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经历了先周、西周、东周等几个阶段，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地域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上，夷夏融合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制度上，宗法和礼乐文明形成并趋于完善，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思想上，继文武周公之后而有孔子，随之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华夏文明至此而“郁郁乎文哉”，中华文化步入重要而又辉煌的新阶段。

　　

　　周原是周朝文化的遗址，中国人的宇宙观、天地、八卦、阴阳等观念都在这里形成；对异性诸侯的分封制度在这里制定；最早的文字，在这里趋于成熟；涉及到中国人生活情调的礼乐文化、《诗经》都在这里诞生；“民为重、德为重”观念，“天人合一”“敬德保民”的意识都诞生于此。目前，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例如大盂鼎、毛公鼎、墙盘等都是中国文化的表征，这里的青铜器体量最大、数量最多、纹饰最美、铭文最多。

　　

　　我们带着些许好奇和期待，采访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王占奎。王占奎老师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前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曾任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他先后参加周原遗址、法门寺、杨凌先周遗址、旬邑三水河流域先商时期遗址、周公庙、宝鸡石鼓山等项目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三水河流域夏商时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武王伐纣年代研究，后一题在该工程组织的验收中获得了最高分，圆满完成了“工程”所下达的任务。近年来，他对西周年代研究着力甚多，发表的关于宣王纪年的论文，引起学界注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周原遗址考古影响非常大，请王老师介绍一下周原遗址的地理位置？能否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周原？

　　

　　王占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广义的周原之地，东临漆水，南临渭河，西临千河，北依岐山。横跨今天陕西的武功、扶风、岐山、凤翔等县，兼有陈仓区、眉县、乾县、永寿县的小部分。狭义的周原就是位于箭括岭脚下的今岐山县祝家庄、京当、青化和扶风县法门、黄堆一带。《诗经》有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一带土壤肥沃，在《禹贡》中被列为上田，特别适宜农耕。对于善于耕种的周人来说，可谓天赐良田。全国的考古遗址命名是以村庄的名字命名的，周原遗址的命名方式却很怪，因为它涵盖了若干个村子。

　　

　　周原遗址现在我们知道的跟人有关系的，应该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仰韶时期，有5000多年仰韶的，5000多年到4000多年龙山的，4000年以后到3300年有所谓商的东西。中间有5、6百年的空档，或许之间没有人、或许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后一种可能性极小。

　　

　　距今3300年以来，周原这地方非常的红火，大概到周代，可能是全中国最发达、最富庶、人员最稠密的一个地方。我猜可能是西周灭亡之后，又有一段时间空白，空白了整个春秋战国，到了战国晚期以及秦统一前后，这地方又进了一批人，应当是秦人进到周原。秦人之后，这地方就衰落了。但是秦人进来之后，这地方设了一个县，叫美阳县。从此就进入县级单位。

　　

　　周代我们再细谈的话，有个先周、有个西周，所谓先周就是武王伐纣取得全国胜利之前的周。这中间又有两小段，一个是周武王父亲周文王的时候，把他的都城从我们正在谈的周原遗址搬到了丰镐遗址，中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武王灭纣。西周的时候，都城有没有再回到周原遗址，大家还都在争论中，有人说可能回去过，有人说没有。我倾向于西周第五个王——周穆王可能回去过，又作为政权的中心地。不管它在西周时候做没做过都城，并不影响周原遗址当时的繁华与发达。人口稠密、手工业非常发达，所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

　　

　　《西部大开发》：在周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有哪些重大的文化发现？

　　

　　王占奎：周原的青铜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坐第一把交椅。关键是它的窖藏多，很可能是幽王末年，西周被戎人打的撑不住，然后向东跑，跑之前贵族们就把这些青铜器挖一坑埋到地底下。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就回不去取不了了。如早在西汉宣帝时，就有“美阳得鼎，献之”的事件发生。到了宋代，一些金石学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和吕大临《考古图》都著录有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清代和民国期间，在周原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毛公鼎、大盂鼎等国之重器横空出世。但在科学考古开展之前，辉煌的西周文明始终湮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很多是有铭文的，关键是这个铭文很厉害。很有代表性的如墙盘，墙盘就是一部史诗。它出土于1976年12月，盘内铸铭文284字，歌颂了周文王至穆王6代周王及当世天子的丰功伟绩，简述了微氏家族自高祖至墙6代的功德。

