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早期的史册中，夏商周三代是重要篇章：中国文献记载的信史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始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形成的，整个中国历史时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里奠定的。自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以来，很多人都期待着考古学对古代的历史的贡献。果然，随着一个个重要的古遗址发现，考古发现的那些神秘的文化遗存将我们引向比三代还要遥远的时代。这些古老文明有何重要性？与夏商周文化有何联系？以及我们常说的周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有何贡献？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张天恩博士。张教授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发掘和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提出了仰韶文化“福临堡二期类型”等的命名，发掘确认了陕西地区第一座龙山古城——佳县“石摞摞山城址”；最先进行陕西夏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识别和辨认出关中夏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类型特征，对先周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在秦人早期文化、以及周秦文物的研究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

 

　　《西部大开发》：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里，陕西的贡献是什么？

 

　　张天恩：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刷新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从2001年起，国家科技部启动“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2016年完成结项，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收获。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许多地区的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被认为已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阶段，也即早期文明社会。所谓文明：就是社会发展至较高阶段的概括，是以较成熟社会秩序的建立为标志。考古发现显示，上述文化都已存在建设宏大工程需要的有效动员大量人力物力的能力，明确的等级分化，以及一定高度的社会秩序形成等相关的重要迹象。

 

　　但在2000年以前，陕西因为缺少类似的发现，探源工程设置之初几乎没有涉及陕西。2003年7月，陕西省佳县石摞摞山城址的考古发掘，在约9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窖穴93座、房址18座、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200多件。这些发现,证实该石城建于4600左右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确认了陕西地区的首座龙山早期古城。

 

　　该城址规模虽比较狭小,但其建设规划、构筑的复杂性、先进性和防御体系的完备程度,在目前所见龙山文化中期以前陕、蒙、晋相邻的北方地区大量石城聚落中,显得非常突出。该城的兴建,非其遗址区内的劳力所能承担,标志着可组织、动员更大范围的人力和社会资源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其与年代相近的石峁皇城台等石城的出现,表明以河流、水系为分域的地方性中心聚落已悄然诞生,北方早期文明的帷幕徐徐开启。为清河县下塔类形态更进步、规模更宏大的城邑在北方地区出现,以及4000年以前具有都邑性质的石峁古城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2008年3月，陕西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3500年渭河流域聚落调查”，尤其以“水沟”遗址的调查勘探收获最大。水沟遗址规模约100万平方米，地处关中西部千河东岸、渭河北岸的凤翔原与北山衔接部。干河自北而南流经遗址东侧，“水沟”自北而南穿过遗址中部形成了东山、西山两部分。在东山中南部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钻探发现高规格的三合土地面房址62处，布局基本清楚的29座面积多为30到50平方米，最大者为96平方米。反映了关中地区在仰韶晚期出现了大型聚落，及高等级建筑的集中分布区，是聚落中社会复杂化的一种反映。

 

　　2004年以来，始于配合基本建设的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在聚落考古的理念指导下展开重点发掘。连续10多年的考古工作，使该遗址的功能区域划分逐渐清晰，超过100万平方米范围内的聚落中部，为梯形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域，有道路、水池、房屋、灰坑等建筑和配套的基本设施，外围的东北部有近2000座墓葬的公共墓葬区，西南侧的泾河古道北岸断崖分布有年代略晚的大型制陶作坊区。显示在5000多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阶段，以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大型聚落的出现，存在较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形成了类似杨官寨这样的区域社会中心，或都邑性的超常聚落，为认识渭河流域5000多年前的早期社会面貌的典型遗址。

 

　　庙底沟文化时期，陕西及相邻地区的遗址已数以千计，数万或几千平方米小型遗址最多，少量可达到几十万平方米，杨官寨、华县泉护村、河南灵宝西坡等极少数遗址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左右，这种层级清晰的聚落结构分布，是社会秩序和组织管理形态出现的直接体现，与文明社会的存在已息息相关，遂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之中，两次获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2011年以来石峁遗址的发掘，让光芒四射的北方大型石城聚落重见天日，一时之间被誉为 “石破天惊”式的考古发现。4000万平方米的城址耸立于北方高原，高大宏伟的石砌城门、皇城台等设施，奇特精妙的众多人神、动物石雕，等级有差的墓葬等，无不让人赞叹。石峁的发现，则代表了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地区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和古国时代的一类典型形式，同样也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十年的考古和发掘研究，声誉接踵而来，两度获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入选美洲考古学会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从此以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绕不开陕西，更重要的是陕西提供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新路径。李伯谦先生曾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是将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差异解构为崇尚神权、崇尚军权—王权的两种文明演进模式，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并非贴切。

 

　　其实杨官寨、西坡等渭水流域及黄土高原东部的仰韶文化，既非崇敬武勇及财富，亦非崇拜神祇及灵物，而是以推崇社会治理和公众事务处置，形成族群的权力中心和社会伦理核心，和产生的“王权—军权的文明发展路径”，最终上升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经典形式，影响深远。

