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2020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榜单观察，陕西在这一榜单上有三个县（市），其中神木市排在第12位、府谷县93位、韩城市97位。陕西县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差距性，从这个数据对比背后，可以窥见并不理想。从投资潜力看，府谷县排位第38位、神木市第80位；从工业发展看，神木县排第9位，府谷县第56位。陕西现有77个县（市），入围3个，说明陕西县域经济在全国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处在一个有待加强和加快推进的环境下，县域经济需要加快推进的任务艰巨而迫切，势在必行。

 

　　陕西2019年县域国土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0.3%。经济总量GDP占全省GDP的42.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相差13.5个百分点，这也充分说明陕西县域经济处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的位置和水平。

 

　　陕西县域经济自2004年建立考核监测机制以来，县域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推进，县域经济基础得到较大改善。用现行标准的同口径GDP总量观察，2004年陕西83个县（市）实现GDP1191.8亿元，剔除6个县转区的县，按现77个县（市）算，实现GDP939亿元，县均GDP12.2亿元。截至2019年全省现77个县（市）实现GDP10956.42亿元，县均GDP142.29亿元，其中超过百亿的县（市）40个，超200亿的县（市）11个。15年来，县域经济总量扩大了11.6倍，从2004年占全省GDP比重37.9%，提高到2019年42.5%，占比提高4.6个百分点。

 

　　立足陕西产业结构，2004年陕西省三次产业构成比重分别为11.4:47.9：40.7，同期县域经济三次产业28.7:42.3:29。数据显示，县域经济发展中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大，同时同期全省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10%。说明这一时期，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全省的贡献较为明显。县域经济经过15年发展，至2019年县域经济三次产业构成分别为13.2:53.5:33.3，同期全省三次产业比重构成分别为7.7:46.5:45.8。从15年来的县域经济与全省经济发展的产业运行状况看，陕西县域经济与全省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同步并轨共向的特点，具有相互融合衔接的特性。

 

　　从陕西省内区域构成特征观察，2004年陕西三大区域（关中地区、陕北地区、陕南地区）县域经济规模构成比重（分地区生产总值占县域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关中52.1,%、陕北26.4%、陕南21.5%，关中独大之势明显。2019年陕西三大区域县域经济发展规模构成比重为关中占39.6%、陕北38.2%、陕南22.2%。从起初2004年到2019年区域经济发展的比重看，关中独大的现象向区域均衡与协调性发展，陕北、陕南做出更大的努力，正在消化差距带来的发展劣势。

 

　　从常住人口来看，2004年陕西县域常住人口（83个县市）2470.12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6.7 %；2018年、2019年（77个县市）常住人口总数分别为2148.63万人、2141.08万人，仅2019年县域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55.2 %。2019年县域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与2004年这一比重相比，下降11.5个百分点。从人口总量观察，这充分说明县域常住人口呈下降趋势，处于净流出状态。也就是说县域在不断的向外输出劳动力和消费总量在增加，同时弱化了本土生产供给和生产力。

 

　　从近些年来陕西县域经济数据观察发现，83个县（市）2004年实现农业增加值342.05亿元，占当期全省GDP总量的10.9%。2019年陕西县域农业实现增加值151.3亿元，占全省GDP0.6%。充分说明县域经济中第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力和动能不足，受制于规模、产能、产值和价格因素影响较强。

 

　　从县域工业来看， 2004年来县域经济中工业发展突飞猛进，83个县（市）2004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41.51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37%。2019年县域工业实现增加值5389.73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50.1%，2019年县域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比重较2004年提高13.1百分点。数据同时反映了县域工业正在加快发展，工业布局与支撑作用较为明显，对经济贡献度逐步加强。

 

　　从县域服务业发展来看，2004年83个县（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45.17亿元，占当期全省服务业总量26.9%。2019年县域服务业实现增加值3649.04亿元，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30.9%，2019年县域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较2004年提高4百分点。数据说明县域服务业状况正在努力积极改善，规模效应逐步显现，趋势向好。

 

　　从县域非公经济来看，2004年83个县市非公经济增加值659.86亿元，占当期县域GDP总量55.4%。2019年县域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5291.95亿元，占县域GDP48.3%，2019年县域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较2004年下降7.1个百分点。从占比比重看，非公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但其规模是2004年的8倍，主要受对比基数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不能客观反映非公经济结构和要素质量问题。同时，2019年县域非公经济增加值仅占全省非公经济增加值37.6%，其比重并不大。这也说明县域非公经济市场主体发展更需要加快建设步伐。