　　

　　2003年1月19日，震惊中外的杨家村窖藏出土了27件西周青铜器。这27件西周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共计有铭文4022字。其中盘铭文372字，比20世纪70年代在周原遗址出土的被定为西周断代标准器的史墙盘的铭文还多89字，是建国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这27件西周青铜器不仅铭文字数多，内容也极重要。盘铭完整地记载了氏家族八代人在西周时期的历史和贡献，以及从周文王到周宣王共12代王的世系及其政绩，这在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在考察后说：“这批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太丰富了。把它们和史墙盘配合起来，西周的历史清清楚楚。”

　　

　　我们再扯远点，司马迁还记载了商王的世系，后来仔细研究甲骨文，和司马迁的记载一对比，发现只有两例的顺序错了。根据那个就证明，司马迁商时期的记载也是可靠的。由此我们可以顺利推测，司马迁记载的夏的世系也应当是可靠的。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们不敢说，但绝不是空穴来风。

　　

　　周原出了大量青铜器，利用青铜器不但把周人的世系可以基本恢复起来，中间它还记载了好多好多贵族，青铜器每一件都有它的主人，这个主人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司马迁的记载，因为司马迁掌握的资料，刚才我们说了，肯定有资料。但是他掌握的资料绝对不像我们现在的考古人所掌握的这么多，因为汉代时期还没有考古学。

　　

　　周原还有大量的灰坑，到处都是灰坑，几乎在这30多平方公里之内，你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土，里面几乎所有都是我们说的文化层。如果比作今天开矿的话，我们就是以周代人的垃圾为矿的。这里拥有丰富的、珍贵的研究资料。大量的陶器，很难设想一帮上、中流、钟鸣鼎食的贵族，没有下人伺候、没有奴仆供给衣食住行，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运转下去的，所以有使用青铜器的奴隶主，就有大量使用青铜器的奴隶、自由人、劳动者，前者是不劳而获的人。一个社会拥有这些不劳而获的人，劳而获的那些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能够养活那些社会人，所以它一定拥有大量的劳动者。

　　

　　就我们现在若干年发掘知道的情况，从考古学上看，我们有两个粗线条：一是剖面上的、时间轴上的，我们把西周文化的演变序列基本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把西周的陶器分成了5期几段，这样我们看到一片陶片，研究深入的人就能大概分清哪一段哪一期的。二是平面上，56平方千米的范围基本确定好了，在这范围内，哪个地方有建筑遗址、水渠、壕沟等等，基本都建立在框架内。还有就是挖了非常多的墓葬，我前面说过，在周原这个社会是有层级的，有很高等级的贵族、次级贵族、次次级贵族、大量普通劳动者、甚至还有家奴等等。通过这个墓葬我们可以分三、四个层级，第一种是带墓道的大墓，大概相当于现在我们部长级别。有两条墓道的、这级别可能就稍微低一点的，有一条墓道，有没有墓道而大的，有没有墓道而小的等等，占地面积大的一定是有钱人。但是周原的墓有很大的遗憾就是十墓九空，就是从周代以后，历朝历代被盗。所以从墓葬中挖掘的青铜器并不多，但是能清晰的看到是一个阶级社会。还有埋在灰坑里的，整个一个尸骨就在那里放着，这种一般有两种情况，就是当时的一种对于囚犯的处置办法，撂到村子外边。还有一种就是病死、饿死、逃难的。

　　

