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国曾进行过7次人口普查，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进行。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0年之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已然出现转折性变化，除了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正因如此，较之往年，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将成为我国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信息支撑。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此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披露了2011—2020年十年间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

 

　　而此时再来看《公报》中的数字，似乎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涵义。《公报》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六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0.53%。与上一个十年（2000—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下降0.04个百分点。

 

　　相较于全面宏观的全国人口数据，各个省份的则更为耐人寻味，而陕西省3952万的人口数据更是彰显着独特的“陕西特色”。毕竟，人口数据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人口数据中隐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人口数据变化的背后，是追赶超越的陕西，是步履不停的中国。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陕西省的常住人口为39528999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7327378人相比，十年间共增加2201621人，增长5.90%，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陕西省人口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从3700万到3900万的跨越，人口总量增加220多万，增速高于全国0.52个百分点，且年均增速高于全国0.04个百分点。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在全国31个省份中，其中有25个省份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较多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而陕西的人口增量处于中等位置——净增人口数量排在全国第14位，常住人口总量排在第16位，与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位次几乎持平，这反映出近十年来，陕西人口发展可以用“平稳增长”来概括。

 

　　从区域看，关中地区人口为25875539人，占比65.46%；陕北地区人口为5907331人，占比14.94 %；陕南地区人口为7746129 人，占比19.60%。与2010年相比，关中、陕北、陕南三地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为“两升一降”。

 

　　另外，从陕西省11个市（区）的详细人口数据来看，人口超过1千万人的市(区)有 1个，即人口为1295万的西安市，3百万人至5百万人之间的市(区)有5 个，分别是渭南、咸阳、榆林、宝鸡和汉中，在1百万人至3百万人之间的市(区)有3 个，分别为安康、延安和商洛，少于1百万人的市(区)有 2个，分别是铜川和杨凌。

 

　　在这组人口数据中，最为亮眼的无疑是人口接近1300万的西安市，占全省人口比重32.77%，将三分之一的陕西人口集中于此，进一步佐证了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城市发展后期的虹吸效应是指，中心区域城市不断发展成长为大型城市甚至一线超大型城市时，优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资源高度聚集，将会从劣势地区吸引人才、投资、人口、信息等等优质资源。

 

　　2010年时，西安市846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2.69%，仅仅十年间，如今占比32.77%的西安市人口已达到1295万，即每3个陕西常住人口就有1个在西安市。

 

　　陕西省统计局副局长靳力表示，西安市人口的高增长，得益于近年来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安托管西咸新区，尤其是在“户籍新政”的助力下，西安人才虹吸效应不断显现。

 

　　而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虹吸效应”在近十年来尤为明显。数据显示，相比2010年，全国人口增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武汉和佛山。不难看出，在这些人口增速较快的多个城市中，中西部城市占了6个，且几乎都是省会城市。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在采访中表示：“在过去20年里，前十年沿海地区异常具有吸引力，很多人不愿意留在省内；而后十年明显分化，中西部省份省会城市经济活力不断增长，人口迁移从国家大尺度转移到省内中等尺度转移和就地转移。因此，省内人口快速向省会城市集聚的同时，省内其他城市人口比重在下降。”

 

　　四川省统计局局长范毅则认为，地区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哪里经济社会发展得好，人口就流向哪里。但这也同时会导致人口分布不均衡的加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城市的人口虹吸效应基本没有受人口增长减缓和人口结构改变的影响，省会城市，东部沿江、沿海地区人口10年来增长迅速，而一些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人口不断流失，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稳步提升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被看作人口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在七普数据中，陕西省常住人口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7272031人，与十年前相比，陕西省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556人增加为18397人。

 

　　如果说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很难说明问题，那么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则更为直观的反应了陕西省稳步提升的人口素质。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陕西省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36年提高至10.26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31个省份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省份有13个，这一次，陕西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越江苏，排名全国第7，不仅如此，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也排名全国第6。

 

　　由此可见，即使与全国相比，陕西省的人口素质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在发布的报告《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中提到，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研发也将起到拉动作用。

 

　　再来看一组数据，陕西省60岁及以上人口占19.20%，相较于全国18.7%的比例，陕西省的老龄化程度的确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回头来看，陕西省高于全国的人口素质优势无疑能给已然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喘息”的机会。

 

　　正如《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中提到的那样：“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将使人口红利逐步得到释放，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的人口红利减退的问题，并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支撑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陕西的人口结构变化中，除了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外，少儿人口也在持续增多。数据显示，陕西省常住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达685.2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33%，比2010年增加了136.28万人，比重提高2.62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榆林、延安、商洛等地的少儿人口占比达20%以上，由此反映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取得成效。

 

