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它的描述里，有很多的“荣誉”值得炫耀：它是中国古代六大名窑之一，是中国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场，也是中国古代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瓷器外销最多的窑场之一；它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符号，距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陶瓷文化遗存……

 

　　它就是耀州窑。

 

　　2020年12月17日，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被国家工信部确定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在漆水河两岸约260公顷的土地上，呈现出的是古代耀州窑遗址与近现代工业遗产叠加生成的遗产群聚集地，千年耀州文化的面纱由此揭开。

 

　　两年前与家人一起游走陈炉古镇，是我初次造访耀州。没想到第一次的邂逅，这个古镇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忆中的古镇被罐罐墙、瓷片路所充斥，墙体以砖红色为主调，由各种上了釉的、不上釉的陶罐组成风格独特的陶罐墙。每一个陶罐像是在接受“检阅”的战士，依次排列，呈现“雄赳赳”的气势。走在由瓦片铺成的或花瓣、或波纹的小路上，别有一番情趣。再加上那有些年份的瓷砖窑洞和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让古镇变得好似油画般跃然眼前，让你不敢相信一个古镇竟然能装扮的如此“别致”，每一片瓦、每一面墙仿佛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而今年，在探寻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才知道，最初造访的陈炉古镇虽在千年历史中积淀了深厚的陶瓷文化，但它却不能替代整个“耀州窑文化”，它的精彩篇章都深深地潜藏在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中。

 

　　千年炉火生生不息

 

　　那么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具体指什么？它涵盖了耀州窑遗址黄堡和陈炉两镇保护区范围，以铜川市黄堡镇中心区域和陈炉陶瓷总厂所在地为轴心，包括耀州窑遗址黄堡保护区、铜川市电瓷厂、铜川市建筑陶瓷厂、陈炉陶瓷总厂四大区域。

陈炉圆窑

　　殊不知就是这四大区域，却在铜川的漆水河两岸约260公顷的土地上演绎了不同时期耀州窑工业特色和一脉相承的陶瓷文化传统，历时长达1400余年。

 

　　耀州窑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窑。说起耀州窑的发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侃侃而谈，她说“最早来耀州窑进行考古的是故宫的陈万里先生。陈万里当时是中国当代陶瓷研究的奠基人，那是在50年代，因在北京广安门出土了一批瓷器，请他去鉴别，他看来看去说这些东西既不是龙泉窑也不是越窑，因为发现这批瓷器里有龙纹和凤纹，而在封建社会里龙纹和凤纹必须是皇室才能用的。史书上记载，耀州窑曾经给皇宫供过瓷器。后来在1954年左右，陈万里再次来到耀州窑厂，发现这个瓷片和北京出土的龙凤一模一样，才算是找到了窑址，这是中国学术界认识耀州窑和走到耀州窑场的第一次。”

 

　　禚馆长介绍，此后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考古队就开始对耀州窑进行考察和试掘，1959年开始大面积的挖掘。当时挖出的面积达10000多平米，共八万片瓷片，这个规模在新中国成立后算是首次规模最大的科学挖掘。

陈炉瓷窑

 

 

陈炉陶瓷厂

　　耀州窑遗址位于陕西铜川，旧称同官，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据德应侯碑载，铜川黄堡一带烧制陶瓷始于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至今尚未发现唐代以前遗迹、遗物。根据2019年初“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项目”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该地区出现的早期窑业与文献记载的“鼎州窑”和“柴窑”的时空相吻合，而比现已发现的“耀州窑”早100多年。故“耀州窑”窑场群应是“鼎州窑”窑系的传承与发展。这也为今人了解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耀州窑”乃至破解争论不息的“柴窑”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五代时期，窑址所在为同官县，后也曾几经变化，于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改属耀州。据《十国春秋》《旧五代史》等记载，当时向朝廷进贡瓷器已相当普遍。其窑址面积虽较小，但所出青瓷格调高雅，档次很高，特别是一批青瓷带有“官”字款，说明曾经烧造御用瓷，承担着向朝廷“贡瓷器”的任务，是当时全国第二个烧制“官”字款青瓷的窑场，堪称中国北方青瓷之冠。

