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下的新世相
2021-05-18 16:38:17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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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细究起来，互联网也才出现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其对人类的影响之巨，即便用“革命性”来形容也不为过。
我们运用互联网收发讯息，借助互联网完成工作，通过互联网休闲娱乐，与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不同，互联网如同无形的庞然巨兽般穿透有形空间，将万事万物互联，而我们人类则成了穿梭于互联“网”之上的“爬虫”。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人们认为网络即传媒（Communication），而有趣地是，“电脑”（Computer）和“交流”（Communication），的确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词根：“com”（共、全、合、与等等）。如今，人类渐渐明了，互联网带给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影响却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其对人的影响更甚。
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
庞大的网民基数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网络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与此同时，虚假信息、网络欺诈、病毒与恶意软件、色情与暴力、网络爆红、过于公开、过于商业化……也都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新世相。
被网贷困住的年轻人
在使用借呗之前，刘晓始终坚信自己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虽然大学是工业设计专业，但为了比同龄的应届平面设计师更具优势，刘晓曾在大学刚毕业时便报了UI设计培训班。培训班的课程大概持续6个月，课程费用1.68万。
刘晓也曾十分犹豫，毕竟这笔培训费用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不是小数目。培训班的招生员很快看出了刘晓的纠结，他对刘晓劝解到，“课程价格是不低，但你一旦从这里毕业，就可以拥有比同龄人更丰富的职业技能，一个刚毕业的平面设计师，有更高的起点，还能拿到月薪五、六千的工资，这点投入显然不亏。”
刘晓很快被说动了，想起自己的支付宝借呗里还有五万的额度，刘晓很快便借了两万出来。在她看来，这次网贷，不仅仅是救急，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投资”。
“借呗”是支付宝推出的一款贷款服务，按照芝麻信用分的不同，用户可申请的贷款额度不等。借呗的还款最长期限为12个月，而彼时，刘晓借呗界面显示的贷款日利率为“万5（即贷款1万元，则每日利息为5元）”。据此计算，刘晓的2万元贷款一年的利息为3650元，而其年利率高达18.25%。
毕业之后，刘晓一直在培训班上课，因为没有收入，她选择了“先息后本”的还款方式，这样至少可以暂时缓解她入不敷出的困境。
自从贷款之后，刘晓常常会在夜晚失眠，她不知道自己的抉择是否明智，如果12个月后没有条件优厚的工作兑现，她该怎样面对自己还未开启便困难重重的人生，而2万元的贷款更像是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将她殚精竭虑铺垫的未来吞噬。
得来轻易，但代价高昂。即便如此，依然有无数年轻人情愿使用网贷来解决自己当下的难题。
2020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中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854.28亿元，而1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88.04亿。
尼尔森（Nielsen）市场研究公司曾在2019年9月至10月期间对我国的3036名年轻消费者进行在线访问，最终形成了《2019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报告》中显示，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总体信贷渗透率已达86.6%。
而这些动辄就有几万到十几万网贷的年轻人中，大多最初并未对网贷做过深入了解。
余一玮最初从未使用过借呗，但前两年一个朋友装修差3万块钱的装修费，让余一玮从借呗提现转给他，之后他再按月还钱。出于义气，余一玮同意了。在后续的一年里，朋友按照约定陆续还贷，余一玮惊奇的发现，原来借呗在生活中有诸多“用武之地”。
于是，余一玮自己也开始尝试使用借呗，他越来越觉得，借呗简直方便到了极致，只要有额度，就可以立即提出现金，甚至比信用卡套现更快捷，后者至少还得借助一台pos机。
有了网贷经验，余一玮逐渐发现，其实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网贷：点外卖时，选美团的网贷平台付款可以“减两元”；想出去玩时，去哪儿网会首先推荐自己的网贷平台支付；在京东购物，使用京东白条最高可减99元；上淘宝买东西结账，也会突然冒出来几百元的花呗“临时额度”……
为了省下那几块、几十块的折扣，余一玮有时会暂时开通一下，买完东西赶快还上，然后关闭。但没想到，自己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明明都“不是很贵”，却不知不觉欠了很多。
在许多使用网贷的年轻人看来，网贷让其产生了“可以消费得起”的错觉，网贷平台的额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了“已经拥有的钱”。
在人来人往的公交车站与地铁站，支付宝花呗的海报被投放在广告牌内，上面的文案很难不令人动心。
“用花呗把成人本科的学费给交了，明年这个时候就能拿到毕业证了吧。”
“我害怕的，是我的世界，只有两点一线。（注解：xxx，毕业生，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
“用花呗请客做东有面子，轻轻松松下月还!”
