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苏秉琦等先生做过一次调查，通过古地名寻找到偏东方向的丰镐村，初步确定了文献和传说中的西周都城的位置。

 

　　上世纪4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石璋如先生来到沣镐区域，对周文王的灵台，沣东、沣西的周人遗址做了更深一步的调查。

 

　　1951年，苏秉琦先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他带队来到丰镐遗址调查，在沣西客省庄发现了一处三种古代文化叠压堆积在一起的“三叠层”，由此拉开了新中国丰镐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

 

　　2021年5月，我在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官庄村和花园村的交界处（即14号大型建筑遗址）采访了长期主持镐京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生导师岳连建教授。

 

　　来到这里的人无法不对它肃然起敬，因为，中国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就屹立在我们面前。

 

　　《西部大开发》：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丰镐遗址一直陆陆续续在进行考古工作，这里一直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遗址，现如今都有哪些新进展？

 

　　岳连建：通过2012年的工作，我们确定了丰镐遗址的四至范围——现存的丰京遗址面积约8.6平方公里左右；镐京遗址的现存面积是9.2平方公里。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对镐京遗址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甚至有学术界人士认为，镐京遗址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但经过我们详细勘探确定，昆明池对镐京遗址的破坏程度仅为三分之一，主要在西南部和东南部。

 

　　经过勘探和发掘，我们确认了镐京西南至东北部的一条人工壕沟——起始于镐京遗址西南部的沣河东岸，经南白家庄与北常家庄之间北上，至普渡村东与太平河相接，长约4公里。该壕沟的发现，对确定西周都城镐京的西南和东南部边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镐京遗址能确定是西周的都城？一个是它要有大的范围，还要有大规模的遗址分布，在规模上一定要达到都城级别，接下来要有高等级建筑以及手工业作坊等。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14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还发现了铸铜、制骨、制陶作坊遗存。

 

　　镐京遗址作为早期的都城已经非常大，目前有9.2平方公里，加上汉代修昆明池破坏的三分之一，应该在12平方公里以上，加上沣西（丰邑）这一片，现存有17平方公里以上。

 

　　《西部大开发》：近几年与丰镐遗址有关的重要考古发现是什么？

 

　　岳连建：镐京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铸铜作坊遗址，从2015年8月到2018年11月，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大约有3000平方米，发现西周房址5座，其中有一座目前西周时期非常罕见的半地穴式三套间的房子，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两室一厅”套房，边上还有其它稍微小一点的房子，总共是5座。有3座比较特殊的陶窑，它们的火眼比较小，跟当时烧陶器的窑有一些区别，可能是烘陶范用的。还有水井13眼，说明这个地方聚集了一大批人。灰坑特别多，有550座。墓葬30座,最大的是12号墓，有棺椁、殉狗、一套车马器、一件青铜鼎，鼎上有铭文，按照鼎的数量、级别，墓葬主人应该是士一级的贵族，也可能是作坊的管理者。商周的时候，工匠都埋在作坊附近，像殷墟遗址、周原遗址发现的作坊，墓葬都在旁边。在这些墓葬中，一座成人的墓葬里面还发现了1件铜锥，为判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实物证据。出土陶、铜、玉、石、骨、角、蚌等材质的小件器物600余件，以及鳄鱼骨板和炭化小麦颗粒等重要文物。其中，与铸铜有关的青铜工具、陶模、陶范芯、陶窑、水井、套间房址等的发现，基本确定了镐京遗址铸铜作坊的位置，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聚落结构及手工业作坊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是镐京遗址近30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之一，荣获了“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西部大开发》：现在已经发现了14座大型建筑基址，根据您的判断，当时的房子大致样貌如何？

 

　　岳连建：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大多都没有经过发掘，只有其中的两座经过全面的发掘，形制已经出来了。5号建筑基址当年是修咸斗路的时候，郑洪春先生做了紧急性的发掘清理。从1984年到1986年，通过考古发掘，5号宫室基本上被揭露出来。当时公路把宫殿基址破坏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过保留下来的还是不错的。建筑呈‘工’字型，中间是主殿、旁边是厢房。夯土面积达2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多平方米，目前从夯土面积来说，它是西周时期最大的建筑。这个建筑是从地上先夯一个台子起来，在台子上面夯筑墙，然后再在上面架梁柱。北边是11号基址建筑，目前还没有发掘。

 

　　2019至2020年，我们发掘了14号大型建筑。该建筑原夯土基址总体略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长约53米，宽约34米，总面积达1800余平方米，是一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基址中东部及东北部的夯土地基被宋、金、元、清时代的灰坑、窖穴、水井、墓葬及近现代砖窑等破坏，致使建筑夯土基址约三分之一部分毁损不存。建筑基址的南部及中西部保存相对较好，夯土最厚处超过2米，夯土层厚约5～8厘米，夯窝直径4～5厘米，系用木棍捆成束夯打而成。在夯土台基之上，存留有大体呈东西向排列的夯土墙基8道，房屋7间。其中，中间2座房间较宽大，为主室（厅），宽约6米，残长约10米。两侧5间房屋较窄，为厢房，宽窄稍有差别，平均宽度约2.4米，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的镐京西周五号宫室发现的厢房宽度大体相当。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建筑，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出现“轴对称”这个理念了。

 

　　在基址中南部边缘发现一段长约3米的陶排水管道，由四节直径25厘米的陶水管套接而成，系丰镐遗址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排水管道，为研究该座建筑的排水系统提供了实物资料。