 

　　到了宋代，则是耀州窑发展的鼎盛期，尤其到了北宋，耀州窑与定窑、钧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一起被后人合称为宋代六大窑系。据说在耀州窑辉煌的时期，漆河两岸陶坊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此外，以耀州窑为中心窑场的耀州窑系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越窑风格的北方青瓷窑系。这一窑系发展到了甘肃、河南、广西、广东等省。而说到其用处，据文献记载，因当时耀州窑场规模大，制瓷工艺精良，所烧造的瓷器除民用外，还有宫廷贡瓷，以龙凤纹图案或造型为区分标准，亦或是“龙”字、“熙宁”“大观”等年款来做标注。与此同时，耀州窑出产的陶瓷还大量外销，出口至日本、朝鲜、埃及、阿曼苏哈尔及东南亚等地。

 

　　金元时期考古发掘证实，耀州窑“十里窑场”经久不衰。但随着耀州窑的逐步发展，烧制瓷器的原材料坩土资源日渐枯竭，耀州窑的烧制中心逐步由黄堡镇向坩土资源丰富的陈炉镇迁移。

 

　　到了金代，青瓷在承袭北宋的同时，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有所创新，并远销东北、华北、西北等十余个省。元代青瓷衰落，而以白地黑花瓷最具特色。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黄堡窑场停烧。黄堡停烧后,附近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的瓷业相继形成规模,炉火不息,成为耀州窑系的重要窑场。

 

　　民族陶企风靡云涌

 

　　民国时期，一些民族工业者开始在黄堡投资兴厂。据资料介绍，1940年，山西人薛鸿林投资创办建新实业公司瓷器厂，后发展为现在的铜川市建筑陶瓷厂。同年，河北磁县人王振家在小河村兴办新新实业公司瓷器厂等等，这一系列民族工业让黄堡镇成为铜川最早的工业城镇。由此，耀州掀起了兴建陶瓷厂的热潮。

电瓷厂原东大房生产区

　　依托耀州窑的陶瓷产业和制瓷优势，在黄堡和陈炉等地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一大批陶瓷企业，这些企业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工业遗产资源，并构成了“存量丰富、结构完整”的陶瓷工业遗产群。其中，铜川市电瓷厂、铜川市建筑陶瓷厂、陈炉陶瓷总厂就是当时同类企业的领跑者。

 

　　先来说说铜川市电瓷厂，其前身只是1958年建成投产的铜川市陶瓷厂的一个车间，1970年正式成为铜川第一家专业电工陶瓷生产厂家，1978年独立建厂之后，生产的低压电瓷产品曾经风靡了国内市场。

电瓷厂东大房生产区，现耀州窑·陶溪川美术馆

　　“最红火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时候产值能达到3000多万元，当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将近50%”。铜川电瓷厂党总支书记田壮峰回忆起往昔来还是很有感触。

 

　　之后，该电瓷厂经历了合并与改制后，于2018年8月停产至今。

 

　　1981年成立的铜川市建筑陶瓷厂因规模宏大、工艺领先，曾经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也是当时全国能生产出口陶瓷管的少数企业之一。

 

　　“当时厂里有一千多工人，主要生产建筑套管。而要形容当时的建筑套管的量有多少，能将西安围几个圈，在全国应该算是龙头企业。”铜川建筑陶瓷厂厂长王西峰在采访中自豪地说。他还指着现场空荡荡的厂房告诉记者，曾经这里也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很是热闹。1995年，该厂因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等原因相继停产，并于2002年全面停产。经历了市场的优胜略汰后，虽有些许的遗憾，但他更期待工业遗址的项目早日能建成，将更多美好的记忆还原。

 

　　陈炉陶瓷总厂建于1958年，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随着时代的变迁，几经更名，最终确定为现在的“陕西铜川中国耀州窑陈炉陶瓷总厂”。

 

