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繁华中，她另辟蹊径，以特有的方式让人们找回那段尘封的记忆；历史的痕迹透过那一排排的纺织机、古旧书文、老照片等废旧物件映射出来，书写着昔日的荣辱与兴衰。

　　

　　她就是西北地区创立时间最早的近代机器棉纺织企业——大华纱厂，曾经的繁荣使得她对西北纺织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她镌刻着陕西近代工业文明发轫的深刻印记，见证了西北民族工业的艰难创业，见证了西安的解放和民族工业的新生，见证了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更见证了不同时代留下的历史印痕。

　　

　　她今天的名字叫“大华·1935”。几经跌宕起伏，她再一次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让我们追古溯今，一起探寻属于她的“前世今生”。

　　

　　徜徉在“大华·1935”，每一个巷道里都充满着艺术气息。涂鸦、剧场、文创、酒吧、艺术体验室、西北第一座工业遗产博物馆等时不时的映入眼帘，让你应接不暇。不经意间，悬挂在空中的“网络热词”挂饰突然出现在眼前，立刻将你带入了一个“新潮境地”。走着走着，随处都会看到有年轻人拿着专业相机在布景、拍摄，寻找不同视角。远观，这些场景置身在一个“庞大的工厂”中，一眼看不到边。近处，印着“西安大华博物馆”七个字的门牌牵住了我的脚步，顺着指示走进去，一段关于“大华纱厂”的历史穿越由此拉开。

 

 

 

 

　　在战火中孕育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海上舰队通过一门门火炮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向清朝进行猛烈攻击。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清朝的一部分官员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

　　

　　为了挽救清朝，在清朝末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实业救国一时间成为了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上最为响亮的口号。1889年，新任湖广总督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纺织商品，他决定兴办新型的纺织工业，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以此利润富国强兵。张之洞在向朝廷奏请开设纺织局的奏折中曾这样提过，“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之外莫如洋布、洋纱。今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

　　

　　于是，张之洞在督鄂期间，苦心经营、历时数年，终于在湖北武昌兴办了纺纱、织布、缫丝和制麻四个民用工业，当时称为“纺织四局”。其中：1890年3月兴建湖北织布局，1894年10月兴办湖北纺纱局，1894年10月兴办湖北缫丝局；1897年6月兴办湖北制麻局。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向我国输入大量的布匹，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手段，只以中国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把洋布卖给中国人。很多老百姓舍土布而穿洋布，国内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华纱厂退休老职工程宏远回忆起过去时这样说到。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湖北纺织四局刚刚开始运作生产后就被技术难题所困住。因厂里的机器是从英国购买的，光有机器没有技术指导，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十分粗陋，找不到市场。还因当时企业生产经营官衙习气浓厚，一切事宜均听候清政府所派委员、总办处理，再加上浮员冗多、费用过大，企业经费常被清政府乱挪滥用，产销活动渐入困境。

　　

　　到1902年，在走投无路之时，张之洞着手改变企业经营方式，转换经营机制，“纺纱四局”被粤商韦应南、汉口汇丰银行的邓纪常组建的应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招商承办，开启中国百年公有企业改革史之先河。

　　

　　由此，湖北纺织四局从1890年创办到1902年的招商承租，历时12年，最终走上了由官办转归招商承租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因承租者经营有方，开始盈利。却不想招来清廷新任湖广总督的觊觎，虽距离租期20年期限还未过半，但还是被强制制止。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应昌股份有限公司才收回承租权。

　　

　　1912年，商人出身的徐荣廷任湖北官钱局总办，与应昌公司合资组成楚兴公司，并担任经理，继续承租纱、布、丝、麻四局经营。当时楚兴公司资本130万两，从1913年1月起租期为10年。

　　

　　楚兴公司接办四局后，整顿厂务，调整经营，抓住欧战爆发、国内纱布市场旺盛之际，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由于楚兴独家经营，产品供不应求，1913年－1922年，楚兴公司共获利1400余万两，约合银元2000万元。

　　

　　楚兴公司的原始积累让徐荣廷发现纺织行业里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也正因为此，公司又受到了军阀政客的排挤和摧残。

　　

　　“直系军间萧耀南继任鄂军都督后正是楚兴盈利最多的黄金时代，于是引起了以军阀唐春鹏、石星川为首的将军团的垂涎，他们私下利用与萧程南的关系，相互勾结，不待楚兴租约期满，即勒令提前移交。”大华纱厂退休老职工陈陡民介绍。

