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区域，一条街道，最能体现文化水准的，第一就是书店，而南院门及其周围地区，早在20世纪之初，可以称得上是书店林立、书香弥漫的文化中心。

 

　　首先要说的就是公益书局，辛亥革命前设立于南院门的马坊门，后搬到竹笆市。《西安市志•大事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同盟会员在西安建立据点，展开革命活动。……焦子静、张拜云在南院门创办公益书局，师子敬任经理，秘密购运、印刷革命书报。”

 

　　《西安老街巷》书中的《解放前的南院门及其周围》一文说：“公益书局”，表面上是收购和销售各种古旧书籍、碑帖，实际上是陕西同盟会秘密革命活动的据点。再者，在这里往往还能买到名贵的古籍珍本，还兼卖文具、纸张等。但因这里地方窄狭，革命同志们来西安聚会不够住，招待有困难，所以不久就另租了竹笆市一所街房（今阿房宫电影院临街处），后来在这里时间一长，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风声不好，房主不让书局续租，焦子静便自己出钱在南院门街路南、南院广场对面，买了一所有三间门面街房带一个大后院的房子（即今南院门街门牌104号“古旧书店”地址）。

 

　　《民国西安词典》载：“公益书局，民国四年（1915），迁至南院门路南（今天古旧书店所在地）。下辖书业、印刷两个部门，另在竹笆市街北段路西开设公益印字馆（实为同盟会员联络点）。同年公益印字馆亦迁至南院门街与之合并，改名酉山书局。门面房是书局，后院是印刷厂。在陈树藩督陕时，一度改名含章书局，（为了避免官府注意）旋又称酉山书局。曾参与印刷《关中从书》。抗战初期，焦子静为帮助抗战宣传，将印刷机器交给《西京平报》使用。……”《西京平报》为陕西抗日名将孙蔚如，以及王宗山、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崎、温良儒、焦子敬、谢鉴泉等赞助创办。地址东木头市17号。

 

　　公益书局所辖的公益印字馆，就是一家印刷厂。在《民国西安词典》上一查，类似的搞印刷的工厂，在南院的还有不少。如艺林印书社，民国十年（1921）创办，经理张葆生。曾印《关陇日报》《关西日报》《学生联合会会刊》等。1926年迁南大街。再有义兴新印书馆，后转《西北文化日报》。聚秦石印馆，能制各色套版，专印商标及彩色印件。以及良友印字馆、泰山号、光华出版社、恒丰印字馆、公正和、兴华印字馆、济丰印字馆、精益印字馆、振兴石印馆、集益石印馆、雕藻石印馆、乾益石印馆、荣华印字馆等。真正是书局多，印刷的更多。

 

　　接着再说公益书局，他们经营运销革命书刊和新文化读物，一些官府查禁的刊物，都设法夹在其他书刊纸张里运到省城来，然后再分给各地同志。根据需要也秘密翻印革命刊物广为宣传，同时，书局附设的印字馆还秘密翻印和发行其他宣传革命的刊物。其中有《民报》《夏声》《关陇》等报纸杂志，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铁券》等革命书籍。这家书局作为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联络的一处地下革命据点，是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场地，是宣传革命新思想的一个中心，这里还被作为地下招待所，省城及各地的同盟会员都把这里当成了秘密相聚的会所。为推翻清这一封建反动王朝，公益书局（酉山书局）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永载史册。

 

　　《解放前的南院门及其周围》一文还说：辛亥革命后，酉山书局在陈树藩督陕时，西安围城后和宋哲元主陕时，曾先后三次因故被封闭，旋又复业。到1932年前后，该书局仍承印景梅九办的《国风》报和《出路》杂志等。以后酉山的生意颇萧条，焦子静遂将南院门街书店的房屋出租给上海商人开的“亨达利”钟表店，并将印刷机搬到竹笆市南头路西杨茂三开的酱园内，将酉山书局的牌子挂在酱园门旁，接承印书本传单等。……解放后，焦子静将南院门街原书局的房屋租赁给西北工程总局，以三年得的租金还清了他欠亨达利的债款，此后，房归公有，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古旧书店”。现在该店已改造为两层房，内部两进深，颇为宽敞，出售的古旧书少，而多为新出版的各类书籍、画册、字帖等，经常顾客满大厅。