 

　　从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04年83个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1.25亿元，占当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2019年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5.17亿元，占当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2019年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较2004年下降11.1个百分点。在剔除6个县转区的数据基础上，这一趋势依然没变。这也说明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和效益逐渐下降，消费进入时代性更新换代与理念转换期，消费结构和倾向发生变化。

 

　　从县域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4年83个县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04亿元，占当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29.9%。2019年县域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4.5%，高于当期全省增速2个百分点。尽管绝对量数据与增速所体现投资发展形态不一，但从县域经济总量及其相关指标总体走势可以观察到县域投资在不断的持续增长，投资规模在逐步增加和积累，前期投资效益也在释放。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2004年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749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67元，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5625元，城乡收入比约4:1。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9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26元，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为2377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约2.9:1。数据充分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04年2.2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近年来的调研和实地观察，回望陕西县域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区域性县域区位优势差异明显，所蕴含的自然资源资产禀赋要素的差异性突出。

 

　　二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和进程差距明显，产业布局和格局（或园区建设）性质的同质化、模仿性、复制性等大同小异，区域性重复性建设有待协调调整。

 

　　三是县域经济投入重点以园区建设为牵引，工业、房地产、旅游与景观建设为主体，区位性、竞争性、排挤性、泛化性内容突出。

 

　　四是建设用地与可耕地等土地资源稀缺性与争夺性加剧，单位土地资源产值与生命周期的价值观差异较大。

 

　　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及高附加值优势产业较少（相对江苏、浙江等）。产能和产值相对偏低，且产能波动性较大。

 

　　六是财经链条相对较短，流动性不足。金融供需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衔接不畅问题依然存在，各种资金链问题叠加演化。

 

　　七是县域经济在省市及上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划与布局的夹缝中推进。

 

　　八是农业主体形态没有改变，工业趋于重工业和加工型，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弱。

 

　　九是社会状态、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服务等相对滞后，人文环境区位差异较大。

 

　　十是投资结构性问题突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导向和意愿较强，内资投资比重过大。

 

　　纵观陕西宏观经济发展进程，不难体会到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城市和都市圈（群）经济存在诸多短板。主要表现：

 

　　 一是从产业构成观察，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有待提升，高端技术产业及规上企业数相对低，特别是优势产业和潜力产业较少。

 

　　二是区位生产效率低，标准质量要求不高，产业承载力和产能不足，区位优势产业产值有待提高，补链、延链、拓链短板突出。

 

　　三是招商引资竞争优势不足，土地资源、财税政策、管理经营水平、政府干预深度、宏观管理政策变化以及部门行业多头管理的问题有待消除。

 

　　四是劳动力供给质量不高，体力劳动突出，智力和高技术性生产人才较为短缺。同时，普通劳动力同样短缺，外出务工人员相对比重较大。

 

　　五是科教短板突出，质量保障压力加大。

 

　　六是行业发展及产品、品牌意识较弱，国内外进出口贸易额与路径成为短板。生产流程、标准、质量、产权、溯源等意识淡薄。

 

　　七是研发能力和投入严重不足，基础研究与科技投入缺位缺失，改革创新源泉、动力、韧性与持久性不足。

 

　　八是物流体系没有形成和健全，流通效率和效益较低且滞后。

 

　　观察和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因素，可以梳理和归纳以下几点：

 

　　一是从天然的区位化自然资源资产观察，区域性土地、湿地、山、水、林、地热、生物、气候、矿产、化石（非）能源等存在天然的差异，发展的基础和行业的选择有其局限性。区位资源禀赋具有较大差别。

 

　　二是土地非农化问题普遍和突出，建设用地与可耕地，土地置换和增补竞争性激烈和矛盾突出；发展与红线平衡性矛盾日趋增长。土地资源资产和生产的商业化经营价值理念，与粮食供给和安全理念的融合度、理解度有待提高。

 

　　三是农业经济主体地位和支撑作用下降，产值较低，经济发展带动和引领作用不明显，在经济竞争与发展环境下失去优势，产业形态和生产的多元化多样性不足。

 