　　

　　1919年，在楚兴公司尚未正式结束四局的承租前，徐荣廷便与公司的其他几位合伙人，开始筹办自办公司。在1920年到192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徐荣廷先后成立湖北武汉的裕华纺织公司以及河北石家庄的大兴纺织厂。

　　

　　如果说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四局”为中国纺织工业起了开端的作用，那么徐荣廷创办的裕华与大兴两家纺织公司则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军事占领，日本的纱布开始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中国北方的纺织工业受到重创。

　　

　　1934年，武汉的大兴纺织厂被日本人挤压，时任裕华公司董事长的苏汰余将目光投向了偏居西北的陕西西安。

　　

　　“陕西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悠久的种棉历史，辛亥革命以后，陕西农民大力推广洋人的种棉技术，使陕西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陕西棉花的种植已达300多万亩。”谈起建厂优势，大华纱厂退休老职工程宏远如是说。

　　

　　也就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颁布开发西北政策，并力促陇海铁路西延。1935年，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使得西北纺织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大华纱厂退休老职工陈陡民介绍说，“由于交通的便利，不仅使外地机器设备可以输入陕西，同时也可以让陕西的产品通向全国各地。于是西安本地的商人，准备开始投资办厂，外地商人也纷纷前来考察。”

　　

　　经商多年的苏汰余知道，商机稍纵即逝，如果不在陕西开设分厂，以后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于是他便委派时任石家庄大兴纺织厂的厂长石凤翔赴西安建厂，“大华纱厂”由此诞生。

　　

　　在颠簸中求生

　　

　　“大华纱厂”的名字跟随时代发展几经更迭。之前的大兴、裕华等都属于“前辈”，而大华纱厂则真正始建于1935年。

　　

　　当时是由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出资建设，最初厂名为“大兴二厂”。1936年，武汉裕华公司对其授资100万元，遂更名为“长安大（兴）华（裕）纺织厂”。现在我们依然在“大华·1935”能看到由箸名书法家寇遐题写的“长安大华纺织厂”的厂名。

　　

　　1934年夏，石凤翔到达西安，经过反复考察将厂址选在了南临火车站、北临含元路的郭家疙台，因为紧邻陇海线的便利交通，为纱厂未来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在筹建工厂过程中，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从各方面给予支持。

　　

　　讲到此，大华纱厂退休老职工宋连生谈到了一个细节：当时在建厂购买地皮时，有一户姓蔡的地主占了六七亩地坚持不卖，在多次劝说无效后，邵力子多方交涉，经过一再加价，才帮助石凤翔跟蔡某达成了协议，但建厂时间也因此拖延了半年之久，直到1935年春才破土动工。

　　

　　这个即将破土动工的新厂，预示看陕西将由此告别只产棉而不出布区的尴尬局面，为西北的工业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据介绍，1935年建厂时，用的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设备，1938年投产后，当年盈利20万元，使之迅速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纺织厂之一。

　　

　　据《大华厂志》记载，从纱厂开工到1937年的两年间，分别盈利为60万元、133万元。1937年，大华纱厂进入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大华纱厂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回报，还带给西安纺织业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在她的带动下，加速了陕西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当时，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大华纱厂承担了供应军布的责任。尽管困难重重，仍坚持每月向前线供应3万匹棉布，从未间断。也因此，日军在对西安的145次空袭中，多次将大华纱厂作为轰炸重点目标，使得大华纱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创。

　　

　　据《大华董事会》记录，1939年10月11日午后，突有敌机12架进袭西安，甫达本厂上空即投下爆炸弹及烧夷弹30余枚，以致纱厂焚毁一空。棉花烧去25万担，炸毁工人饭厅两栋，其他房屋住宅60余间，工友死12名，轻伤4名。

　　

　　据介绍，抗战期间，仅大华纱厂就遭到日军的3次轰炸，机器设备损失数百万元之多。为此，大华纱厂不得不在广元设厂，将机器设备运往四川，避免造成更大程度的损伤。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大华纱厂所生产的军需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因为日夜工作的大华员工都知道，此时的他们更要用纺织机为武器来参加这场惨烈的战争。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大华纱厂也结束了战时军工企业的时代。

　　

　　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内战，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崩溃。一时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大华纱厂也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艰难谋生。

　　

　　据《裕华、大兴、大华三公司档案》记载，此间物价波动甚剧，如米面煤炭、小菜涨风尤炽，米每市石7万元，面每袋1. 5万余元，小菜每斤300余元，香油每斤1200余元，职工均感生活困难。

