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小舍得》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的话题。可以说“内卷”“鸡娃”“抢跑”承包了所有话题的核心内容。现如今的教育问题是被放大，还是在陈述事实？家长也罢、学校也罢，各有观点，各有体会，最终也是各有焦虑。

 

　　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变化是，只短短几代人的时间，普通家庭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投入的金钱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新一代的父母在切身感受到教育的回报率之后 ，即便他们希望孩子有快乐的童年，但仍旧期望用教育这个最可及的资源，最有效的路径，让孩子有个更理想的未来。

 

　　这场竞逐中，其背后除了引发焦虑以外，还有不可回避的困境和风险。

 

　　逃不开的“内卷”

 

　　内卷，本属于学术词汇，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当社会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人们通过竞争来获取更多资源。而放在当下，被人们用来表示非理想的，被动式的竞争。

 

　　也可以看作是努力的“通货膨胀”。

 

　　内卷一词之所以用到职场、学业等诸多领域，就在于当人们意识到有更多元的选择时，依然无法退出这场竞争。

 

　　郭薇是一名三年级孩子的妈妈，她一直倡导科学育儿，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发掘孩子的潜力 ，学科的课外辅导从来都是她最反对的事情。他认为这种方式太束缚孩子的天性，占据了孩子的时间，说简单点，就是没时间玩了。

 

　　可是她多少年坚持的快乐育儿理念，在今年孩子进入三年级后被动摇。

 

　　三年级第一场家长会上，班主任非常认真的强调了这一学年的重要性。因为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如果你想在中国高考体系里走下去，那么，小学三年级起，就请打起精神来。也就是在提醒所有“佛系”的家长如果还坚持自己的快乐育儿路线，那么，你的孩子就有可能彻底“放羊”。因为小升初迫在眉睫。

 

　　这一次的家长会似乎给郭薇当头一棒，一向坚持自我理念的她开始向身边的妈妈们请教课外培训班的事情。她发现自己跟别的妈妈比起来就像个不合格的妈妈，关于辅导班的事情竟然一问三不知。

 

　　让她更没想到的是，课外班竟然不是想上就能上的。好的课外辅导班要提前预约，还得参加测试，看看你的孩子够不够资格。若要进入所谓的提优班，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这天起，为了顺利通过辅导班的入学测试，郭薇给孩子找了一个一对一的家教。同时也加入了好几个辅导班的妈妈交流群，获取信息资源。从此的周末，她不再“佛系”的带着孩子逛博物馆，而是拼尽全力奔波在通往“奥数殿堂”的路上。因为如果在有关奥数的考试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进入好初中的主动权。郭薇说，一场快乐育儿的美梦还是醒了。

 

　　郭薇心理明白，上最好的初中，以增加上最好的高中的概率；上最好的高中，以增加上最好的大学的概率；上最好的大学，才能增加找到最好工作的概率。为此，自己不能再懈怠。

 

　　现实果然是残酷的。孩子连带着妈妈被一同卷进了小升初的竞争中。毕竟，优秀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想占据，那只有竞争。

 

　　由此，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一个家庭中，妈妈的角色已不单单是抚养孩子，而变得更加职业化。中国社科院的杨可研究员有一篇论文叫《母职的经纪人化》，也就是在讲母职的内卷化，妈妈慢慢变成了孩子教育的经纪人。

 

　　当你在一个辅导班家长等候区听妈妈们的聊天时，会发现他们在交流时的信息量非常大，通晓各类学业辅导，包括各种兴趣班，以及如何给连孩子建立良好的交际圈。孩子的一切事物尽在掌握之中。

 

　　妈妈成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培训市场的一个枢纽。妈妈们发挥着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的作用。他们了解教育市场产品和目标学校的需求，能够为孩子制定个性化学习路线，并且整合教育资源，规划孩子的学习时间。在孩子刚刚步入学习生涯的时候，一个妈妈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效，以及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在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妈妈作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她的规划性、策略性被动的有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拼妈则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而更现实的事情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拼妈的。只有母亲具有相应禀赋的家庭，子女才更可能在教育市场上占得先机。对于那些忙于工作的职场上妈妈或是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压力从天而降。

 

　　别人孩子的妈妈都在那里那么做，那我呢？这般灵魂拷问想必很多妈妈都问过自己。虽然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妈妈在对孩子的奉献上从来都是不打折扣的。由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压力，带着有一种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竞争在里面，如同一个困境，无法逃离。

 

　　教育“抢跑”的背后

 

　　如此焦虑的现状，其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研究中发现，两个经济因素在教育策略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收入的不平等水平。以西欧和美国为例，从历史上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开始加剧，父母投入到教育上的时间便开始增多。横向来看，就业人群中最富裕的10%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份额之比在美国是18.9（2014年），在瑞典是7.3，在荷兰是7.8。

 

　　与之对应地，美国从90年代开始出现“直升机式育儿”。所谓的“直升机育儿”是以一种过度关注、过度控制、过度保护和过度追求完美的方式参与孩子的生活，是一种过度负责任的育儿方式。他们不教育孩子如何处理障碍，而是尽全力为他们扫清一切障碍。其目的就是尽全力争夺优质的教育资源，以达到理想的阶层。

 