　　从族属上来说，周原遗址里面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多数不是原本的陕西人、不是原本的姬姓周人，而是非姬姓人。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周人在灭商之后，很可能采取了像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对六国贵族的处理办法。把那些被灭的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人，都给迁到这里来，迁到这里容易管理。我们发现大多数是商遗民。一个族、一个族的迁过来，所以周原遗址大量的是非原籍的陕西人。现在那部分人，目前还没有做DNA，做了DNA之后，看这个结论怎么样。从他们衣食住行、埋葬习俗方面看，能看出来。举一个例子，商人埋人的时候要在身体的腰部底下挖一个小坑，在小坑里要埋一条狗，周人是没有这个习俗的。殷人的墓大多是东西向，周人的墓尤其是贵族的墓大多是南北向，殷人的墓有腰坑。

　　

　　《西部大开发》：周原甲骨文的数量如何，涉及的内容都有哪些？

　　

　　王占奎：能读成句子的，并且知道意思的很少。里面内容涉及的很多，关于这一部分甲骨文到底是谁的？所谓是谁的，就是说是周人的吗？还是商人的？因为里面有提到祭文武乙，文武乙是商人的祖先。按照《左传》上的记载，人是不敬别人的祖先的，如果是这样那周人就违反了古训。但是，如果解释成商人的呢？这地方如果不是首都，最起码也是第二个政治中心，那就很难理解了。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解释这个甲骨年代早，是商代的甲骨，是在安阳时候占卜的记录，然后把它带过来了，这是一种解释。我最喜欢的还是另外一种解释，这是迁到周原的商人的，就是前面说到的殷遗民的，他们迁徙到这里，还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可能是这批人的。里面提到最重要的人周方伯，这个周方伯十有八九就指的是周文王。

　　

　　所谓文王演八卦的《周易》，这个突破是周原甲骨带来的，里面出了一些数字，以数字排列到一块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有好几种猜想，学术界公认的是张政烺先生把这个破解了。

　　

　　1978年11月29至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先生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请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他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解读，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所以，周原一大贡献，为破解八卦提供契机，现在大家都承认那就是卦符。后来在殷墟还挖到年代肯定比文王早的同样卦符，所以“文王演八卦”这五个字怎么理解，司马迁说文王是被纣王囚禁期间撰写了《周易》，后来又被纣王放归。所以说他创造了八卦，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总算是有了八卦，文王也有了。之前我们有五个字“文王演八卦”，现在我们确定了四个字文王、八卦，这是考古上的一点贡献。

　　

　　《西部大开发》：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青铜轮牙马车的报道，这辆马车的发掘跟别的马车的发掘有什么不同吗？

　　

　　王占奎：这个发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周原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想出了一个点子，等麦子黄的时候做点文章，我就从经费里支出了一小部分，雇人家的无人机，在麦子快黄的时候给我飞一下，飞了之后把片子给我看一下，我看看地下我已知的有夯土的地方和没有夯土的地方对比是否能够显示出来。2013年5月13号他们在我划定的那个航道飞了一下，飞回来以后我当时在电脑上看，我知道那底下有一道西周夯土带的墙，清晰可见两边绿中间黄。就这样同一时段连续飞了3年，大概到了2014年发现这个青铜轮牙马车附近，有若干个黄斑，当时我们就钻探，钻探的时候碰到了它。它这块反倒不是我开始认为有迹象的地方，无心插柳碰到了它。我们当时用洛阳铲一探，发现这是活土，那就是古人留下的遗迹、文化层，就是我们要找的等等。在钻的时候，发现有响声。因为钻探头是钢的、铁的，底下碰到铜的感觉跟碰到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钻探人员就汇报到我这儿，我就跑到现场亲自试验，慢慢往下找那种感觉，感觉确实是碰到金属。开始判断可能是碰到了窖藏，当时我脑子里闪现的是，不是成果大小的问题，是责任问题。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三个人，如果是有窖藏，在我手里如果被盗了，我责任就大了。所以，我当即就给院里种建荣主任汇报，让他们赶紧挖。一挖最高处先露出来，出来以后一看是弧形的，两个之间的距离也合适，判断为车轮。再把外围一挖，坑的边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基本下结论这是车马坑。为了完整保护这套青铜轮牙马车的信息资料，最大限度保存车舆的遗物和遗迹，时任我们省局的赵荣局长，让我们院工作人员用整体打包的方式，把它带回实验室。从2017年开始，文物保护人员对这套青铜轮牙马车进行清理保护和复原。