　　近些年数量较大的出生人口佐证了这一结论。根据数据统计，2010-2015年间全省出生人口由36.34万人增长至38.22万人，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2016、2017、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达到40.46万人、42.48万人、41.08万人、40.83万人。

 

　　二孩成为近几年全省出生人口的主体。2019年，在全省出生的人口构成中，一孩、二孩、多孩分别占43.32%、51.58%和5.1%，由此可见，二孩比重最大，二孩出生数量甚至占据了出生人口中超过一半的比例，即便“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但其对于人口结构带来的调整作用依然突出。

 

　　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经济活动的最终主体，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未来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大规模的老龄化带来过重的养老负担，但人口素质的提升又将迫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一老一小”庞大的群体将为婴儿消费、银发经济带来广阔的消费空间，这与“家庭规模的持续缩小带动单身经济和宠物经济等消费发展趋势”的道理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联合国对我国2020年到2030年间人口变化的预测，未来十年间35-44岁、55-64岁、65岁及以上几个年龄段人口数量增长最快，除了医疗、康养等相关行业之外，老年人对休闲娱乐、旅游、甚至老龄教育服务行业的需求亦将增加。

 

　　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放开三胎，并将重点推出税收、住房等配套支持措施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提高生育积极性。随着越来越多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90后、00后成为父母，他们更加注重科学育儿和品质消费，必然推动育儿产品的市场细分和消费升级。

 

　　不断加快的人口流动

 

　　1980年时，我国和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高达28.3个百分点，到2019年时，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个百分点。而七普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由2010年的50%上升至2020年的63.9%。

 

　　反观陕西省的全省常住人口，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476.97万人，占62.6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475.93万人，占37.34%。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陕西省城镇人口增加771.04万人，乡村人口减少550.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6.96个百分点，比上一个10年的增幅上升3.52个百分点，对比全国，陕西增幅亦高出2.75个百分点，由此来看，陕西省的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与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交织，迁移流动成为当前最活跃的人口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即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

 

　　七普数据统计，在陕西省的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1326.71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399.32万人，流动人口为927.39万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入人口为193.37万人，省内流入人口为734.02万人。人户分离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的33.56%，流动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的23.46%。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陕西省人户分离占全省常住人口比提高17.77个百分点，人口增长1.25倍，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3.18倍；流动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提高10.23个百分点，增长87.74%。

 

　　不难看出，在陕西省的流动人口数据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这与全国35%的人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

 

　　在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看来，人口大流动、大迁移的过程，构成了我国社会人口变化的一个新现象。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力的象征。

 

　　2020年年底，经济观察报曾做过一个名为《逛吃指数之餐饮投资景气指数》的报告，试图从餐饮投资的角度，来观察人口的流动趋势。其中，居于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成都、广州、东莞、佛山、重庆、西安、郑州、长沙和泉州，景气指数与人口增量息息相关。从中可知，人口流入的地区和城市，餐饮景气指数高度正相关。

 

　　虽然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几个城市人口持续流出，景气指数也比较惨淡，但不能简单的划一条线，南方之于北方、东部之于西部，来划分繁荣和衰落。因为，即便在广东，人口流出的城市也不少——粤西、粤东和粤北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加速向几个核心城市迁移。

 

　　从陕西省的流动人口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陕西流动人口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活跃地区和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凸显。

 

　　在陕西省927万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入人口占据了734万的绝对主流位置，明显高于193万的跨省流入人口。更多人选择相对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鼓励重点省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密不可分。

 

　　2018年，西安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西安无疑是陕西省内人口迁移流动的首选。

 

　　这样的人口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也并非个例。如作为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近年来随着现代制造业蓬勃发展，大量劳动人口更倾向选择在近距离的省会城市成都就业。七普数据显示，成都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位列全国城市人口第四名，而成都平原经济区常住人口占四川省总人口比重超50%，显然，人口在向省内核心城市聚集。

 

　　现实表明，人口的集中度在未来还会加剧。相比农业社会，制造业的分工协作和服务业的经营效益，都要求人们高度集聚。而从个体的角度看，为了好的教育、医疗、工作、以及生活的种种……流动几乎成了社会发展永恒的命题。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传开，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朱建江在《流动中国：“七普”数据背后的人口流动迁徙》一文中表示，我国已经稳定进入人口流动时代，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整个社会已经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生于斯、死于斯”相对静止的“乡土中国”转向一个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流动中国”。

 

　　而一定程度上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然是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力。与我国国情相一致，为积极应对流动中国时代的到来，陕西不得不重点关注那些“想落而不能落”的流动人口。这不但需要持续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更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淡化户籍制度背后绑缚的各种利益，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以推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文/记者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