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二字，尽管早在蒙恬上郡戍边时收河南、建榆中“垒石为城”“树榆为塞”,就广为天下知；尽管早在隋唐时代，史上就设过榆林郡、榆林县，但彼榆林非此榆林，其治所在今内蒙古十二连城；尽管今之新贵全国能化之都榆林市，后来居上，却属大器晚成，历史上榆林为抗拒北元势力，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明成化七年（1471）设榆林卫，八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筑榆林城，九年将镇所由绥德北移榆林镇，甫一亮相即是九边重镇身份。雍正九年（1731）裁撤卫堡，又华丽转身成府、县治所。公元2000年，因榆林地区地改市沿用榆林，县级榆林市改区，有了榆阳之称，但百姓交流习惯仍以榆林代表榆阳（下同），这倒与史籍文存相一致。

　　（一）

　　榆林由塞到县，得得失失经历近2000年，明洪武九年(1376)绥德卫千户刘宠率军屯垦榆林庄，正统二年(1437)年建堡，而由堡到卫、由卫到镇则是三年三连跳，被鲜明地打上边关烙印。正是这一边塞身份，注定了其地理风物的多样，与文化色彩的多元。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面对世界上以美苏为首的东西两大势力对抗，中国 以意识形态论天下，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奇就奇在榆林作为一小小县级建制，其文化色彩也是三个世界。长城为界，以北风沙草滩区，自古属游牧或半牧文化色彩区，占7053平方公里县域的65.1%；以南丘陵沟壑区，属典型的农耕或陕北文化色彩区，占34.9%县域面积；榆林古城，则属军旅遗风之阳刚和官府气息之阴柔的市井文化色彩区。

　　榆林城为何建于这而不建于那，长城为何这样建而不那样建，皆因榆林地处中国38度农牧分界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结合部，今天我们站在区上新辟的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一望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分界线，触景生情，自会感慨世界早已微缩为一个地球村，但不同的文化风格遗韵悠长，总会让你心动。不是游牧区生活的人没理想、没文化，而是沙质地、降水少，只能逐草而徏，不然就无法解释游牧民族抖起风来，打得农耕区人漾漫弧（抡圈/眩晕）这一现象。也不是农耕区的人天生勤劳智慧，而是地少人多，除了勤劳智慧，活不下去。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文化色彩，而不同的文化既排他又相互吸引，必然产生文化交流撞击，尽管文化交流是有代价、甚至以战争这一极端方式出现，以至中国有了长城，世界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反倒促进了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因为没有交流的文化是死文化。榆林的文化色彩，就是榆林古城这个点，与长城、秦直道等线勾勒而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南部山区历史上本身与银州、米脂一家，风土民情、人文情趣无二，有浓郁的黄土气息和黄河气派，吃的小米饭，住的土窑洞，唱的信天游，闹的大秧歌，正像我写“回望米脂”“横山气质”后，难以下笔绥德、子洲一样，单列解释榆阳南部似无多少话说，一如子洲，“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四大要素 皆而有之。同理，史上不论是宋筑永乐城、还是西夏建罗兀城，哪个能少了榆林？榆阳是榆林市的浓缩，火线前卫之地要，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风范，农牧交叉带之县域，鲜明的军旅风格、商业敏锐、市民意识，多元文化别具一格，让人难忘。

　　走进榆阳，就走进了中国民族文化交融大观园，举头四望，到处是让人一头雾水的马合、小纪汗、可可盖、巴拉素、小壕兔、补浪河、耳林等蒙汉语混合组装的乡镇名。如“小纪汗”，“小”是汉语，“纪汗”是蒙古语酸刺林地的音译。“马合”就是蒙古语沙漠“漫罕”音讹变，这些地名符号，恰恰成了中华文明交融的基因解码。当地百姓口中的“瓦剌国”（脚崴之人，不成体统之人），尽管有点阿Q过嘴瘾之嫌，恰是对“土木堡之变”瓦剌国暴揍大明的不服与不甘。骂人“龟兹兹”“龟兹”（gui zi古语），则是一种历史记忆。遥想当年，西域国龟兹（今译qu ci）部落降汉，汉武帝在今榆米一代设龟兹县 。那么多龟兹兹背井离乡到陕北，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卖艺为生，以至旧时陕北人因此称唢呐为“龟兹”，由于汉民族对卖艺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直至用“龟兹”代指唢呐艺人，至于以此损人下九流实不可取。当然，弘扬主旋律的成果还是主流，城北榆溪河岸、镇北台下红石峡，被称为长城碑林、沙漠艺术库、塞上博物馆，是陕西最大的摩崖石刻群，其“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的石刻，还有满汉双文石刻，就是实证，这里因此成为书法艺术的圣地。

