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份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总人口规模为1411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呈现低速增长态势。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9.4亿下降至2020年的8.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70.14%下降为63.35%。

　　就人口年龄分布来看，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达到26402万人；再将年龄拔高至65岁及以上，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为19064万人，占比13.5%。

　　按照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即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今年底，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老龄人口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占比也在持续上升。

　　在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规模的缩减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我们要在很长一段时期负担一个庞大的、不断老龄化、寿命越来越长的社会。

　　由此，养老问题成为新焦点。

　　不被重视的阿尔兹海默病

　　宋晓娜在高龄产妇的边缘生了孩子，特别希望妈妈能在身边给她“搭把手”，可她知道那个一天忙忙碌碌的“护士长”妈妈多么渴望实现退休自由。她不想给妈妈的退休生活增加负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找了全职保姆一起照顾孩子。可就在她觉得没有因为带孩子这件事情束缚妈妈的时候，姥姥的阿尔兹海默病进入中期，认知障碍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为了给老人更好的照料，妈妈要和兄弟姐妹一起承担全天候照护姥姥的责任。

　　这一年，宋晓娜的妈妈62岁，刚跨入中国法定老年人起点年龄的第二年。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中国老龄协会发布了《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现状与发展报告》和《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指南》。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约有1507万，预计2030年将达2220万，2050年将达2898万。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因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而失能的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总量将持续增加。

　　不可否认，人们一直在寻找长寿的秘诀，可当人们发现，离“活得久”这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病痛、失能、失智等各种困扰也随之而来，大大降低了生命的质量，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他人的帮助。

　　根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调查，2015年，中国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数量已经突破了4000万，且逐年递增。除了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失能和半失能以外，阿尔兹海默病的记忆障碍、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症状正成为令部分高龄老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一项疾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翻阅了一些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资料之后发现，这个疾病就像一条似乎是缓慢下滑的实线。最初，实线的线段长，线段之间的空白小，那空白是老人会忘记经常用的东西放在哪里，会出门买菜的时候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出门；慢慢地，实线的线段越来越短，空白越来越大，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条虚线向下滑落。在那些空白中，是老人忘记了现在的自己，会要跑去幼儿园接他的小孙子，会不认得自己的子女，会穿错衣服不记得吃饭； 后来，实线线段变成了一个小点儿，周围全是空白，老人丧失了全部能力，且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完全依赖照护者。

　　现实生活中，照顾一位失能的高龄老人并不是花钱出力这么简单的事情。当子女进入到父母家庭的时候，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调整改变。而对于失能的高龄老人而言，子女的对疾病的认知也直接影响着他被看护的质量。

　　宋晓娜的妈妈在对母亲的照料中，除了日常的照看，坚持定期带母亲去医院复查，了解病情的发展，适当的给予药物治疗。她很后悔因为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对母亲关心的较少，在母亲有初期症状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作为一名职业护士，他知道这个病即便无法医治，但可以提早干预。

　　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障碍与正常衰老最大的不同在于遗忘近事，即使经过提醒也无法唤回记忆。并且，患者的行为、性格也会慢慢变得古怪。

　　从阿尔兹海默病的进展上来讲，如果患者和家属能够及早发现异常，及时前往神经内科、精神科、老年科的记忆门诊进行专业筛查，以尽早确诊和治疗，会对患者的病情起到延缓的作用。

　　可现实中，能够像她这样科学面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是少数的。很多人对这项疾病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误解，觉得既然这个病没有治愈的可能，为什么还要花费人力和财力去看病呢？而且，八十多岁的老人糊涂了不是正常的吗？

　　不以为然，是阿尔兹海默病面临的尴尬局面。

　　2014年，美国阿尔茨海默症协会公布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59%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衰老的正常现象。调查结果令人诧异。