 

　　当时，南院门还有一家正谊书局，由同盟会会员薛峻创办，也是同盟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性质和公益书局差不多。1925年，中共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在南院门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青年书店，专门经销进步书刊，地址在今古旧书店和大芳照相馆之间。

 

　　民国时期，南院门地区已汇集了一批书店，广场东、西两侧有世界书局和中华书局，再有三联书局，当时也是一家较大的书店，为进步青年经常光顾的场所。南院门一带从清末就是西安的商业中心，这种繁华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尤其是全国著名的几家大书店也在这里开设有分支机构，给这古城的商业街区渗透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当时西安共有8家全国著名的大书店的分店，其中5家就设在南院门正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东段路南，粉巷位置，解放后修建了西安市第一医院。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北新书局在西段路北。再有大成书店，以及位于南院门165号的亚光书店。有民国二十年（1931）11月在马坊门街开业的西北文化书局，经销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生活书店西安分店也在马坊门25号，民国二十八年（1939）被查封。

 

　　马坊门还有一家“开明书店”，紧挨着民光电影院。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教育界人士集股金创办。首任董事长是梁午峰。梁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曾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还参与创办了西安力行中学、培华女子职业学校、泾阳西北仪祉农学园等，是个大学者。开明书店实为西北教育用品社，也兼销售“三联书店”的书籍。因卖开明书籍，在西安享有好名声，日久被称作“开明书店”的。

 

　　民国二十年（1931）时，南院门院门巷内曾是西美书店住地。西美书店是一家进步书店，民国十九年（1930）创办于西大街。在院门巷时间不长，又迁到正学街。民国二十二年（1933）所有书刊被当局没收并强迫关闭。

 

　　南院门街的北边从东口往西，有家名“义兴堂”的书铺，是较早卖古旧书的地方，曾经也叫“南院书屋”，规模不大，但生意较好。再有一家澍信古旧书店，在竹笆市南口路东，开办时间较长。以及大车家巷北口附近的七八家古旧书摊，这些书店、书摊，以及古董铺子、字画店，多售线装书，兼售文化用品。

 

　　张学良将军1946年5月20日复其大姊张冠英的信中曾说：“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张学良曾以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的身份在“南院”干了将近一年，看来，当年他对南院门两个旧书店很熟悉，应该没少去登门淘书吧！

 

　　这一批书店，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最，这两家民营书局，都是上海总局派到西安的分局，有总局撑腰，在业务上可以放手去做，因之占尽优势。另外，要数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也都是善于经营的书店，他们的负责人都是商界老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皆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些书店还为全省的中小学生供应各具特色的课本和大量的课外辅导读物，一到开学季，也是全城师生趋之若鹜必然要去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东西甜水井街上小学时，离学校不远的南院门，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一是南院门集邮门市部，二就是古旧书店。

 

　　说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得说民国时期西安著名的文化大家阎甘园先生，他的儿子阎秉初于1947年在南院门独资开办艺苑斋文物古玩店，新中国成立后开了和平古旧书店，1956年公私合营，和平古旧书店和酉山书局等几个书店一起合并成了“西安古旧书店”。地址为酉山书局所在的南院门正街。

 

　　这家西安古旧书店不仅卖书，还收购古旧书。除通过门市部经常收购古旧书刊外，曾先后从民间、废品站、造纸厂抢救出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珍品和文物，其中有宋拓本《麓峙碑》、金拓柳公权《金刚经》、宋刻本《冷斋夜话》、明刻本《册府元龟》；记载洪承畴、孙传庭与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作战时的往来书信120余种；还有记载民主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活动的文献史料等。这些都让我感觉到了它的独特与其他书店的不同。

 

