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工”正在成为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拦路虎”。11月1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公布了“2022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排行”中显示，与二季度相比，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技术工种岗位缺工尤其突出——“铆工”“锻造工”“模具工”等职业新进排行；“车工”“焊工”位列前十；“电机制造工”“仪器仪表制造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等缺工程度较二季度有所增加……“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39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19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三千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个大学生”的“窘境”屡次照进现实，折射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遭遇“用工荒”的企业

 

　　与普通蓝领相比，一名成熟的技能型蓝领除了能熟练操作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往往还需要对生产线和设备的改进与完善提出建议，同时要求他们能迅速解决小问题，及时上报大问题，更甚者，还需具备做新设备的调整和测试能力。

 

　　在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上，这样的技术工人无疑是十分稀缺的，尽管在我国，技能劳动者队伍的规模并不算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亿，占就业总人数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的30%。

 

　　作为世界上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存在于我国的各类制造企业星罗棋布。但不同于往日，如今在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无限供给时代”已然结束，劳动者的工作也不再是“以量取胜”，制造业正从简单的来料加工迈向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高级阶段”。面对“升级后”的制造业，“用工荒”的局面迅速凸显。

 

　　尽管陈鑫所在的企业在西安高新区只能算是中等规模，但依然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招工难局面。作为常年与机器设备打交道的工程师，陈鑫一直希望企业能为他招到得力的助手，协助他完成设备修理和维护工作，好让他能腾出“双手”接手新项目。

 

　　陈鑫的电话常常在半夜响起，铃声一响，他会立即坐起身来打开电脑远程指导正在值夜班的助手怎样将设备调试到正常状态。助手何师傅与候师傅都是从车间线上挑选来的工人，在工厂有着十年甚至更久的工作经验。在线上，他们是优秀的“螺丝钉”，但距离陈鑫心目中的得力助手还存着不少差距。

 

　　陈鑫也曾委婉地向公司HR（人力资源）部门提出过自己对助手的要求，HR面露难色，表示并不是他们没有精心筛选，而是要招到一个“完全符合要求”的高级技工并非易事。

 

　　陈鑫所在的工厂，多数工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跟随职业院校毕业分配进厂，每年大约有10%的人员流动，对于两、三百人的大厂来讲，他们的人员构成相对稳定。

 

　　然而哪怕仅仅10%的人员补充，也常常令HR感到头疼。疫情之前，公司招聘的工人年龄标准是40岁以下，如今已将年龄放宽到45岁以下，只要体检合格就能顺利入职。

 

　　应聘者里鲜有年轻身影，这是HR最为直观的感受，即使有年轻人能顺利入职，也仅仅把“线上工人”作为自己的“临时选择”。“进厂”一度处在年轻人“择业链”的最末端。

 

　　哪怕难以进入通信、互联网、金融等“高端行业”，入职门槛低、形式灵活自由且收入相对较高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岗位，亦是年轻人找工作的“热门选项”。

 

　　而陈鑫所在的单位，算上工龄工资、加班费和奖金，线上工人的工资勉强能和工程师岗位的陈鑫相持平，看似可观的薪酬背后却是巨大的时间与劳动成本。上百人的车间里，依然保持着“初级工多、高级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训速成的技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的尴尬局面。

 

　　HR表示，企业也曾想与职业院校合作，为企业培养一些能力较强的高级技工，但在职校里，到工厂就业，成为一名车间工人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那些表现突出的职校生显然有着更加“长远”的打算。

 

　　忙着升学的职校生

 

　　作为西安某职业院校的辅导员兼思想政治教育科目老师，王成刚从不避讳鼓励自己的学生提升学历，事实上，即便没有老师的鼓励，忙着升学的职校生依然不在少数。

 

　　在王成刚的讲述中，职校的学生毕业后通常有5个方向可供选择，除了参军、考编、创业、升学，进厂就业往往被看作最后的“备用选项”，与此同时，专升本、考研的升学之路被默认为是“最优选”。

 

　　尽管王成刚所在职校培养出的毕业生们在就业市场有着不俗的口碑，倘若能顺利度过实习期，留在工厂，“月入过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学生的观念里，“进厂”意味着整日面对“没有情感交流的机器设备”，在逼仄的工作环境里进行重复劳动，成为新的“社会底层”。

