也有交警。碰见的第一个交警揶揄他说，“搬家呢？！下来下来，不准带人。”碰见的第二个交警更逗：“家里还有人没有，都带上，都给我带上！”虽说是笑话，但足见自行车在当时的能量之大，作用之广。除此之外，买粮购物换煤气罐，上班串门接送孩子等等，都要依靠自行车作交通运输工具。自行车已成了当时一个家庭中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物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公用设施较为落后，大多是“马路不平，路灯不明”。大街小巷里的路灯，一般用的都是白炽灯泡，在绿树的掩映下更显得昏昏暗暗。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交通管理部门严格要求，夜间骑自行车必须佩戴车灯。所以，人们为自行车的车灯也下了不少功夫，想了很多办法。相声大师候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名段《夜行记》，就生动描述了有关自行车灯的故事。其中的原句有：“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我“买个纸灯笼，”“反正他不能说我没打灯”。“花五分钱买个纸灯笼，点好了，一手扶车把，一手拿灯笼”。后来纸灯笼着了，“连袖子都烧着了”。“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我就钻胡同”，“一不小心，掉沟里了。”那时交警夜间对自行车灯查的很严。所以，有的人就往L型车灯座上插一个用灯捻儿点煤油、四周有玻璃灯罩的“气死风灯”。这种灯在晴好天气还凑活，一遇到大风大雨就往往会被吹灭。平时也是灯光微弱，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糊弄交警就绰绰有余了。有的在车灯座上插一个装两节五号电池的、方型的专用自行车灯，用这种车灯效果就好多了。但是它用电太费，隔三叉五就得花钱买电池，使得人在经济上承受不了，所以普及率并不是很高。还有经济条件稍好的、也爱美的车主，就花大价钱给爱车配上一套自摩电灯。这种装置是在车后轮上方，安装一个类似小酒瓶状的自摩电机，依靠后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转动。发出的电通过电线传送到车前的车灯上。你骑的快，发的电量足，车灯就亮。反之，你骑的慢，发电量小，车灯光就微弱。所以这种车灯远看忽明忽暗，飘忽不定。凡安装这种自摩电灯的，骑起自行车来，后车轮都会因摩擦而发出吱吱的响声。由于它损坏了以后不易修理，加之有一定的阻力，所以当时使用这种自摩电灯的人并不多。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人们干脆用自己随身携带的方型棉布手帕，绑一支手电筒在车把上，凡遇到路黑或碰见交警，就把手电筒打开，过后再关上。回家进门还能作照明用，这样可以一举多得。这种十分方便的“车灯”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那时候，有关自行车的故事太多了，有因借用自行车闹矛盾的、有为买不上自行车闹别扭不结婚的、有专事修车补胎的.、甚至还有想方设法偷盗自行车的等等。国人有关自行车的话题，那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如果用新眼光来看旧事物，那无疑是可以挑三拣四的。同样，用现代标准看待老自行车，就显得它太过笨拙，过于落后了。但其一百多年来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为社会活动创造的情趣，特别是为低碳出行作出的贡献是绝不可以抹杀的。因此，第72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3日为“世界自行车日”，但愿人们不要忘却了老自行车。

 

　　作者：王凯利，现为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参事室）文史研究员。曾著有反映“三线”学生连生活的专著《群山莽莽》，被改编为广播小说《山魂》。短篇小说《大老憨与小破鞋》获陕西省小说散文竞赛乙等奖；歌曲《绿色之歌》曾一度为广州轻音乐团演奏的主题曲。（文/王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