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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国家先后出台“中央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举措，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就是乡村发展不充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迈进新的历史关口，起步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是关系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
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词是“协同”。“所谓协，众之同和也，同，合会也”，即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这里，协和、同步、和谐、协调、协作、合作是协同的基本范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关系到全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各地起点也不尽相同：既有已经有较好发展基础的东部地区，也有拥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中部地区，还有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脱贫地区。这就需要从产业、区域、城乡、制度安排、政策制定、社会建设等全方位开展协作，通过协同合作优势互补，携手前行——以乡村振兴的协同战略接续脱贫攻坚的精准方略，以脱贫攻坚的精准方略助力乡村振兴的协同战略，全面推进乡村协同振兴。
切实实现这一点，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协同——
产业协同
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第一项，做好乡村协同振兴，首先要推动产业的协同发展、协同兴旺，而产业协同的关键则在于产业融合，以协同促融合，以融合助协同。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产业融合要靠产业协同来实现，产业协同应以产业融合为方向，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立足各地特色资源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带动纵向农业产业链深化和横向农业功能拓展，进而实现融合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让农户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在具体措施上，一是集聚一二三产业融合，因地制宜制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规划；二是打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畅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四流，融通一二三产；三是依托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做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规模以上龙头企业三大主体，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通过产业链相融、供应链相通、价值链倍增，推动“三链重构”和传统产业全环节升级，实现价值链价值倍增；五是将农户有效嵌入三个链条的全链条，构建产业融合发展中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实现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增效，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同步升值；六是完善政策措施，推动财政扶持、税收减免、金融支持、土地利用、科技支撑、农业用水用电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做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
东西协同
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成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要求，要以高质量东西协同协作对接乡村振兴，在东西扶贫协作基础上开展东西部乡村振兴协作和对口支援。
此举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行帮后行、最终实现乡村共同振兴目标的大举措，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部署，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
具体实施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明确东西乡村协同振兴对象，找出其协同地区的优势所在，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二是明确新时期东西乡村协同振兴就是聚焦乡村振兴，瞄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战略，这是乡村振兴协作工作的重点；三是通过机制上的保障，推动东西部乡村振兴协作，强化互动；四是广泛动员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东西部乡村协同振兴；五是做好东西部乡村协同振兴责任考核工作；六是进一步落实好“东部企业+西部资源”“东部市场+西部产品”“东部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的东西合作模式，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升级版，助推乡村振兴东西协助高质量发展。
城乡协同
城市与农村是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唇齿关系，但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依然作为我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性命题而存在。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发展结构。要做好乡村振兴工作，该发展结构亟须改革。
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失衡现象，就要大力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这有利于破解城乡存在的二元化困境，也有利于弥补生态建设缺口，特别是补上农村的短板，改变原有以城市为中心的条块分割式模式，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对城乡整体规划和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
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在国家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实现要素转化、融合提升，构建和谐的城乡新秩序，实现城乡环境、空间、资源多方面的共通、兼容和互补，不断趋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
具体而言，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进一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因地制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生态协同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广大农村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要素，既有各自内在的结构、功能和变化规律，又与其他要素相互耦合、相互影响。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任何一个环节的动作，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乃至影响生态系统全局、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全局。
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好，必须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天人合一”是实现乡村振兴所追求的目标和要完成的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结果的优与劣、成与败,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相处是重要的衡量标准。这就要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不能将保护和发展两个概念简单叠加，更不能将其割裂，而应形成两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将保护和发展有机融合，服务好乡村振兴。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保持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村庄环境整治成果。
人才协同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农村职业教育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是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动能，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必须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根据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从顶层设计角度系统性规划乡村人才治理现代化机制与路径。充分发挥乡镇服务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权力下放、资源下沉、力量下行，让“人才下得去”“基层接得住”，赋予乡镇更多人事自主权。
具体来讲，一是因地制宜，定制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探索将乡村不同群体转化为职业农民的路径，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建设；二是优化产业环境，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业体系，引导更多“能人”返乡干事创业；三是进一步推进城乡户籍、公共服务等方面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推动资源、服务向乡镇下沉，优化人才创业就业环境；五是加大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引入产业工人的“传帮带”“学徒制”等培养方式，构建政企校合作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六是加强对农村致富带头人、家庭农场主的培育，引导涉农企业输出成熟的农业人才培养和产业管理经验，关注乡村人才梯队建设；七是培养出更多的“土专家”“田秀才”和能工巧匠，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八是重点培养一批高端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孵化更多新生代农民企业家；九是从资金、用地、政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主体高质量发展，将扶持政策与联农、带农的效果挂钩，更好地带动脱贫户、小农户掌握技能，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现代化所需要的“新农人”。
社会协同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脱贫攻坚阶段，政府治理力量在乡村治理中不断强化，具体表现在乡村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的改变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乡村发展实际，可以说，“政府引导式治理”的路径同样适用于乡村振兴。
一是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三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加强分类指导；四是注重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整体发展基础上的整体治理资源、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建设好重点工程项目、投资信息服务和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载体，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五是细化政策，释放叠加效应。综合运用财政、土地、金融、税收等政策工具，形成撬动社会资本下乡的合力；六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公共服务为切入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乡村营商环境的优化，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文/雷明）
（作者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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