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一号大墓

　　《西部大开发》：多年来，您一直在主持雍城考古工作，大部分读者只知道秦雍城是早期秦国的都城，却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您能否介绍一下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概况。

　　田亚岐：关于最早秦人历史的材料比较缺乏，仅仅其起源问题就一直让研究者如雾里看花。有关其族属来源，大致有“东来说”“西来说”等。20世纪末，西北大学黄留珠先生提出“源于东而兴于西”的混合二元说，这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意见。

　　在我们对秦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中，也呈现出早期秦文化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从东到西，即从东海之滨到陇东地区；第二条，从西向东，即从陇东地区折返咸阳。秦文化西行的第一阶段目前尚待考古实证，盖因秦人文化起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征，西迁过程中表现出有别于秦后段较为清晰的文化特征，因此仍需在研究中细加分辨；而秦文化向东折还的第二阶段则相对清晰，文献记载的线索与考古学实证相辅相成，我关注的即第二条线索——秦的“九都八迁”。

　　何为九都八迁？九都即西犬丘（甘肃礼县）、秦邑（甘肃清水）、汧邑（陕西陇县）、汧渭之会（陕西宝鸡东）、平阳（宝鸡陈仓东）、雍城（凤翔县）、泾阳（泾阳或泾河北）、栎阳（西安阎良区）、咸阳（今咸阳北）。

　　《西部大开发》：刚在您的介绍中看到，雍城为秦“九都”中之第六，较秦之前的几个都邑有哪些显著优势？

　　田亚岐：通过对秦“九都”的功能和层次比较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九都中的雍城与咸阳为秦之正式都城，平阳与栎阳是不完整的都城，其余为过渡性的邑。

　　定都雍城前，临时都城平阳地处渭河盆地，地势低洼，而且夹在渭河、秦岭和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凤翔一带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南为雍水，北为汧山，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唯一交通要道，而且土壤肥沃，易于农业发展。

雍城城址与血池遗址分布图

　　《西部大开发》：为什么要频繁迁都呢？意义是什么？

　　田亚岐：其原因不是出于外族威胁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干预，而完全是随着内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主动措施。在秦成为诸侯国后，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诺，若秦打退控制岐以西之地的戎狄，便将此地赐予秦，但当时连周天子也被逼得东徙洛阳，这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当时还被东方各国以“戎狄遇之”的秦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每前进一步都扎根下来，建立都城，扩展领土。从实际结果看，在秦越过陇山后，从汧河岸边，到汧渭之会，再到渭河岸边，八百里秦川，其都城的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越来越肥沃，交通越来越发达，迁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利用地利的过程。

　　在九都八迁过程中我认为雍城考古工作的意义有以下几点：其一，作为都城时间最长，九都八迁过程长达556年，雍城作为都城的时间就有294年，甚至长于其余八都为都时间之和；其二，得益于雍城遗址自然条件较好，尤其水环境好，为雍城长久置都提供了保卫城市安全和物产丰富的保障；其三，雍城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完整对应起来，线索清晰；其四，考古发现的雍城发展序列线索完整，环环相扣；其五，雍城考古发现的材料足以透物见人，表现秦人从弱到强，从强到盛的发展脉络；其六，联系雍城后的几座秦都，足见秦文化形成连续不断的局面，结合文献，又可以得知汉制对秦制的继承和沿革。

仓储遗址发掘现场

 

秦雍城的动物纹瓦当

　　《西部大开发》：那么，雍城是怎样一座城？秦人为何择都于雍？

　　田亚岐：不妨先观察其奇特的地理环境——周围高山环峙，尤其北靠大山，城址地势较低，河水南流，形成大河环绕、小河穿城、水系包城的格局；所有建筑沿河而居，顺水而建，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交通道路格局亦然，可谓水、城关系如影随形。按郦道元《水经注》将雍城划分为东、西两大水系，西水系中包含一组确保雍城用水的水利设施：城址西北方向有用于供水、储水的堰塘，堰塘东南方向有水坝。

　　我们将雍城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城址较小，以瓦窑头为中心，仅1.2平方公里有余，呈现出“城堑河濒”“庙寝合一”的布局特征，即依河为堑，以城为防，又将办公与祭祖合并在一座中心建筑中。如此建城，表明此时秦人正处在对以雍为都的体验期，是雍城发展史上上承周文化各层级聚落平行分布的“和谐时代”。