　　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一同发挥作用的是教育回报率。如果父母预期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竞争会更加激烈，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就会追加教育投入，尽可能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在中国，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发现的两个经济因素贯穿了过去40年的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人通过高考从村镇流入城市，从小城市流入大城市，完成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积累。教育回报率之惊人自不待言。

 

　　今天，政府公务员、金融机构职员等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位大都有明确的学历要求，很多职位甚至明确只招收“985”“211”大学毕业生，或者进一步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学历的门槛促使新一代的父母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力争使孩子成为考学竞争中的佼佼者。也就是目前被热议的“鸡娃”式教育法则。

 

　　这也成为了一种集体困境。

 

　　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当下，让父母们在孩子教育上采取“鸡娃”式教育还有体制的问题。

 

　　教育部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发展中职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职普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要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

 

　　职普比大体相当，意思就是上职校和高中的比例要在5:5，意味着初中毕业后，50%的学生要上职业学校，50%的学生上普通高中。目前有些地区，普高招生的比例有些高，教育部要让这些地区重点扩大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要达到5:5的比例。

 

　　这样的调整，从另一方面来看，是因为我国社会对于各方面的人才需求也是比较大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一些技术型人才。

 

　　虽然说行行出状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可是对于享受时代红利和高教育回报率的新一代父母而言，这并非易事。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追加教育投资，把孩子挤进50%的高中行列。

 

　　张涵的女儿媛媛今年初一，从小一直练习舞蹈，也拿过一些奖项。媛媛喜欢舞蹈，想进艺校，当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张涵得知女儿的想法急了，作为一名大公司的财务总监，她不允许女儿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一上初中，他暂停女儿的舞蹈课，又额外增加了一些网课，把女儿业余时间占的满满当当，让她从初一的第一天起就打消上艺校的念头。

 

　　媛媛为了舞蹈的事情没少跟妈妈争执，她说即便不上艺校，继续练习舞蹈，学业压力轻点，以后高考参加艺考，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张涵打心里认为，艺考，那是学习不好，没有办法的办法。她觉得孩子必须削尖脑袋考个好高中，奔个好大学，选个好专业，至少不能比自己差。

 

　　可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适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11人升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每年中国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从2000年的10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874万人，增长了8倍。

 

　　学者何平立、孔凡河、陈道银和杨小辉在《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一书中指出，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接纳这些蜂拥而至的中产阶层后备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偏低，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保证他们顺利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在社会竞争，特别是在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上投入巨大，因此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强烈。

 

　　这说明，中国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更不愿意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低端”的就业岗位。向上流动的欲望与向上流动的挫折一同塑造了巨大的焦虑。这10年，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向农民工看齐的现实，追加教育投资，非“211”“985”，甚至于非清、北不上也就成了自然选择。

 

　　职校和高中的5:5的升学比例还将“激励”着更多的父母。越挫越勇。

 

　　新一代的选择

 

　　现代社会，无论在任何国家，重视教育毫无疑问都是睿智的选择。但正如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所言，当一个社会将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视为教育的唯一功能时，这个社会将面临一种集体风险。人们有强烈的动机让孩子们为考试而学，为此投入巨大，但对社会整体而言更糟了，因为学习脱离了现实生活，孩子没有获得分数以外的实际收益。就算一个孩子因此获得了某个心仪的职位，其代价是另一个孩子被抛弃了。在职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争取职位的竞争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零和博弈。

 

　　时代的变化总是飞快，享受时代红利和教育回报率的一代父母，在带着孩子“抢跑”的同时，也在“不得已”面对新时代的变化。

 

　　2020后疫情时代以来，催生了许多的新型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二手车经纪人、公司金融顾问等等。尤其在这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时代里，对于当下的学生而言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选择。薇娅和李佳琪创造的“奇迹”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就像张涵希望女孩上一个好大学，选一个好专业，至少以后从事着不比财务总监差的职务，女儿则希望自己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可以在自己喜爱的舞台上绽放，这才是她自己想要的。张涵还没有接受女儿的想法，而有一些父母却悄然的发生了改变。

 

　　关于大学专业和未来职业的选择，是彤彤跟父母最常论的话题。彤彤目前高二，学习成绩还算优良，按父母的意思，他除了好好备考以外，得认认真真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可彤彤心里早有了自己的打算。他是网游高手，自己摸透了很多游戏，并且学过编程的他也研发了一些小游戏，他的理想是游戏博主和游戏开发师。父母原来觉得这个想法太离谱，根本不能算个“正经”职业。可被彤彤一番关于“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的高谈阔论后，陷入了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沉思。

 

　　其实，无论条条大路是不是通罗马，媛媛和彤彤的父母都期盼孩子未来能获得体面的、收入丰厚的职业机会。但这一代父母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他们孩子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变化，要走的路已经和他们截然不同。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觉察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1977年，他正式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的。“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而“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胜过经济和人身安全。

 

　　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为何现在有很多高收入人群放弃自己的工作，选择喜欢的事业从零开始创业，或者选择喜欢的学科开始学习研究。一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二是他们的思想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他们更渴望做一次内心的选择，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那么，何况当下的新一代年轻人了。他们生活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是新的，一切都皆有可能。他们虽然无法再享受父母那一代的教育回报率，但他们在多元化的时代里将有更多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会更加尊崇于他们的内心。

 

　　这又何尝不好呢?（文/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