 

　　出土的西周时期遗物主要为建筑废弃后残留下来的较多弧形板瓦、槽形板瓦、筒瓦残件以及骨笄、骨锥、骨箭镞、陶罐、陶鬲、陶豆、陶盂器物碎片等。另外，在建筑西北部揭露出一条长约40多米、宽4米多，落差约2.5米的夯土护坡，在护坡上发现一段由5组陶瓦相扣而成的长2.5米、口径约0.3米的排水管道，应为宫殿区所在台地向西边河道的排水系统。因发掘面积所限，该护坡总长度不详，尚需今后继续进行发掘。

 

　　我们去年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该建筑基址的东南边上发现了一个略呈长方形的动物骨坑，内埋较多牛、羊、猪、鹿的头骨，我院动物研究专家胡松梅研究员已做了现场鉴定，并指导院文保室专业人员对这些动物骨进行了提取，准备做进一步的鉴定、检测和研究。因该坑里发现的牛、羊、猪等动物头骨跟文献上记载的周天子祭祀社稷、天地、祖先时最高级别的“太牢”祭祀用牲基本上能对应起来，所以这是一座与祭祀有关的坑。据文献记载，周代天子祭祀用太牢（牛、羊、豕），诸侯祭祀用少牢（羊、豕），士大夫一级用鸡、鱼，普通老百姓只能用稻粮。我们发现的这个动物骨坑就在14号建筑基址的边缘，所以这个建筑很有可能跟宗庙有关。当然旁边还有5号、11号这几座大型建筑，它们中的某一座也有可能是宗庙，因为周人不会把祭祀完的东西埋到很远的地方。这个发现是很有意义的，起码说明这里很可能有周天子级（国家级）的宗庙存在，这对都城考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另外，我们把宫殿区所在台地的边缘发掘出来了，14号建筑基址刚好在它西部最边缘的区域。再朝西一二百米的地方，就是古代的一条河流，也是沣河的一条大的支流，原来胡谦盈先生把它称做“沣水之津”，也就是沣河的一条支流；郑洪春先生则认为，这可能是滈河故道；也有学者称它为滈水。虽然各有说法，但它应当是沣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这条支流是从斗门西边的沣河开始分流，然后朝东北一直流到渭河。这条河道在西周的时候是镐京的城中河，但如果将丰镐二京连起来的话，沣河则是城中河。

 

　　《西部大开发》：丰镐二京跟周原遗址，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岳连建：在周人先祖古公亶父时，因受到戎人侵扰，他带领族人从古豳地（现在渭北的彬县、长武一带）迁到了周原。从古公亶父到文王早期，都是作为方国都邑性质在那里存在。到了周文王晚期，在扫除了商人在关中最大的诸侯国——崇国之后，便将都邑从周原迁到了沣西，建立丰邑。丰邑地处关中平原的中部，南依秦岭，北邻渭水，土地肥沃，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了朝东进发，他们把这里作为一个桥头堡，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可从渭河顺流而下，通过关中渭河谷地这个大通道可以直接向东进发。周人迁都丰邑后，从此打开了向东进军的通道，其势力不断向东发展，这时已足以和商人相抗衡，于是文王不断策划灭商。到了文王晚年，已然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人势力已扩展到关中东部、晋南及豫西这些区域。

 

　　到了武王时，周人联合其他八个部族共同出兵，一举灭商。武王建国以后，由于沣西这个区域比较狭小，不能满足周王朝建立国都的需求，于是把都城迁到了沣河以东，称镐京。现在一般把沣京和镐京并称丰镐。

 

　　武王迁到镐京之后，沣西这边继续在用，有宗庙、宫室、贵族采邑、墓地、手工业作坊等。丰邑作为都城的一部分，与镐京共同构成 “一都双城”的格局。当时镐京作为政治中心，宫室、宗庙、贵族采邑、手工业等聚集于此，这些文献里也有记载。

 

　　周原作为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商朝灭亡之后，很多殷商移民被安置在那里，这是一个利于统治的好办法，因为殷商贵族不在原地生活，就没有了“根”。周原，一部分是殷移民，还有一些已知的大家族和一些未知的家族，大量的采邑在那里，还有一些宗庙。此时的周原，相当于周朝的一个副都，而从西周王朝的建立到灭亡，镐京遗址一直是它的政治中心。

 

　　《西部大开发》:岳老师您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对文献、对考古都很熟悉，如果我们讲西周对中国文明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大家当然都会说宗法制、分封制，您觉得西周对这种文化、文明上做了哪些贡献？

 

　　岳连建：西周主要奠定了中国文明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主流文化还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尤其中华文明以汉文化为主，历代王朝都推崇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中国人现在的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多多少少都来自于儒家文化。

 

　　西周是三代的巅峰时期，被孔子盛赞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人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人的礼乐文化一方面继承了殷商旧制，一方面又有独特创新，主要是宗法制和分封制。

 

　　“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把王畿之外的疆域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自己封国内的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等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诸侯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分封制奠定了统治基础，周王实际上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存在形式。周礼不仅是一种礼乐制度，实际上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是用来约束贵族的，违背了礼制，就等于违法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周人的礼乐文化深刻影响了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内核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把时间轴拉长，中华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与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中华文明推崇的“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与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中华文明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今天我们主张的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