 

　　王成刚对此并不意外，在他带过的学生中，不论是“3+2（中专3年+大专2年）”，还是“3+3（高中3年参加高考+大专3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因为高考失误或是“从前不懂”才来到职业院校，在他们的人生中，职业院校只能是“桥梁”和“跳板”，却不能作为最终的职业方向。

 

　　这是因为，在我国，每年有将近50%的初中生无法被普通高中录取，中考之后，他们被分流到职业院校，从此告别“主流”的升学路径。而在陕西这样的教育大省，富足的高校资源和政策优势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升学通道。

 

　　通常情况下，通过专升本考试到本科院校继续就读两年的全日制的“专升本”被看作是最具有“含金量”的升学途径；倘若在校期间就参加自学考试，甚至专科期间，就能拿到本科毕业证，之后再选择考取研究生，更是锦上添花。

 

　　但不论哪一种，已然经历过两次考研的陈小佳从一开始就笃定，“升学”才是专科生“唯一的出路”。在筑起升学的“高墙”前，曾在职校就读电气自动化专业的陈小佳一早就选择了“自考+考研”的求学路径，跟十分考验“实战经验”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不同，陈小佳选择的是与职校所选专业全然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王成刚知道，在职校里，像陈小佳这样的学生比比皆是，毕竟，多数人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够优秀才来到职校，如果能在这里给他们重新选择一次“未来”的机会，作为师长的他也会感到欣慰。

 

　　难以晋升的技工

 

　　“常年在一线机械式的重复同一动作，不仅容易对工作失去兴趣，也很难在工作中学习到更多技能。”王成刚经常能从学生们的口中听到这样的抱怨，多数学生认为在流水线工厂工作就意味着“吃青春饭”，年龄一到只能“另谋出路”。

 

　　陈鑫表示，尽管他们公司提供的一线操作工岗位都是与公司直签，但这在业内并不算常见，许多制造类企业的一线操作岗位都属于劳务派遣，仅极少数高层有企业编制，工人的晋升渠道也基本封闭，只能在车间流水线间进行调岗。

 

　　“不愿进厂”的职校生宁可在“升学”的高墙上艰难攀爬，也不会回到职业教育的”断头路“上。“逃离”技能岗位的“大潮”很难不令人反思，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调整职业教育定位被最先提上日程。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教育法》自1996年颁布的26年后首次大修。与旧版相比，新版《职业教育法》的诸多变化近乎于一部新法，最为重要地是，它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享有平等机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先生在对新版《职业教育法》的解读中表示：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批综合高中，既开设学术课程，也开设技术型课程，而就读职业教育也将不再是锁定一生的“断头路”，可以往上继续读本科、硕士，乃至博士。

 

　　在他看来，不办好职业教育，就不可能缓解整个社会的焦虑。与此同时，要构建技能型社会，从根本上说，必须要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和地位。

 

　　陈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工厂对于技工的职业技能要求只会水涨船高。智能制造正在步步逼近，企业里可重复、工作条件恶劣、任务简单、强度大的职业岗位将不断被生产效率更高、质量更可靠的智能装备、智能生产线取代，一批生产、服务、管理一线的人员将面临失业及转岗压力。

 

　　但陈鑫笃定，恰恰技能人才的转机就在此处——“人做的简单重复的劳动，用先进机械甚至智能机械替换掉，让人转型去做更加精细复杂的工作。”

 

　　陈鑫用用最为简单的“焊接”打比方，虽然机器能代替人工焊接，但编程和管理机器同样需要人，并且对这个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焊接，更要掌握机器人的模块化编程。其工作对象从以前单一的焊枪变成了机器人控制器件、伺服电机、液压系统等一整套复杂的系统。

 

　　而培养大规模的高技能人才，仅仅靠学校是远远不够的，长达几年的培养周期，价格高昂的机器设备，与时俱进的知识结构，无一不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合作。

 

　　倘若能将“未来的蓝领”具像化。恐怕就像陈鑫描述的那样。但在那之前，更需要做的，是不断畅通企业里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毕竟，只有当人们逐步认识到，进工厂当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是一件“体面”的事，才能从根本解决制造业的缺工问题。文/本刊记者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