　　

 

　　而这还不至于影响大华纱厂的命运，直到1949年，大华纱厂再次遇险。

　　

　　《大华纱厂厂志》清晰地记载着：“1949年5月初，西安解放前的半个月，胡宗南计划撤退前在发电厂、火车站、大华纱厂、面粉厂等重要部位安放炸药，破坏西安的工厂和交通。大华纱厂也是胡宗南计划要破坏的目标之一。5月20日清晨，胡宗南余部20余人，带着炸药包，企图闯进大华纱厂进行爆炸毁厂。工人纠察队迅速在厂南大门用麻袋堵住阻挡，胡宗南余部强行将南门的侧门炸开闯进厂里，寻找发电厂目标。工人们不顾个人安危，与胡宗南余部周旋。最后他们只炸毁了小部分水泵房后就匆匆逃跑了，发电厂的核心部位被保住了。”

　　

　　就这样，大华纱厂在三起三落中以顽强的生命力经历着一次次战争的洗礼，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扛起了西北纺织业发展的大旗。

　　

　　1949年5月21日，西安解放。

　　

　　1951年，大华纺织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厂名更改为“公私合营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12月，企业转为国营，改名为“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隶属关系几经变化，名称延续了30多年；1979年划归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管理，成为陕西省13个大中型棉纺织厂之一......

　　

　　大华纱厂历经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安重要的工业基础和骨干企业，为西安纺织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

　　

　　据说大华纱厂的鼎盛时期当属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拥有职工家属1万多人，纱线锭近10万枚，布机近千台，年产万吨棉纱，8000万米棉布，是全国大型纺织企业之一，也是西安重点企业及纳税大户。

　　

　　而现在我们能从职工及家属区、工会俱乐部、职工学校、退休职工舞蹈演出等影像中见证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大华纱厂和其他国有纺织企业一样，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企转轨变型中进行了诸多探索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大华纱厂也有过转型初期的迷茫、壮士断腕的悲壮、直面挑战的顽强等，大华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众多中国国企改革的缩影。

　　

　　在新时代下重生

　　

　　进入市场经济后，面对激烈的竞争，国有纺织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由于长期以来装备工艺陈旧、技术改造投入不足、管理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大华纱厂的生产状况每况愈下，2008年10月，大华纱厂宣布政策性破产。

　　

　　“马上就要离开厂里了，心情非常复杂。30多年的大华情怀一下了断，真是难以割舍。”面对破产，每一个亲历者的心情都无法轻松。

　　

　　如此境遇，大华人伤心过、痛苦过，但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苦苦探寻，努力在黑暗中求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笔潜藏的财富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从1935年建厂到现在的86年间，大华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虽都已成为了历史，但却为今天的西安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化遗产，这些具有历史、社会和科研价值的遗产就是他们再次腾飞的“曙光”，“大华·1935”顺势而生。

　　

　　“大华·1935”项目于2010年启动，自改造之日起，近百年的大华企业转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的“大华·1935”诞生了。

　　

　　作为近代工业遗存，“大华·1935”用她厚重的工业文明和文化积淀，承载起一个历史与现代交汇，工业文明与文化产业相融，传统与时尚互通，集文化、商业、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体。既有效地保护了工业遗存，又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存量资产融入区域经济圈，创造性地破解了传统工业破产改制后走向新生之路的课题。

　　

　　86年，弹指一挥间。大华纺织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念想，镌刻出老西安的记忆，彰显了老国企的时代精神，书写了波澜壮间的国企改革风云录。她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也推动过工业经济的发展，更留下了几代大华人报国之志和奉献精神。而今，时代的发展作生出新兴的事业，社会的需求更需要推陈出新。

　　

　　如果说西安大华纱厂的创建引领了西安乃至西北地区近代工业文明的话，那么“大华·1935”则在书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在大华纱厂书写奇迹的背后，有为之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石凤翔，有他亲自创造的品牌——“雁塔布”，还有在这里成立的西安第一个工人地下党组织及拥有丰富的西安工人运动史等，本文无法一 一呈现，只能留一份空间给读者，让您亲自走进大华·1935,去感触更多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傍晚时分，“大华·1935”在灯光的映射下更显得绚烂夺目。漫步其中，仿佛再次穿越，只见一名纺织女工在机车前认真纺线，一根根纺线跟随机器不停地跳跃，跳着跳着，又将您带回到薪新的大华·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