　　毕竟生活在长城脚下，黄河岸边，长城关内百姓大都与戍边有天然联系，尚武嗜酒，俗尚鬼神，那份家国情怀总是难以割舍，成一大文化性格。史上朱元璋将蒙古势力赶回老家，后来北元分裂出的东鞑靼、西瓦剌两大实体战力不可小觑，也让明朝历代皇帝前赴后继高筑墙，不敢稍懈。有鉴明英宗 “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战时内阁成员几乎全部阵亡的奇耻大辱，才有了绥延巡抚余子俊成化十年六月到九月，率四万兵众铲修“二边”之举，才有榆林异军突起，绥延镇巡抚“建安36堡”之势 。由于绥延治所北移发生在成化年间，对此军政建制的重大变故，老百姓当然不会视而不见，逐以“成古化年”留存方言，用以形容时间久远或时节点。边民们受形势影响习武从军成风，结果歪打正着，正是定边“施氏三杰”、府谷“尤氏三雄”、延安“肤施萧门”等武举进士得势，总算为陕北1300年科举史挽回了一点颜面。雍正元年定边施景范殿试被钦点为一甲三名探花，终于有了赐进士及第个例，而陕北文科直至光绪 1905年废科举，只有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无及第者。

　　（二）

　　北部风沙草滩区，一派草原风情。跑沙滩，住柳庵，穿的是皮草，吃的是羊肉熟米，喝的是白干烧酒。柳庵属固定建筑，要说建材质量。反比蒙古包的毡毯档次低了点，建造也极简。康熙1697年， 开放禁留地 “伙盘”，“走西口”的“雁行人”背井离乡，搭伙居住，形成村落雏形“伙场”，也就有了马鞍型的木庵土房，普遍流行的还是柳笆庵。没有什么成熟的工艺或成型的模式，一般先打土围子，也就是“沙子打墙墙不倒”民谣的来历，再用沙柳编制适当长度、15—20厘米直径的柳条笆子，利用柳条的柔韧性，将柳条笆子插入土围墙左右墙体，纵向一米五左右排列， 形成一条条柳笆拱圈，纵向扎紧连接 成窑洞状拱顶，铺沙柳条、打粘泥即成。面对大风流沙就地起浪，“夏银之北，千里不毛”，这样的建筑难有配套设施，以至上世纪还有邻里出路，被人焚烧的民事纠纷。因为沙漠 地上本无路，人走的多了也无路，百姓只能用沙柳枝条扎简易路，在极少固定资产的沙区，这可燃之路便成小人算计的目标。好在随着社会进步，这类居室上世纪后半叶已退出历史舞台，今天找一标本也难。