　　第二期城址呈现出以马家庄为中心的“城郭结构”，面积扩展至约7平方公里。区别于第一期的营建思路则体现出“体验期”之后的正式规划，说明秦人正式在雍建都。城防上采取了双环壕模式，区别内外城，却仍未见城墙；另外则有陵随都邑、城陵对应的特征，即城内住国君，城外修陵墓，两相对应；大型建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寝庙合一变成左祖右社，建立新宗庙以区别于老宗庙。

　　第三期的城址进一步扩大至11平方公里，并且出现了城墙：公元前677年秦人择都于雍，至公元前490年，建都近二百年后始有城墙即文献记载的“悼公城雍”；另外于内城城壕，在两条天然河道之间，以人工壕沟使之贯通；此外，第三期又将老宗庙外迁，雍城从第三期以后出现城外之城，即在城郊地区也发现建筑特征（塔陵村战国建筑遗址），意味着雍城完成了从初期以单一防御到晚期大都市的演变。

　　雍城考古发现的不同城市分区反映了“聚族而居”定居背景下生活与生产型“国人”聚落形态：城内“国人”与较远“野人”别居；中心“宫室”区居住贵族，平民则聚居于城墙内侧；同时，城中既有“服役”的国营作坊，也有“自给自足”、生产与生活一体的私营作坊。整体来看，将雍城与东方列国都城比较，既有相互借鉴之处，更说明秦人在建都上出现创新意识。

　　对于“九都”之前的秦文化研究（嬴秦西迁之路）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雍城陵墓研究亦有待拓展。

考古学家刘庆柱考察雍山血池遗址

　　《西部大开发》：血池遗址考古成果一经披露，就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2017年，经过国家文物局评审，雍城血池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田野考古一等奖”。为什么一个古代的祭祀遗址，得到学术界、社会乃至国家的高度关注呢？

　　田亚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雍郊祭天历经秦国、秦王朝至新莽时期，持续七百余年，并且是秦汉时期由天子亲往主祭之祭坛。雍城秦人创制的畤祭上承商周、下启秦汉，奠定了我国古代国家祭天礼仪的基础。

　　畤遗存，系雍城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中对其有大量记载。《说文·田部》：“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从田，寺声。”；《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了畤的位置及秦汉时期的传承与沿革。

　　秦人设置“畤祭”的初衷是借周王天子名义入主关中，取得帮周王“看家护院”之“合法”性地位，以奠定自身在关中立足之地，并且将其作为凝聚内部的精神支撑。据文献，秦汉的畤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形成、更迭和圯废的不同阶段。

　　血池遗址考古遗存由坛场、祭祀坑、建筑遗迹、道路系统和兆域五部分构成。秦“雍四畤”与汉“雍五畤”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秦人设四畤，是分别在四个地方设畤；汉人发展为五畤，虽是对秦人四畤的传承利用，但是畤祭地点却不在原来的雍四畤，而是另修北畤来祭祀，将北畤与另外四畤合称雍五畤。汉人意在将原来繁琐的祭祀程序简单化，将原来四处分别祭祀的习俗改为在北畤一点来进行祭祀。

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西部大开发》：血池遗址的发掘意义是什么？

　　田亚岐：首先，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畤”遗存。这是由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祀场所。

　　第二，血池遗址不仅是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之印证，而且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它是标志着雍城功能区完整的重要发现。

　　第四，它对于确定丝绸之路汧渭古道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五，它提供了复原祭天礼仪成规场景之借鉴。

　　第六，血池遗址考古发掘还有其文献学意义，起到了正史补史的功效。

　　关于血池遗址的保护利用远景，我们提出“考古先行，制定规划，发挥社会效益”。首先，要秉承“考古先行”的原则，通过持续开展工作，服务于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需求提升；其次，保护级别、制定长远保护与展示规划，可建设遗址文化公园。

　　《西部大开发》：雍城考古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田亚岐：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雍城考古未来达到的目标：第一，雍城从1934年开始，经过87年间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工作，它的考古工作的理念在不断提高与完善，我们的理念从最初的走马观花到后来的细部完整布局结构一个思想的转折发展；第二，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考古收获，目前在全国列国都城里，雍城是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我们对它的格局展开的是全面了解，正是因为雍城考古几十年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也是为全国的类似列国都城大遗址考古未来如何开展提供了一个工作借鉴，也是对大遗址公园提供参考；第三，国家对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古代讲究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个发展时期，雍城是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雍城这么长时间的建都及后来的积累，后来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局面；第四，从很多考古的迹象来看，从早期集中公墓制到晚期的独立陵园制过程中，雍城起到一个桥梁与纽带的作用；第五，国家祭祀遗址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原动力。

　　（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