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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战沙”硬仗70年

发布时间:2021-04-16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人气:
   
  60多年前的一场风沙,将石光银从榆林定边刮到了30多里外的内蒙古黄海子。父亲不眠不休找了三天,才找到被牧民收留的儿子。一同被刮走的,还有同村的小伙伴虎娃。但5岁的虎娃没有石光银这么幸运,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生死都没见,可能就在哪块沙子下。”石光银有些哽咽。尽管他已年近古稀,风沙带来的童年伤痛,似乎仍未治愈。
 
  毛乌素许多人,有着和石光银一样的悲伤往事。风沙逼迫,有背井离乡者,有坚守抗争者。对这里的人来说,治沙是在绝望里争夺生存的希望。“这就像打仗,为了活下去,退不得。”石光银说。
 
  在榆林,这个千百年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场“硬仗”持续了70年。
 
  忆岁月
 
  毛乌素,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到陕西省榆林市总面积的56.1%,这曾让“榆林”之名充满了名不副实的意味,而民间别号“驼城”则相当贴切。
 
  但历史上的毛乌素也有过“青葱岁月”。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牧,加之气候逐渐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风沙区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边塞诗中大名鼎鼎的“无定河”,就在榆林境内。无定河是一条穿越毛乌素沙地的河流,流域内植被破坏严重,因而流量不定,深浅不定,清浊无常,故此得名。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方志记录,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长风沙
 
  “大漠孤烟直”“大漠沙如雪” ……诗人笔下的沙漠瀚海雄壮、静美,令人神往。但对世居毛乌素的人们来说,沙海是他们逃不掉的宿命,祖祖辈辈都陷在里面。何日是尽头?
 
  “毛乌素”是蒙古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似乎是这里的标志。“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井泉被沙压,房埋沙里头”“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
 
  榆林古时为边塞,境内遗存有战国秦长城遗址312公里、明长城遗址1170公里。在风沙肆虐的岁月里,雄伟的长城也有多段被黄沙掩埋。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4公里的红山之巅,为延绥巡抚都御使涂宗浚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所筑,是长城线上最为宏大的观察指挥所,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这座高台就曾差点被流沙掩埋。据当地人描述,当时的镇北台之外黄沙浩瀚难觅草木,惟台内营房附近有两棵老榆树顽强生存下来,这也是仅剩的一点“珍稀物种”。
 
  常年不歇的风沙,也刻进毛乌素人的记忆深处。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已近百岁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年过花甲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在石光银的记忆里,过去肆虐的风沙更是犹如洪水猛兽。沙尘暴来时,狂风卷着流沙铺天盖地,冲散羊群,埋了农田,掩了水井,甚至压塌了房子。“我父亲手上我们就搬了9次家。到一个地方,房子建好没两年沙子就上了(房)梁了。”石光银说,“父亲就只能把东西打包放在骆驼背上,带着全家人迁到别的地方再安新家。”
 
  石光银家搬到了十里沙,这是一处十里宽的沙丘地。风沙带给石光银的不仅是飘摇,还有穷困。“我年轻时,人们几乎都吃不饱。我吃过糠,吃过蒿子、玉米芯子,连树皮都啃过。”他说,“我从小就知道,沙子是能吃人的。”
 
  塞翁吟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几年后,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我从小就下决心一定要治沙,不叫它再吃人!”石光银说。有了政策,正值壮年的老石像打了“强心剂”,他不安分起来,他要卖骡子卖羊去种树。亲戚朋友来劝,婆姨(老婆)抱着他的腿不让卖羊。但石光银不听劝,也根本拉不住。
 
  荒沙滩上种树,能活?这不是脑袋被驴踢了么!人们送了许多外号给石光银——“石灰锤”(当地意为“傻子”)“石疯子”……就这样,犟到底的石光银把家里的84只羊卖了3万元钱,跟亲戚借了1万元,又贷款2万元。拿着这些钱,石光银承包了3500亩沙地。他也成了全国联户承包治沙的先行者。
 
  村里还有其他6户人家被石光银说动,大家卖羊卖猪一共凑出5万元钱,和老石一起挺进毛乌素。村里不少人也去帮忙种树。300多人甩开膀子干,结果就是树苗的成活率只有10%。“一场风都给刮出来了,有群众泄气说不干了。”石光银说,“不管别人咋样我得干。就是死在沙窝子里我也得干下去!”
 
  第二年,石光银专程跑到外地去请教专家,“人家说得乔木、灌木、草一起上”。石光银等人就骑着马先撒草籽,等草长起来再种灌木,最中心种乔木。树木的成活率终于达到了80%。几年下来,黄沙里的第一片绿洲终于形成了。到2004年底,石光银承包的25万亩荒沙、碱滩得到了有效治理,造林面积达35万亩。
 
  在政策支持下,有治沙之志的并非老石一人。统计显示,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900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也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5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将4.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再不惧风沙侵袭,还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
 
  在榆林神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午后,林间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28年前初到这里时的景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
 
  2003年,张应龙带着全部的300多万身家,一头扎进毛乌素里治沙。20多年过去,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提高到65%,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在榆林,70年来这样的治沙英雄们不知凡几。
 
  天净沙
 
  毛乌素,地面的“治沙大军”一寸寸推进的同时;科技工作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如果能从空中向地面播撒绿色,治沙的脚步会不会更快些?
 
  “20世纪60年代,榆林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说,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600多万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荒沙扎根,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还总结出“障壁造林”“开壕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130多万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不断扩大,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多年前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变化太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近20年来榆林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治沙70余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森林覆盖率从0.9%提高到如今的34.8%,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
 
  如今,春风吹过毛乌素,不会像过去一样带来数日成月遮天蔽日的沙尘。在这里许多地方触目所及的是蓝天、白云,以及无边的辽阔。人们穿着轻薄的春装,享受春日的阳光与惬意。全新的田野上,有着塞上风光而无风沙之苦。
 
  “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张应龙笑着说。
 
  遍地锦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在樟子松的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2013年开始,张应龙的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这说明这里的环境足可以让种子自己生长。”随后,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可是个大产业!”
 
  如今的十里沙早已不见黄沙,树木拱卫、土地平整,这里已是定边县的蔬菜种植、育苗基地。十多年前,石光银就已“看不上”早年间种的树林。他说,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老石又开始进行低产林改造,目前他栽种的以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已经达一百多万株。
 
  老石成立的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22年间已发展起多个涉沙产业板块,包括千亩樟子松育苗基地、牛羊养殖场、脱毒马铃薯组培中心、蔬菜大棚等,带动周边20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
 
  “过去我恨沙漠,就想啥时候能不受这沙害。现在我却觉得沙漠是个宝,只要把沙治住了,做什么不行?”石光银说,“过去我们是躲沙、怕沙,现在是爱沙、撵沙,沙窝子里都是钱。”
 
  近年许多外地游客专程跑来,想见识“毛乌素沙漠”,但却发现,整片的荒沙地在榆林已难觅踪影。“当年可没想到会这样,早知道就留下100亩沙地不治理了。”石光银一挥手,哈哈大笑。(文/特约撰稿  姜辰蓉  付瑞霞)
责任编辑: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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