　　到了1962年，我在梁家牌楼上初中，古旧书店我就进得更多啦！但当年因为年龄尚轻，基本没买过什么古旧书，因为爱下象棋，只是买过一本老版的棋书《橘中秘》和杨官麟著的中国象棋书。说到在古旧书店买书我初中校友扈树义比我来得更多，淘的书自然更多。他给我说：“古旧书店是我年轻时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淘到了不少宝贝。有成套的历史书和诗词书，有老版的工具书。20世纪70年代初，我当兵时用网兜装了不少书，新兵集合时，我提的书引起了首长和战友们的注意。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到那里去，也经常能意外惊喜地买到中意的书。”当然，他一进古旧书店就沉迷于书海中，把啥都忘了！他夫人揭发他，20世纪90年代就把放在书店外一辆凤凰自行车让贼偷了。我正修改这篇文章时扈树义发来微信说：他准备搬家要处理家中的一批书，让我去挑。我去后，只见他一间卧室满地板都摆上了书，一摞一摞的各种精装大词典、中外名著、系列套书，文史、文学、音乐类的，啥书都有。搭眼一看能装三五十箱，足有六七千本。我搬了个小凳子，挑了一小时多，挑得眼花缭乱，啥都想要，可我屋里也放不下，更看不过来，自己一些多余的书数十年来也给各地的图书馆捐了几万册。听他说：年逾古稀，干不动啦，只给孙辈留了一些，全都处理了。我问处理给谁，他说和古旧书店联系了，明后天他们一年轻经理就上门。我心想老同学是想，让这些他的宝贝书落叶归根呀！于是我停了手，只选了20本左右和西安文史有关的簿册册算事，得满足我同学愿望让书回老家吧！第二天又见面，老同学告诉我：古旧书店的年轻经理是个行家，他从中发现我不少的书都是不同年代从古旧书店购买的。把一多半都挑走了，一共卖了1500多元。还挺严肃地告诉我，古旧书店的年轻经理说接到上级指示要在曲江建一座现代化的古旧书店，可能南院门老古旧书店就该淘汰了，我一听心里一激灵，可不敢把南院门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古旧书店拆了呀！这可是多少代西安读书人的灵魂根据地呀！并想着，得给古旧书店鼓与呼一番，写个情况反映或报告，让有关方面是否给古旧书店评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呀！

 

　　再有，1965年时帮我一学友来古旧书店处理他家放不下的旧书，古旧书店是个能够收购、销售古旧书的单位。两包袱有五十多本，其中有十几册一套的线装书，还有书法帖片装订的册页，卖了十几块钱，顶一般居民家庭一个月生活费,比卖废品强得多。几十年后说起，学友发感慨说，比到1966年抄家时让一把火烧了强。

 

　　说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那古旧书店沾了个“旧”字，自然成了被横扫的对象，于是古旧书店早在1966年初夏时早早就关门收摊了。到了7、8月红卫兵抄家，南院门西安市委门前就曾燃起几堆大火，主要烧的是被打上“封资修”烙印的古旧图书。我当年和几个同学曾路过南院门时远远见过，一个烧书点就在市委西边西安市红卫兵司令部小楼的门前不远，但我不想靠近凑热闹，因为我当时不是红卫兵，还被打成极右学生。因之不知烧的这些书中有没有古旧书店的旧书。

 

　　到我1978年进了铜川市艺术馆负责编《铜川文艺》时，每到西安才有了目的性，专门来古旧书店淘书。记得古旧书店门面比较简洁大方，店门两边的橱窗很亮堂，橱窗里挂有名人字画和几幅旧碑帖片，显得古朴大气，透出一种古色古香的雅致，这里没有什么浮躁张扬，唯有各种线装书籍、拓片、古旧书。好像进入了一座收藏古书的博物馆，感觉到能进入这个大门的人，一定被文化所熏陶，成了有点文化品位的人。当年我还是铜川市群众艺术馆戏剧文学组负责人，进入古旧书店，心里总是觉得自己身份还可以，浮浅地认为自己算文人，底气很足。记得当年把这种感觉说给一朋友，人家酿我说：“你叫文杰，酸文人嘛！当然进书店底气足。”如今想来只能哈哈一笑！别怪咱年轻时耍张的“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啦”，哈！咱就是个半瓶子醋。