“有了这张大号双人床，躺在上面做的梦也更大了。（注解：xx，22岁，职场新人，用花呗购置新家具。）”
“考上大学的妹妹，想了又想的那台笔记本，我想都没想就买给她了。（注解：xx，29岁，牧民，用花呗分期给妹妹买电脑。）”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90后”及“00后”约占总人口的24%，他们将主导着未来5-10年的中国乃至全球消费格局。而我国年轻人普遍有着成长发展的需求，有着追求品质生活的愿望，而信用消费已经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2019年中国“90后”消费金融发展现状监测报告》显示，“90后”的消费贷规模庞大，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
于是，在“通情达理”与“方便快捷”之后，年轻人感受到了网贷的可怕。
年轻人借钱这件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许多互联网公司大力推广借贷产品，将审核门槛降低到仅需年满18周岁，同时依靠各种各样的技术、算法，可以更高效地挖掘用户、评估风险，制定相应的营销方式并实现盈利。
还完钱后，余一玮依然会收到来自各个网贷平台的短信，5万、10万、甚至十几万的额度等着他去开通领取。
大多数网贷平台的年利率都在18%-20%左右，如果不及时还款，很快就会滚出高额利息。许多年轻人在各个网贷平台频繁借贷，并“以贷养贷”，如此以来，不管现实生活如何捉襟见肘，贷款的额度反而一直在增加，而他们也正是网贷平台的主要消费群体。只要持续还款，额度就会加码，“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便能无限循环下去。
2020年底，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中称，一些网络平台为获取海量客户，通过各类网络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泛滥成灾的网络借贷产品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隐形炸弹”，不仅会诱发各种社会问题，而且容易产生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金融性和经济性危机。
技术改变了互联网金融，似乎也改变了人的欲望，在技术的加持下，欲望之门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关闭。那些被网贷困住的年轻人，看着越滚越高的利息，更加无法停下脚步。毕竟，拒不还钱的人只是少数，更多年轻人只能继续在欲望的洪流中挣扎，偶尔回头探出脑袋，懊悔自己“一步错步步错”的草率抉择。
“算法”中的新个体
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是有目共睹的。
2020年，有874万名毕业生从学校走上社会求职，但由于疫情，2020年1-5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60万，同比减少了137万。与此同时，能够吸纳大量应届生就业的服务业和贸易业同样降低了四成。
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与零工经济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新个体、斜杠青年，都成了疫情之年的热门词汇，更有人生动地将“零工经济”比做后疫情时代的就业“蓄水池”。
零工经济大多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物流平台、打车平台、外卖平台的发达，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平台经济”时代，而与传统制造业时期的劳动关系相比，“平台经济”的时代，也是“零工经济”的时代。
与传统制造业时期清晰、牢固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不同，“零工经济”之下，劳动者几乎是以灵活、松散、自由的方式在数字平台上工作。但事实上，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们需要面对劳动关系更没有保障，以及工作中更容易被系统操控与压榨的逼仄状况。
疫情过后，张强所在的公司进行了大裁员，他被迫成为美团骑手中的一员。但在张强从业的这一年里，他亲眼目睹了这个行业的艰辛与残酷。
配送时长一直在压缩。在如今“3公里要在38分钟内完成配送”的咄咄逼人要求之下，张强时常会超时。
超时的后果是可怕的。据报道，通常情况下，骑手们的超时率不得高于3%，如果达不到，站点的评级将会下降，整个站点的配送单价也会下降，包括站长、人事、质控等在内的所有人，甚至与站点相关的渠道经理、区域经理，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不能超时，且外卖的送达时长一直在压缩。张强的同事朱玉辉回忆到，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2016年，美团外卖骑手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限时是1小时；2017年，最长时限调整为45分钟；而到了2018年，时间则被压缩到了38分钟。
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不断被缩减，为了避免超时罚款，他们不得不和时间赛跑，和交警较劲，超速、闯红灯、逆行……都成了骑手们为了按时配送不得不选择的路径。