　　在美国十大死亡原因中，阿尔茨海默病是唯一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

　　人类的大脑被称为宇宙中最复杂、最完善、最有效的资讯处理系统，这是人类的一大幸事，但又带来了无尽的不幸，因为这样一台高度精密复杂的仪器，一旦损毁，就意味着无法修补。

　　对于专科的医生他们经常会被家属问到：“这病吃药管用吗？”因为这项疾病不像其他疾病，有十分对症的药物。在日常医疗中，老百姓不看论文看疗效。比如高血压不舒服，吃了药就能看到血压降低，人就舒服了；糖尿病，吃了药血糖就下降了，就可以控制并发症；关节炎，吃了药就不疼了，这都是疗效。但是在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很多病人，包括家属，并没有服药的紧迫感，因为一是对初期症状没有科学的认识，二是服了药也看不到明显的好转。种种因素，使得很多患者被延误。

　　再者，对于我国来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平均寿命不到70岁，很多人还没有活到发病年龄就去世了。当时大部分痴呆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煤气中毒、头部外伤等。而当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逐渐延长之后，阿尔兹海默病才会日益显现。随之，人们对该疾病的认识，医学对该疾病的研究、包括医疗费用报销，社会的关爱等问题越发凸显。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了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在此情况下，如何让这些老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病症有科学的认识，尽可能的减少延误的诊疗，得到有效的控制，使社会有高度的重视，从而建立良好的医疗服务和社会支持，是急需做好准备的事情。

　　昂贵的养老服务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日趋严重，中国老龄人口逐年递增，人口红利骤减，而且80年代前后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三十几年过去，这一代父母刚好老去，他们的独生子女家庭面对照顾双方老人慢慢力不从心。

　　未来，走进养老院，或许会成为很多老人的选择。由此，养老产业市场被逐渐放大，并且有着灿烂的前景。可对于多数的家庭而言，昂贵的养老服务正在成为他们的担忧。

　　在销售行业做财务主管的张欣正在购买医疗消费险。作为一名独生子女，刚过不惑之年，她对自己以及父母的健康问题越来越上心。除了对健康的重视，他们稳定的家庭财务状态经不起任何一场大病，尤其是逐渐年老的父母的健康状况。在她看来，医疗消费型医疗保险虽然没有返还，但费用较低，一年内可以担保大额的大病风险。一年一家人两千多元医疗消费险的开支并不算多。

　　可是，看起来很合算的规划，却经不起时间的“磨炼”。

　　当下，随着房产市场的调控，想用一套房子变现并赢得可观的收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加之物价持续的增长，子女教育的开支不断增多，一个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和资产的价值在无形中下降。但大多数的低龄老人身体状态还算良好，尤其城镇退休职工每月有固定的退休工资，生活自理，财务自由。老人的养老生活并没有给子女的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但面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则是另一番景象。

　　谈起自己未来的养老，张欣说她没有具体的概念，能想到的是如今很多保险公司和地产商做的新型养老社区，可以跟朋友们住在一起，环境优越，互助养老。对于以后自己成为低龄老人，是否愿意将高龄的父母送进养老院的问题，她表示很犹豫，毕竟很多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并不像宣传的那样。自己作为独生子女，父母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包括因为自己工作繁忙，老人从老家过来帮她带孩子。她不愿意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变得很低。

　　可现实是，当父母已经耄耋之年，自己也成为一名低龄老人，子女仍在求学，或是刚刚步入社会，那个时候，正值中国老龄化的顶峰，他和父母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似乎都无法避免。

　　打开58同城，查阅西安市内养老院的价格一定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估。目前，一般退休员工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难以支付中档养老院里一个月的看护费用。如果是失能老人，其看护费用则有另外的一份价目表。

　　在政府推广的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方式中，关于人工成本，尤其是为专业护理人员所支付的工资是影响看护费用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拿目前照顾失能老人护理员的工资来看，除去社保，平均工资大致在4000元左右，随着护理人员的不断流失，其工资还会上涨，这就导致人力成本的直接上涨。在加上市场中房租和物业费用的价格波动，看护费用面临不断上涨的风险也就可想而知。