　　说来天无绝人之路，风沙草滩区百姓住宿简陋，可穿的却是皮草，听起来高大上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无奈。无地可种无有棉，无桑可植无有丝，只能就地取材。好在作为骑在羊身上的地方，板皮、羊毛还是有的，于是皮衣皮裤就成了首选，“一坐官，二打铁，三弹羊皮四擀毡”就成了光鲜职业。讲究点的夏天穿用碱熟制鞣革的光板皮衣，一般庄户人一年四季穿用盐与米粉熟制鞣革的连毛皮衣，老百姓自嘲“皮衣皮裤是穿戴，保暖防雨真不赖，下雨皮袄毛朝外，黑里睡觉顶铺盖”。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羊毛用来制毡大有用处，毡虽不比毯光鲜，在漫长的农牧时代，却是当地百姓识别贫富的标准，“满炕毡”属于殷实人家，“溜光席”则成了穷光蛋的代词。时至今日，不管你个人喜好如何，在城镇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不起眼的绒毡、绵毡、沙毡，在窑洞中尚存气息，皮袄柳庵早已难觅踪影，百姓保留下来的，也只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份豪爽。想来长年累月面对的是黄沙枯草，于是喝酒就成了职业，放牧成了业余。孤独中若能见上个人，自会少了阶级斗争那份警惕，多了几分热情。以至有说，上世纪末勘探大军来榆林，北草滩放眼几十里不见人影，饥饿难耐时好不容易找到一户民居，试图买点鸡蛋充饥，谁知主人不假思索两个字“不卖”，究其原因无非鸡要下蛋、蛋要孵鸡老调调，当得知来人不是做生意而是解饥渴时，老乡不说价钱杀鸡款待。为人处世就这么简约，象域内的河流，由南向北从头道河子，一直叫到五道河子，没那功夫琢磨什么文艺范的名字。

　　也许中看的地方不中用，这“一望黄沙，寸草不生”，“猝遇大风、疆界茫然”之地，谁知地下尽是黑色乌金，今日一吨煤已逾千元价格，榆阳自成开发热土，地上居民同样热力四射。如时，草原民族每遇大的天灾无以为继时，发疯似的一路向南杀将而来，只打土豪不分田地，掳掠而去之套路；与“边客”活跃在农牧两区套利之模式，都成了过去式。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那样过，由自发到自觉，就有了叫响全国的榆林治沙精神！

　　战火经年，军屯民垦，说来汗颜，这个叫榆林的地方，到上世纪中叶，早已名不符实，无林可言，汉代“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的景致，变成了森林覆盖率0.98%的不毛之地，荒沙面积达933万亩。与北方民族忽来忽走不同，毛乌素风沙可是湮城拔寨一路南扩，面对金戈铁马尚能抵挡一阵的长城，在狂暴的风沙面前已是自顾不暇，只能是沙进人退，流沙直抵鱼河峁。被视为固若金汤的长城，境内64%的墙段，被流沙掩埋，区内420多个村寨遭受沙埋侵害，史上“榆城三让”的悲催，让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颜面尽失。清同治年，沙埋北城，无奈城退重修，榆林古城逐成北窄南宽之不规则形状。那些巡抚延绥建安36堡的总兵大吏，往往不以战功，而以防沙留名。如万历年间面对沙与城齐的困境，巡抚孙维诚被迫组织军民，清除城外积沙，被公认为本地治沙之始，说来令人唏嘘。

　　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榆林治沙由个人自发、官府随机式，转变为组织动员、全民参与的综合行动。政策上“北治沙，南治土”，正面引导，持之以恒，一任接着一任干形成合力。特别是1983年结合无定河流域治理，下拨荒沙、荒山、荒沟、荒坡、荒滩“五荒地”使用权到户，50年不变；1984年县人大“到户治沙，谁造谁有”的决定，明晰产权，生态效益与农户利益直接挂钩，解决了治沙与成果管护衔接的大难题，开辟了治沙事业一片蓝天。模式上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铿锵玫瑰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几十年如一日接力治沙，成为一面旗帜，榆林县成为全国治沙造林先进集体。方法上飞播造林、拉水治沙、绿植固沙，陆海空全武行出击，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创造了让全域流沙固定，林草覆盖率45%，羊子饲养规模150万全省第一的绿色生态新家园，更凝聚了面对生活困境不屈不挠、持之以恒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财富。

　　（三）

　　榆林兴起，除了军事需要的人为因素，驼山之雄，榆溪之要，桃花水之美，则是天然要素。据险扎寨是军事要塞的起码要求，驼山山不在高，在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结合部，已是有势可依。逐水而聚则是人类繁衍生存的不二选择。1994年3月15日《榆林报》披露，以榆阳为中心的无定河之北毛乌素沙漠区，有天然水储藏量11.4万亿立方米，相当于133.5个青海湖水量，仅榆阳区就有130个大小海子（湖），以至城北滩地有“蛤蟆一尿，就地起水”之说。水量丰沛的榆溪河，更是屯垦殖边的理想之地，城内的普惠泉桃花水，属重碳酸钙镁型饮用矿泉水，日流量1468.8吨，农耕时代足以满足全城人的日用所需。桃花水水质好可谓天赐，用浆水点制加工的纯天然豆腐，细嫩韧绵，远近闻名。榆林城女子一个个面容娇嫩，自带淡妆，桃花水自是首功。