　　“兴旺的时候，这里产值产量人数分别都达到了1200，即年产量1200万件、年收入1200万元，人数为1200人。”陈炉陶瓷总厂的孟曾龙副厂长在采访中介绍。如今在陈炉陶瓷总厂对面的山坡上，从上到下分布着20多个面积巨大的泥池，虽然现在都已经干涸，但依然记录着往日的辉煌。2000年以后，因为日用陶瓷的替代品逐渐增多，陈炉陶瓷总厂日渐萎缩。现在，替而代之的是以保护和传承古老制作工艺为主，主要生产美术工艺瓷器和紫砂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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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陶厂隧道窑

　　进入21世纪后，因为建筑陶瓷的替代品增多，市场日渐萎缩。铜川市建筑陶瓷厂和电瓷厂几经转型，停止了生产。这段历史中，一系列工业企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为铜川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原料供给，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更为西北地区工业化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古瓷窑遗址的保护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黄堡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面积已达2万多平方米，出土历代制瓷作坊百余座，烧瓷窑炉百余座，生产工具、遗址、遗迹300万件(片)，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掘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遗址遗迹保留最完好的一处古瓷遗址。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留下精益的制作工艺，庞大的生产车间等大量工业遗产资源，被誉为当时中国陶瓷工业的“档案本”，称为那个年代工业记忆的“最真实记录者”。

 

　　漆水河两岸相约耀州

 

　　“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耀州窑是个贡窑，当时他在四个朝代都给皇宫贡瓷，由耀州窑烧造的三彩龙头就是大明宫那种宫殿的建筑用瓷；到了五代，耀州窑有大量的“官”字款陶瓷出现，那是非常漂亮的天青釉；耀州窑宋代的刻花艺术是整个宋代装饰艺术之最，有大量的瓷器供奉朝廷，一直延续到金代。”禚振西馆长谈起耀州窑的技艺这样说。

 

　　记者了解到，耀州窑烧制技术有非常大的科技价值，其窑口创烧于唐，五代末烧制刻花青瓷，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青瓷外兼烧制白釉、黑釉、茶叶末釉等，宋为其烧造的高峰期，青瓷产品一度为“贡瓷”。时至今日，耀州窑传统技艺对现代耀瓷产品烧制、设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影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耀瓷的主要原料是铜川当地的“坩土”，原料采回后以适当比例配制成坯料，结合耀州窑独特的加工工艺方法“耙泥法”制得陶瓷坯体。同时，耀州陶瓷坯体的颜色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出现了包括青灰、灰白、深灰、浅灰、灰黑、纯白等大量色彩品类。

 

　　此外，耀瓷装饰技法多样、装饰效果独特。唐时期，主要装饰技法是贴花，后期开始出现划花、戳印花，纹样较为简朴。五代时期，以划花、剔花最为特色。金元时期，耀州陶瓷装饰工艺仍以印花、刻花为主，图案或简洁或繁缛，装饰题材以牡丹纹居多。时至今日，这些传统装饰工艺技法仍为耀州陶瓷艺人沿用与传承，对现代艺术陶瓷、装饰陶瓷及日用陶瓷的设计与制作工艺产生广泛影响。

 

　　还有，耀州陶瓷釉色种类丰富多样，除唐三彩、黑釉瓷、茶叶末釉瓷外，五代与宋代创造性地烧造出了偏冷色系的天青釉、淡天青釉及最具代表性的橄榄绿釉。金元时期又创烧出了月白釉和姜黄釉。耀州陶瓷除上述单色釉外，在装饰瓷釉器方面也独具特色，如唐代白釉绿彩瓷、黑釉剔刻花填白彩瓷、素胎黑花瓷等品类，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对其保护与传承显得极为重要。

 

　　再者，在耀州陶瓷技艺创新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耀州窑不仅继续传承陶瓷传统制作技艺，还在釉色与工艺方面大胆尝试，创烧出了一批精美的瓷釉品种，如釉上蓝花和红绿彩相结合的工艺，施釉与用色体现了典型的北方民间艺术风格。另外，工匠们还成功研制出橘红、孔雀蓝、白釉剔花等品类工艺，瓷釉品种及工艺技术创新达到了新的高度。