而不断缩短的配送时长，对于消费者和外卖商家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系统”有能力“吞掉”时间——这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饿了么则为它取名为“方舟”。
但在“算法”的支配之下，外卖员成了“高危职业”。这一点从骑手们频发的交通事故新闻中不难窥见。
2018年2月，一位饿了么骑手为赶时间在非机动车道上超速，撞倒上海急诊泰斗、瑞金医院与华山医院急诊科创始人之一李谋秋，李谋秋抢救1个月之后不幸去世。
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卖骑手因急着送外卖，撞上路人致其成植物人。一个月后，一名成都骑手闯红灯时撞上保时捷，右腿被当场撞飞。
同月，河南许昌一个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被撞飞在空中旋转2圈落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2020年7月28日，西安两货车追尾，致一名外卖骑手身亡 。
这样的新闻屡屡出现在热搜之上，但无法改变外卖员的处境，毕竟，相对于其他颇有门槛的行业，成为外卖骑手还是比较容易的。
打开美团外卖的招聘启事，很难不令人心动——“兼职骑手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配送时长，即使有正式工作，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在平台接单赚钱；只要您身体健康，年龄在18-56周岁之间，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交通工具，就可以申请成为众包骑手或者专送骑手……”
人社部数据显示，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仅美团平台一家，2020年上半年的有单骑手就达到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
除了网约配送员，货拉拉、快递员、快车司机……无数人期望通过“平台”得到一份工作。根据阿里研究院的报告，到2036年，中国将有4亿人属于零工社会模式的自由职业者。
零工经济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岗位，但最常触动社会大众的，却是屡次登上头条的负面新闻。
2021年1月11日上午，为了讨回被公司扣掉的4000块薪水，48岁的外卖员刘进在他此前工作的“饿了么”配送站门口，将汽油淋到自己身上引火自焚。自焚事件的发生，再次将零工经济背景下，围绕薪酬、平台竞争、外卖员与平台劳动关系的深层问题暴露出来。
多数像刘进一样离开小地方到大城市谋生的打工人，主要目标是多赚钱。只关心到手工资能否过万，却从未登陆过自己的社保账户，也并不关心雇主是谁。平台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了便利，也将“平台时代”下的个体困境和盘托出。
2021年2月6日晚9点，湖南长沙年仅23岁的车某某从货拉拉货车车窗跳下，抢救无效，不幸离世。3月3日，长沙警方公布了“货拉拉女生跳车事件”的调查结果，并引发了剧烈的争论。
关于货拉拉不按系统分配的线路行走，或是货拉拉平台规则的不合理，网上都有过诸多讨论，但其所指涉的领域，也绝不仅仅只有外卖软件、货拉拉，被困在系统里的，还有更多人。
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下，所有人都习惯了追求效率，习惯了各类方便便宜的服务，却会忽略在“方便快捷”之下，各个“系统”和平台的规则早已存在着广泛的不合理。为了便捷所必须的成本控制，则通过压榨“零工”实现，这个过程中所导致的不确定与摩擦，会转嫁到消费者和“零工”之间。
系统、算法、数字劳动关系等问题，都已在零工经济中逐渐显现，而技术背后，“人”何时能成为被关注的对象，系统和算法恐怕都无法回答。
被网络包围的童年
教室后方那扇装有一小块玻璃的门，曾是无数“80、90后”的梦魇，学生时代，那扇不大的玻璃窗户上总会时不时映出班主任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可以说，那扇门便是通往学生隐私的窗口。
如今，想要窥探学生隐私，只需一部摄像头。几百元钱就能买到的家用摄像头，可以360°旋转录音录像，还能双向通话，这种不用牺牲家长时间就能达到的“全天候、无死角”的“沟通”方式，的确无法令家长拒绝。
于是，全天候监控孩子，成了家长的日常。
2020年9月，一则“通过摄像头监视女儿是否按时看书”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
一名7岁儿童的母亲在家中安装了一台云台摄像机，通过手机随时监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是否在按时看书，坐姿是否端正，还会冷不丁地通过摄像头的对讲功能喊话：“坐直一点”“你在看什么书啊？怎么又在看动画片？（提高音量对智能音箱喊话）XXXX，暂停！”。
几乎在同一时间，江苏一名14岁男孩向警方报警称，父亲在自己的房间安装摄像头监视自己，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面对男孩的指控，父亲十分生气，连连质问到：“我监控监视你什么了，我是你什么人，你有多少隐私，我不可以监视你？因为我俩都在外面做生意……”
曾经设法逃离上一代“监控”的人，开启了监控“下一代”的旅程，只是这次的主战场，从带锁的日记本转移到了电子产品。