 

　　西安古旧书店门头六个字很是显眼，说是鲁迅亲笔所题，开始我还信以为真，鲁迅1924年来过南院门拜访过阎甘园，参观过亮宝楼呀！后来一想：不对！鲁迅1924年来西安时这家书店还不叫古旧书店呢！请教了朋友，才明白这是集的鲁迅的字。大门两边的篆书对联也让我眼前一亮：“旧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经查此联来自清代包世臣留下的《行书•好书嘉树•七言联》“好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而古旧书店改“好书”为“旧书”，仔细品之，意趣尽出。

 

　　古旧书店一层是营业厅，靠外面的一块，销售一般性的大众读物，里面有一个小隔间，存放着面对学校及文化单位的内部供应的图书。那一年中外文学名著才恢复发行，买这类书要开介绍信，我陪着西安一文友去买过，一起排队，顺便给我也买了一套果戈理的《死魂灵》。从此，我只要从铜川回西安，就必然要去南院门的古旧书店买一包书。我买邮票、买书绝对花钱不眨眼，老婆骂我把工资都送给邮局和书店了！

 

　　西安古旧书店曾经是许多文化人心中的圣地，精神的寄托，或者说是灵魂栖息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西安有怀旧情怀的读书人，而对于我来说，更是有着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但当年我对古旧书店的另一印象就是灰不沓沓的乱七八糟，高大书架上塞满了书，柜头后面地上是这里堆一摊，那里堆一摊，连书架下也塞了装纸箱或打捆的书，“乱”绝对是这里的特色，有点古旧陈腐气，比废品站强不了多少。当时我母亲在西大街桥梓口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经常去废品收购站在废纸堆里翻拣书。对古旧书店的这个乱劲我记忆很深，后来我调到西安市文联，我的宿办合一的办公室也堆得到处是书，有文友来访就说，你的办公室乱得和南院门古旧书店有一拼。而退休后我家里的书房摆得就更乱了，我还严禁老婆收拾。看来，当年古旧书店的这个“乱”，在书店里老营业员眼中，绝对是乱中有序。

 

　　到1992年时，我来南院门，发现古旧书店翻建老房子，扑了个空。后来才知道古旧书店先后临时搬到在北柳巷和案板街过渡，1995年才搬回南院门焕然一新的新店。书店营业厅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层。地面上营业面积200多平方米，地下营业、库房及办公面积共500多平方米。书店内设有精品古籍部：经营古籍线装图书、新旧碑帖拓片、新印古籍以及文史哲、文物考古等类图书及文玩用品；特价旧书部：经营旧书、特价书、过期文史期刊；机关服务部：为西安地区各文物单位图书馆、档案馆、各大学文史专业系资料室服务；收购部：收购古旧图书、碑帖字画、文房四宝等。经过这一折腾，我反而以后去得少了，一两个月去不了一回，有时顺路，也只是进去转一圈，翻翻书，仅买过一两本处理的文史资料书，无非是回顾重温一下我年轻时的爱书梦。感叹一声，你好，古旧书店，别来无恙！

 

　　到了我退休后的2008年，被聘为西安市文史馆馆员，并成为文史委员会成员，于是，我开始撰写文史类文化散文，出版了上下卷的《吉祥陕西》，以及遵照市文史馆要求写亲历、亲闻、亲见“三亲”类的纪实文史研究文章，又开始了撰写西安老街巷系列纪实散文，翻阅自己几万本藏书，才发现不少古旧书都是从西安古旧书店掏来的，虽然束之高高书架几十年，如今真是派上了大用场。2017年西安市文史馆成立老西安研究中心，我又被聘为主任，接着2019年2020年连续出版了《记忆老西安》上下册，第一、第二卷总计四本，这让我不能不感叹，凡事皆有机缘。真正感谢我生命的历程中，遇到了南院门的古旧书店。（文/朱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