 

　　因此，耀州窑的艺术价值不言而喻。作为北方青瓷的开创者，耀州陶瓷是中国工艺美术史、陶瓷史上一支瑰丽多彩的民间艺术之花。其富有诗意韵味的造型特色、追求中国意蕴的典雅釉色、师法自然的装饰纹样，赋予本无生命的人造物以生命的意义。它几乎吸收了所有造型艺术的特点，根据陶瓷生产工艺的变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博彩众长的民窑体系。在我国南北青瓷两大体系中，它代表了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其所采用的刻花装饰也因犀利洒脱而成为群窑之冠，至今难有超越。

 

　　而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记忆之根，陶瓷工业所延伸出的工业美学无可厚非。厂区工业建筑以红砖与钢板水泥构架建筑为主，工业建筑、构筑物与河道之间通过地形形成立体的视线关联，层叠的建筑与山体、河道共同构成工业气息与生态融合的场景画卷；厂区保存良好的车间、仓库、办公楼等建筑，以及烟囱、化煤塔、窑炉等设备和构筑物，符合耀州窑遗址的文化特质和场所感，为保护耀州窑遗址、展示耀州陶瓷文化和铜川工业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和良好资源。

 

　　正因为耀州窑拥有这些独特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等，才让其的保护工作变得举足轻重。

 

　　禚振西馆长介绍，2002年耀州窑博物馆聘请她回来进行考察和挖掘，她在陈炉古镇调研时，镇上已经有人开始盖楼了，更甚者是有些老乡“赶时髦”开始给家里贴瓷砖，看到此，当时她就大声疾呼，千万不能贴瓷砖，如果那样的话，古镇就无法保持它的原貌了。

 

　　在禚振西馆长身上，还有一个保护文化情节，禚振西的丈夫也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临去世前还告诉她说：“你记住，咱们做的耀州窑考古工作这一块，必须好好去完成，不要画逗号，也不要画分号，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给咱们画上句号”，为的就是要将耀州窑博物馆建好。

 

　　除了禚振西馆长夫妇潜心研究瓷器一辈子外，还有很多人为耀州窑的发掘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之前提到的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陈万里，为寻找记载耀州窑历史的《得应侯碑》——“窑神碑”煞费苦心，却不想这块石碑竟被当地一所小学的老师当餐桌用了；出身陶瓷世家的铜川市陶瓷研究所所长孟树峰潜心打造非遗作品，为耀州瓷的发展始终执着坚守；曾任陕西铜川耀州窑博物馆馆长的薛东星出版了专著《耀州窑史话》，使耀州窑内涵丰富的陶瓷文化遗存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再现，引起了陶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陕西籍作家贾平凹以耀瓷陈炉古镇为原型完成小说《古炉》等。

 

　　“地下文物看耀州窑博物馆，地表遗传看陈炉古镇。”耀州窑文化基地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何建平谈到，要看到耀州窑博物馆的历史性意义。他提出，要发展“大耀瓷”，就是在发展建设“耀瓷小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好陈炉古镇。

 

　　他介绍说，未来耀州陶瓷工业遗产群将以现有实体厂区、陶瓷工业遗存及周边融合为轴心，构建“一带、两翼、六区”的整体布局，打造陕西全域旅游环线上的新亮点，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陶瓷工业科普教育基地和生产、生态融合发展的工业遗产示范基地，并努力催化工业遗产群聚辐射作用。

 

　　可以预见，未来在以漆水河生态走廊为轴，以耀瓷小镇和陶瓷产业新城为翼，以博物馆、考古展示、大师创意园、特色酒店、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一河两岸新画卷将在耀州窑文化基地徐徐展开。耀瓷小镇守护着千年耀瓷的荣耀，耀瓷文化也将带着这千年荣耀一路前奔，向世人诉说中华陶瓷文化的千年光彩。（文/本刊记者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