　　榆林有形的城墙、无形的故事，书写的是历史，发散的是烟火气息。时间回到明代，当新任延绥巡抚余子俊带一干人马坐镇塞北时，向强邻宣誓的是捍疆卫士的决心，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铁血底气。这位“尽心边事”的地方官，不但“铲修边墙”“数世赖之”，还在考虑国防大事的同时，关注民生大计，在榆溪河红石峡处修广泽渠惠民至今。后世成化二十二年、弘治五年、正德十年“榆城三拓”，南门外黑山上兴建凌霄塔，万历三十五年又在城北红山，筑长城最大烽火台镇北台。到明朝中期，蒙汉边境战火将熄，朝廷即在镇北台下修款贡城、易马城开放边市，迎来“万骑辐辏”平和景象，榆林城方有了“驼城”之称，亦出现“人烟臻集，店铺栉比”的热闹繁华。九十条巷道，连营四合院，中轴南塔北台六楼骑街“小北京”，真有点“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韵味。

　　今天走进榆林老城，一定会被“咿咿哟哟”的榆林小曲所吸引，细细品来，北腔南调倒别有情趣。在豪放激越的信天游领地，有份温柔婉约的江南水乡丝竹响起，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种巨大的听觉反差，揭示出的正是榆林小曲在塞北落地开花的深刻社会背景。走西口的人流，五百里内不做官的官流，“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戍边将士，在榆林形成多方人才汇集，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史载康熙年间榆林同知谭吉聪好江南曲艺，带来浙江家乡一带歌伎乐器，为“不破楼兰终不回”的将士们带来了无尽乐趣，逐成“文艺其繁”的盛况。今考证榆林小曲，正是扬州清唱曲格调，在扬州清唱曲已演绎为扬剧的今天，扬州清唱的原始曲调却存活在千里之外的榆林，这正是文化之顽强与文化交流之奇妙。不过话说回来，榆林小曲来到塞外已350多年，尽管演出形式已由男扮女相假声假唱，转变为男女同台表演；由自娱自乐，转变为堂会演出或登台表演；骨干团队成员仍以城内小手工业者为主，更（Jing）哟（yue）等词汇的发音还保留古汉语音调。曲目多是儿女情长小调，乐器则琵琶、扬琴、甚至小碟，轻重武器都上，且词曲也有文人雕琢痕迹，这与信天游顺天而生、信天而唱的原生态作派格格不入，故流布范围仍局限在榆林城内，这倒成全了音乐流变的范本。

　　与榆林小曲在塞上孤独自赏、大放异彩不同，榆林城内前卫新潮的市民作派，在陕北独树一帜，别无分店，也带来了很多误会，甚至有了被当地土著百姓 艺术加工的口惠实不至“榆林城干板”的文化形象，这缘于城乡之间放荡不羁农牧民，与有官宦背景体制内人士及经商从艺市民之间，不同频道交流的错位反应。试想作为 州府驻地、蒙汉商贸口岸，城内官员、驻军、商贩、附庸云集，自有游戏规则，“榆林城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讲经说法形成反差。今举榆林城家言行斯文、追求体面、讲究礼节反被抑揄调侃三例，使人啼笑皆非。

　　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当属正常，榆林城家有了纠纷，坚持君子动手不动口原则。见识过乡间女人吵架双脚起跳端起端落跳骂式，或单脚跺地叫骂式的阵仗，对榆林城男人有纠纷口中念念有词，双方抱臂“扛胛子”之范式，常被嘲讽为懦弱。遇上乡下人进城发生矛盾，城里人还在喋喋不休讲道理，对方早不耐烦，一阵拳脚已是过来，挨打了还不忘提示“还没吵怎就开打了？”好像打仗还得有过门。即使遇到此等情况，如实力不及往往也有借坡下驴的说辞：“你是打了我，打了我哥我定不让”，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是难得的隐忍。