 

　　《西部大开发》：陕西是古老文明的发生地，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大一统文化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周时期出现的？

 

　　张天恩：“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自古一统天下的国家观念就涓涓地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一直延续至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就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社会治理观。同时，周王朝也确实也以内賜采邑，外封诸侯的国家管理形式，首次实现了对广大国土的较直接、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并从思想文化上提供了独特的文明类型。而无论周王分封、春秋争霸、战国兼并、秦皇一统，以及后世历朝历代的治乱之中，都体现着中国人试图对这一社会治理理念的实现。其与欧洲国家小国寡民、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截然相反。

 

　　可以说，西周时期对中国形成如今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巨大的思想文化贡献。人们往往大肆褒赞秦始皇的功劳，但实际上是其在管理制度方面的成就，却不知文化思想及地域的初次统一者，应追溯到周人。故我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实际是两个层面，即：周文化，秦制度。文化层面上的，基本在西周时期形成，好多“讲究”也就是从西周开始。周文化是以“天命”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和协调的文化体系。周文化是我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从而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其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发端，影响了周以后近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东亚的文明史。

 

　　《西部大开发》：周文化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周礼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周的文化贡献是什么？

 

　　张天恩：这实际上是一个内容，就是周文化是什么？周文化，很复杂又好像很简单。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好像都和它有关系，简单一点说就是礼制。我觉得一个是礼制，一个是周代建立起礼制的制度，周礼就是用礼制来管理社会。礼制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推广，以自己的家族对亲人之间的管理模式来管理社会，推而广之。有一个说法，西周是一个血缘社会，但是实际这个并不全面。西周是血缘社会太狭隘了，是因为它施用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实际上就与家族相关联。宗法制度是周礼的核心，其实就是从家族出发，把它扩大了进行社会管理，最后形成一个礼制，礼制就是建立成一个社会的秩序。就是以维护家庭秩序的方式，扩展为管理社会秩序的制度，这样一个推己及人、从小到大的家国情怀，周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制社会秩序的较好建立。

 

　　礼制社会本身很复杂，如等级制度、分封制度、宗法制度，这一套理论都在这里，但是简单说就是礼制。礼制建立就是一种独特文明的标志，就是它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社会秩序，就是把家族管理的形式同时推广到社会管理上来，但是它不完全是家族式的东西。它只是把家族管理的形式推而广之，进行了社会化的扩大和封国。小的就是接人待物、说话礼仪等。其实展现了人性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家族管理就必须要有人性，所以它这个社会就是人性的社会。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西周社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和早期的、特别是与商人的不同。在安阳殷墟为中心发现的杀人祭祀大坑数不胜数，这都说明商代对用人祭祀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另外，殷墟贵族“尊神事鬼”，不惜大量杀死活人以祭祀死人，不仅是为了理想世界，也有现实的考虑，统治者通过尊神祭祀活动，为自己的现实生活披上神灵的外衣，实现权力的神圣化，从而控制普通民众。西周代商之后，周人的文化习俗与商人差别很大，并没有像商人这样有浓厚的“尊神”情结；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周人也比商人高明许多。无论是现实还是意识形态中，周人对鬼神之事并没有殷商那么狂热，而大规模的人祭现象也基本趋于消失，特别是在周王朝的都城周原和丰镐，以及姬姓或西土族群有关的诸侯国，都已十分罕见。这使中国文明一下就走向世界的前列，周人把对生命的敬畏，和人的价值很好的体现了出来，这是中国人最早迈出的文明一大步。

 

　　周人的家国情思。他们一方面享“家”之天伦,一方面卫“国”之忠诚。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周人家国精神在“礼”的规范下达到了统一。周人无论对家还是对国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家国之外，扩而大之的是家国天下，还要管天下的事，所以《诗经·小雅·北山》有这样的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周人灭商之后，学会和别人打交道。这实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遇到的事情。周礼的重要体现就是对人的价值，治国的理念就是“敬天”“崇德”“爱民”。《尚书·蔡仲之命》中记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把生命的价值看的很重，是周人的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个影响中国几千年，我认为这是周文化的核心，也是对当代很好的启示。

 

　　《西部大开发》：为什么康有为把石鼓文评为“中国第一古物”？

 

　　张天恩：十面石鼓于唐代初年出土于陈仓（今陕西宝鸡），故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唐、宋及其后，历代文人骚客如杜甫、韩愈、苏东坡等，吟诵石鼓的诗文足有数十篇之多。韦应物、韩愈等唐代人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字口以黄金镶嵌，以防捶拓磨损。 “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只挖取黄金而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

 

　　大约是受到太多名人的关注解读，以及其复杂曲折的特殊经历，加之文字结构古奥，以致康有为在讨论书法时称之为“中国第一古物，书家第一法则”，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