从家装摄像头，到带 GPS 定位功能的电话手表，这些电子产品的功能几乎囊括了孩子从家里到学校一切值得监控的节点。
几百块的电话手表，拥有轨迹追踪、拍照辅助、零花钱管理、视频通话、无痕监听、乃至学习管理等等，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机管理 app 上设定孩子的活动范围，一旦偏离，电话手表便会给父母发送警报。这样即便孩子不在身边，也能随时随地用语音通话功能“报平安”。
用户需求的扩大直接带来手环市场的指数级扩大。据相关数据统计，早在2016 年，中国儿童手环用户规模已达 0.29 亿；2019年2月，儿童智能手表app的用户规模达4630万；而2020年，儿童智能手表销量被预测为（还未发布新数据）突破5000万块，市场规模突破175亿元。儿童手表也逐步从单一的定位功能，发展到社交、字典查询、听音乐、看视频等领域。
抛开消费市场的如火如荼，诸多家长选择“监视”自己的孩子的初衷，仅仅是出于安全考虑。然而互联网对儿童安全顾虑的不断渲染，正使其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焦虑。
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标题、图片、视频轮番轰炸，拐卖、走失、欺凌等等无不让家长揪心，类似“红黄蓝幼儿园”这样的虐童事件，更是让无数父母辗转反侧。
监控技术的商家，也十分擅长利用父母的这种焦虑。“实时追踪，让家长放心”“每个家长都必须给孩子配一个手环”……商家在监控科技的宣传中，将监控与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关爱挂钩，将技术粉饰成“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必须要使用的工具”。在这场家庭监控游戏中，孩子失去的却不仅仅是隐私，还包括与父母之间的信任。
从小在电子设备中成长，必然有应对电子设备的方式。因为疫情，整个寒假都消失了。
整个寒假，学生们都要在电脑摄像头前度过，头、手、课本必须出现在屏幕中。从早上不到六点开始，直到一天结束，一切都按照学校制定的时间表严格地执行，“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只不过地点换到了家里——穿好校服和运动鞋、打开摄像头、拍照打卡、早读背诵、做题自习、上传作业、开周班会、总结复盘。
老师或者家长在线上轮流地监督，学生表现不佳会被提醒，并在家长群里被点名和批评。没人知道有多少学生这样过完了假期，他们被框在会议软件那个四四方方的屏幕中，每日如此，直至一个漫长的假期结束。
即便没有学校的“远程控制”，许多学生还要额外地学习更多在线教育课程。疫情最为猖獗的2020年，仅仅是在线教育的课外辅导机构，就有上百亿的资金用于市场营销。
初中生刘洋说，即便没有各种线上教育软件，他的寒假也会被辅导班填满，“不过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选，也有休息的时间，至少不会被监控。”
假期参加各种辅导班，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语数英文综理综，全补，我有一个同学一周上十三个辅导班。”
即便不上辅导班，也不去学校，不上网课，儿童和青少年们的娱乐方式依然离不开网络，社交网络、娱乐明星、网游手游、短视频直播……都是他们消磨时间的最佳选择。
2020年5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了《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报告》中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三分之一的小学生网民学龄前便开始接触网络，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达到74.0%，其中自己有上网手机的为63.6%。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89亿。其中，学生网民最多，占比21.0％。
网络低龄化，几乎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一方面，这群“互联网原住民们”在教育、娱乐上的刚需亟待解决，而似乎只有互联网才能提供高效的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将未成年人完全暴露在网络世界中是另一件令人细思极恐的事情。
面对日益忙碌的家长和期望程式化管理的学校，互联网技术提供的数据与信息，几乎完美地填充了他们的不安。技术和数据给他们提供的“安全感”如此强大，有时甚至能盖过信任、沟通、互动等关系。然而，再智能、再完备、再密集的互联网技术，也无法窥探到孩子的内心世界，毕竟，技术仅仅是工具，永远无法成为目的。
正如黎巴嫩诗人卡里尔·纪伯伦在他的作品《孩子》中写到的那样——“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你可以赋予爱，却不可赋予你的思想，因为他们有思想。你可以荫蔽他们的身体，却不能禁锢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你在梦里也无法造访的明天。你不能强迫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你，因为生命不会倒行，也不会滞留于往昔。”（文/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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