　　

　　这车与过去西周发现的车，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铜轮牙”这三个字，车必须有轮子，轮子外围的这一圈叫牙，也叫辋，我们为什么管它叫“铜轮牙”呢？就是因为整个车轮的外缘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另外一点是马车车厢装饰华丽繁复，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薄壁青铜兽面装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件，这也是目前唯一一套部件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目前，我们根据实验室提取的遗物和精确数据，正在按照原来的工艺、结构对这辆青铜轮牙马车进行原大复原。在我们今年即将要开的考古博物馆，原坑、原车、原马再加上我们复制的，及配置的其它一些物品，都将展出来。

　　

　　它跟中西文化有什么联系吗？

　　

　　同样的这种铜轮牙，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发现过类似的，他们的测年比我们早得多，好像到公元前1700年，我们这个车，比他们可能要晚1000年。这个车的年代，我们把它现在定在西周晚期，公元前840年以后，车的功用我们倾向于礼仪用车。

　　

　　关于车和马，现在考古界大多数人都同意车和马是从中亚传过来的，我们现在发现最成熟的家马，确认的大概是在殷墟时期。周人这辆车本身，铜轮牙是不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不敢说，但是中亚发现的同样的东西，确实比我们早。

　　

　　《西部大开发》：从1942年石璋如先生首次调查算起，周原遗址考古工作断断续续已有70多年的历史，我们陕西的贡献是什么？

　　

　　王占奎：在全国范围内有三个周代大遗址，丰镐、洛阳、周原，根据现在的考古材料周原最大、铜器最多，铭文也最多。要认识周代社会，周原是离不开的一个点。无论对周代物质文化的认识，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都离不开周原。因为周原贡献了大量的文字记载，“贡献”两个字怎么讲？就是对当代的影响。周原遗址的范围画了56平方公里，在现在这样一个城市发展，土地很紧缺的环境下，该遗址得以保护下来。这是陕西对全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关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关乎它的文化基因。

　　

　　我自己的体会是，周人对于人的重视与关爱要比商人好许多。比如，商人墓葬中多见殉人，扎根于商文化的秦人墓葬中也多见殉人，而周人即便大墓中也罕见殉人。见于文献中的所谓仁政、民本思想当与这种文化根基有关。孔夫子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说过久矣不复梦周公，对于所谓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非常推崇，孔夫子可以说是继承了周公的思想，并形成了儒学体系，成为数千年以来中国价值观的底色。在我看来，就是“仁者爱人。”首先是对于每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尊重与爱怜，其次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施政与作为。当然，孔夫子思想深处也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所谓“复古”观念，他所谓的古，便是他想象的向往的周代盛世的礼乐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人各安其位，服其职，事其事，安分守己而不犯上作乱等等。虽然，从考古材料上，我们还难以复原孔圣人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与意识形态，但只要一比较周文化与其前的商文化和以后的秦文化尤其是墓葬，周人对于人的关怀胜过商人与秦人还是能感觉到的。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经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关于这一句话如何理解，我所知道的大概有两种：一是孔夫子咒骂始作俑者将绝子绝孙；另一种是，既然有了始作俑者，难道就没有继承与做的更过分的现象了？总之，他是不赞成墓葬里埋佣的，因为那个俑代表的是人——还是与殉人有关系。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孔夫子不会赞成殉人的。

　　

　　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文化，进而从物质文化探讨人、人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与风俗习惯等等。但是，由前者到后者之间，还有许多环节需要弥补，这常常会陷入到难以实证或很难证实的境地，或者说多解的境地。所以，能够从这一方面谈的并不多。这是以后考古学尤其是周代考古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尽管如此，周原遗址对于我们和后人认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归根到底，这是周原保留了丰富地下遗存这一点所决定的。

　　

　　这也许就是陕西黄土地对于全国乃至世界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和岐山两县人民在替全国守护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责任编辑：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