　　四是发展思维与理念的短期化严重，农业产业生产投入和坚守较少。

 

　　五是县域社会隐含对经济支撑不足，人均土地、人才、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占有率下降，生育率开始走低，生活压力和社会承受力加大，常住人口减少，流动人口增加，导致人口基数减少，劳动力供给短缺。

 

　　六是县域经济科技短板、创新与改革短板明显，从业者知识、学识、见识相对偏低；劳动力年龄偏大，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工业技术变革等诉求差距较大。

 

　　七是营商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环境卫生、社会保障服务等）相对落后。

 

　　八是贸易意识不足，无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融入和竞争意识淡薄，视野宽度和深度均不足。

 

　　九是金融支撑体系不健全，金融活动和效益并不显著，支持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十是居民收入较低，来源较为单一，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消费动力和三次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社会消费市场培育和壮大艰难。

 

　　十一是三农政策推进较为有效，而涉及县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具有泛化和宏观性，针对县域三次产业融合与县域经济如何发展相对较少。

 

　　那么，如何持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振兴，为同步实现县域经济现代化夯实基础。

 

　　一是政策科学稳定，灵活适度推进。始终将区位经济发展制度性设计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既要支撑和支持国家战略目标，又要符合区域性区位发展的实际诉求，更要结合当地区位自然资源资产实际，以及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开放、搞活、推优。制定出既满足时代和现实区位经济发展需要，又符合和满足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诉求的期待。制度需要“服水土”，也要“引鸾招凤”，更要“管长远”，也要使“政策有效变现”“清单问题归零”。

 

　　二是练内功，挖潜力，求突破。要立足县域区划区位实情，思考和解决好我们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干成什么，为谁干、谁来干、怎么干，干事业、抓产业、促就业，调动和盘活县域内外资本、资源、劳动力等高质量运转起来，面向效率、效益、风险、价值、成果、收入、社保等要素转化，向经济社会高质量运行要投入见产出。

 

　　三是夯实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将粮食安全作为产业发展主体龙头，接续融合二、三产业的递进接链、补链、延链。在强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库建设过程中，推进耕地、种业、水利、技术、机械装备、科技创新与推广、智能化作业、病虫害防治等高质量管理与运行。优化农业结构，推进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协调，突出单产产能产值，建设规模化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域，建立高质高效良性循环的粮食安全生态体系。同时，丰富县域农业业态，健全各种业态、融合衔接畅通健康的循环性生产与服务保障紧密的现代产业运行体系。     

 

　　四是培育市场主体，科学布局产业。要深化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结构性潜能的挖掘与释放，充分结合县域区位自然资源资产、道路交通、生态资源、人文传承、投资价值、百姓生产生活所需、内外贸易及服务相济，符合“一方水土”的战略性、生产性、保障性的市场主体培育，推进市场主体成长和产业体系建立。

 

　　五是建基础，促生产，稳投资。加快完善符合百姓诉求的水、电、暖、气、路、街等基本设施改造提升，积极优化推进幼、老、卫、教、医、保、服等民生事务保障质量提升，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设施等惠民性金融、资本、生产、流通体系的健全和规范，确保县域和农村发展环境与条件的改善和建立。

 

　　六是优化投资结构。突出生产与服务性市场主体培育，在筛选中侧重小而精、多而活、链条密、宜接续、易介入主体，以小带大，集群聚类，“蜂巢式”推进。同时，科学适度引入精神文化类软投资，即对人的市场意识、价值理念、发展趋向、劳动力技能与素质等有益的改善生存发展方向的精神性投资，加快改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向，提升投资效益。

 

　　七是持续改善和提高县域居民收入水平。在产业结构规划与布局中，充分考虑县域劳动力结构、素质、技能、生产力、基本社保标准、基本生活支出标准、医疗卫生健康状况、教育、金融等涉及就业和收入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科学合理确定用工人数和薪酬标准，特别是社会保障与基本生活工资。

 

　　八是统筹本土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实施、基础设施改造更新、特色支柱产业投资，特别是在三次产业融合接续发展中推进就业规模的扩大提升，充分融入就业和收入这个基本要素，不断形成多点发力、竞相出彩的县域经济发展生动局面。

 

　　（文/郭秦川   作者系陕西省统计局科研所高级调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