　　当未来有越来也多的老人需要进入养老机构时，会不会因为床位的紧张，费用随之水涨船高就是不可预测的问题了。

　　再来看如今“银发经济”中发力的新型养老社区。

　　从各路宣传上看，这种新型养老社区，功能齐全，环境优越，有健全的配套医疗、合理营养的膳食搭配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身体健康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短暂的居住；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专业的照料，因为很多养老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医院，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可以说这种新型养老社区是养老生活的“最佳模式”。

　　但如此高配置的从容养老方式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目前，国内做得比较好的养老社区，多是保险公司提供的，这是他们的延伸产业，主要针对部分高端客户，提供一种高品质的养老生活。

　　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他们有十分专业的配套服务，就像上面提到的，从衣食住行、医疗健康管理，到运动娱乐，覆盖范围很广。可是，很多保险公司有规定，需要缴纳很大金额的保费，才能获得入住资格。其他的费用则是另外计算。如此看来，一大批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已被挡在门外。

　　唯一可以让部分低龄老人放心的是，他们在中年时期赶上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享受到了房产的红利，积累了一些财富，步入老年之后，除了固定的退休工资，可以通过自己的固定资产的配置，让养老生活从容一些。

　　可随着房价的上涨和房产的调控政策，如今处于35以下的很多年轻人已经无力实现多房产，以后无法做到以房养老。在此大环境下，如何做好打算，应对老龄化顶峰时期的养老问题，是一道思考题。

　　收不抵支的养老金

　　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让被议论很多年的延迟退休方案逐渐明朗。今年，人社部终于公布了延迟退休政策新框架，延迟退休将实行渐进式的退休方式，直到65岁退休为止。

　　归根结底，实施延迟退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未来养老金发放有可能会入不敷出。我国目前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一边是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截止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2.6亿人，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3亿人。另一边是年轻人口越来越少，90后、00后的人口远少于70后、80后。同时，自从我国放开了二胎政策之后，2017年出生人口为1758万，而到2020年出生人口为1003.5万人。如果这样的趋势长期持续下去，会导致若干年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退休老年人越来越多，可想而知，退休金的缴纳会越来越少。

　　还有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我国经过1960—1962年的生育低潮，1963年新生儿达2920万，出生率比上年猛增了20多个千分点。有关报告称，到2022年，这个群体将年满60岁，进入男职工的退休高峰。这也就意味着将消耗更多的养老金累计结余。

　　在国企工作了近20年的70后李硕对自已未来的退休金表示了担忧。他说延迟退休肯定是赶上了，交了几十年的养老金，等到自己真正退休之后，不知道能领得了多少。65岁才退休，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未来会不会需要像日本老人那样去参与社会工作，以确保自己的老年生活多一份保障真的是一个未知。

　　社科院2019年的养老《绿皮书》指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陷入“高名义缴费率、低替代率和低可持续性”的尴尬境地。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94年发布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55%是养老金替代率的警戒线，低于这个水平，退休人员的社会水平将严重下降。综合国际经验来看，只有养老金替代率超过70%，退休人员才能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当时大约2000万退休人员没有缴纳保险金，但是视同缴费。这部分人的养老金主要通过下一代人缴纳的养老金来解决，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这种代际转移的压力，最终在70、80后这一代充分暴露出来。

　　当下，无论国家如何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还是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政策，主要作用还是维系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通俗来说，也就是不至于让大家退休后连饭都吃不上。但对于个人而言，想要在退休后还能过得比较体面，更多还是只能依靠自己，

　　随着商业养老保险日趋成熟，提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已经成为众多70后、80后的储备选择。

　　疾病的到来，昂贵的养老服务都预示着在老龄化社会中的重重困境。认清现实，提前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才是硬道理。(文／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