　　常在官府州外行走，把脸面看的大于天，即使落魄潦倒，“三天不吃饭，装个卖米汉”。有客人到上不了硬菜，硬着头皮七碟碟八碗碗先摆上，“没米么，有油嘇，借点炭，吃糕”，架势不倒，以至有了“逛嘴油”的说法，吞糠咽菜，也要说肉腻放坏。摆汤弄水精致加工的汤道，本是榆林宴席上品，但在顾吃不顾喝的物质紧缺时代则成了吝啬。上世纪七十年代缺吃少穿，有日本进口化肥到货，化肥尼龙包装袋成了炙手可热的衣料，染涤后穿一件上衣四四正正倒也不赖，但包装字仍清晰可辨，以至有了“陕北老干部，穿的化肥布，前腔‘日本’，后背‘尿素’，‘含氮量46%’”的笑谈。其实，精打细算，粗料细做，成全了榆林美食，那芳香四溢的拼三鲜，巧夺天工的豆腐宴，“吃倒当铺”的粉浆饭，吃来上瘾的羊杂碎，足令来者咂舌称道。

　　榆林城四合院建制多有门神、土地神之神祉，一般正房中堂既是客厅，也设神龛，厨房有灶神位，讲究点的逢初一和十五打醋坛、上香，既敬神祭祖，又等于卫生消毒，两全其美。正月蒸枣山、扶禄马，立春吃春卷，换季调中药，一年四季有条不紊，多讲究也成了穷讲究。榆林城神多庙多也是一大特色，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城池，五六十座庙宇建筑，对神的崇拜，逐衍生出一种规矩意识。榆林城的五色匠人多，大都是服务军旅军转民流落到地方的，敬行业始祖成为习俗，行业约法三章，正是民间自治的一种自觉。近几年，榆阳区审时度势，经济文化齐发力，在夫子庙景区拓建陕北民俗博物馆、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红色藏品陈列馆、脱模泥塑艺术馆、走出家乡的榆林人展览馆与文化中心“五馆一中心”，新建了陕北民歌博物馆、季鸾公园等一批人物景点，让传统文化有了寄宿地，实属善举。

　　言归正传，榆林毕竟是雄踞塞北550年的军事要塞，1986年即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真像段子调侃那样不堪，就不会有康熙“两守孤城，千秋忠勇”的题词了。榆林城典型的文化内核，是军旅文化升华的那份家国情怀和士子精神。崇祯十六年，风头正盛的闯王军挥师北上攻打榆林，激战七昼夜城破，面对告老还乡尤世威 的自卫队巷战七天，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尤等守城将官被俘不降被杀。同治七年正月，总兵陶茂林率全城百姓官兵一致同甘苦，激战三天，拒挟击杀曾格林沁余威的西捻军于城外。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则将两攻榆林不克，列为一生遗憾。

　　被后世尊称为报界宗师、文坛巨擘的张季鸾，则将榆林人之士的精神演绎到了极致。张少时贫困交加，矢志求学并以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后，任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记者，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报道临时政府成立及孙大总统就职的电讯，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入狱，出狱专职记者事业。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从此在新闻事业上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报界的张季鸾时代。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世界最优秀报纸荣誉奖，张季鸾也因其崇高的事业成就和社会影响，与民国元老于右任、水利专家李仪祉，并称为民国“陕西三杰”。1934年张季鸾归里为父张楚林100周年所立《清故宁县知县张君墓表》，以国学大师章炳麟撰文并篆额、书法大师于右任丹书、苏州著名刻坊集宝斋镌刻，成就了文、书、刻“三绝碑”之国宝。而张季鸾以孱弱之躯，在国家危亡关头，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则为中华民族竖起了一座无形的精神丰碑。（文/王六）

　　作者简介：

　　王六，大名王建领，1958年生，陕西米脂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谚”传承人。出版《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增订版）、《陕北民歌300首》（五线谱版）等专著；总撰稿并出品的全国第一部六集方言纪录片《陕北话》获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奖并全国推荐。散文《又见核桃压枝低》被2014年陕西中考语文试卷列为阅读答问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