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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故事中的“平民史诗”

发布时间:2021-04-16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人气:
   
  通常情况下,“西北”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特指我国西北内陆的一个区域。而提起西北地区,人们的描述也往往聚焦于“面积广大、干旱缺水、生态脆弱、人口稀少”等生冷词语之上,仿佛西北地区从来都是不毛之地,并无生机与希望可言。
 
  但往往越是贫瘠的地区,越能生长出顽强坚韧的生命,这一点从为数不多的西北故事中便可见微知著。
 
  2021年伊始,扶贫大剧《山海情》便占据了话题热榜,从内容上来讲,《山海情》并无太大新意,讲述了移民地区闽宁镇金滩村三十年改天换地的扶贫故事,而其之所以能频频占据话题热榜,与故事几乎令人心碎的真实性不无关联。
 
  《山海情》中一直提及的“西海固地区”,下辖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县,在1972年时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晚清名臣左宗棠在奏折中称其为“苦瘠甲于天下”。
 
  电视剧中用“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天上没只鸟”的台词真实还原了西北戈壁飞沙走石的苍凉气质,网友们则用“演员们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回应了电视剧带来的真实观感。
 
  生长于不毛之地,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向来不缺乏。在以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讲述扶贫故事,就像在富饶之地讲述王朝兴衰一样信手拈来,《山海情》亦是如此,似乎说它“老生常谈”也不为过。
 
  但现实是,《山海情》确实动人,它展示了西北地区令人震撼的辽阔与荒芜,也瞥见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们矛盾的内心。他们向往山清水秀的美好生活,却也难以割舍这几乎只有“滴水之恩”的“穷山恶水”。
 
  剧中第一个悲壮又坚韧的角色——李水花,就是这“穷山恶水”的“牺牲品”。据资料记载,宁夏长度、流域面积仅次于黄河的清水河,尽管途径固原,却并不能给她提供太多的帮助。作为一条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河流,由于干支流大部分流经含盐量高的地层,河水矿化度极高,水波荡漾的清水河实际上既难以饮用,也难以灌溉,是一条苦涩之河。
 
  这里身处黄土高原,常年干旱,年平均降水量不过300毫米,蒸发量却接近2000毫米,因此,固原人面对的最大难题,也是《山海情》里村民们面对的最大难题——缺水。
 
  由于生态崩溃,这里十年九旱,放眼望去,全是一望无垠的荒凉黄土,千山万壑,土地异常贫瘠,加上风沙侵袭,农作物难以生长,西海固人只能靠耐旱的马铃薯活命。
 
  正因如此,才有了涌泉村村民移民前往金滩村寻找“幸福生活”的故事。虽然穷得“底儿掉”,但即便是离开这“穷窝窝”,都要拿出毕生的勇气与决心。毕竟在彼时,那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吊装移民村,也比穷山恶水的涌泉村好不到哪儿去。
 
  这时,再回头来看仅用了一头驴和一口水窖就嫁人女儿的李水花父亲,似乎也没那么难以理解了。
 
  而《山海情》最为令人动容的,不是刻画了多么波澜壮阔的个体英雄人物,而是演绎了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组成的“动人群像”。
 
  主角儿马得福不是生来光环缠绕的“天之骄子”,而是连婚姻都难自主,且刚上任便被村里前辈接连“刁难”的“九品芝麻官”。虽是主角,但马得福戏份并不多,他的角色成长之路建立在各色配角的成长之上。
 
  当李水花一人拖着板车,拉着瘫痪的丈夫、年幼的孩子,走在风沙苍茫的烟尘风暴里,遇上昔日的少年恋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短短几秒,我看出了前生今世般的唏嘘感,也看到了生活面前坚忍如水花般的女性力量。
 
  当身处老派乡村人情差序格局和新型价值序列夹缝之中的马喊水难以替儿子解决移民难题时,他脸上挤在一起的褶皱在西北土黄大地的映衬之下,更加深刻起来,此时,他的语气不再像平时那样强硬生涩,而是缓缓对儿子道:“如果你大友叔再往回跑,我就不好替你拦着他们了。”不能帮到儿子的愧疚,以及乡土人情的柔软与复杂,尽显其中。
 
  诸如此类的角色,在《山海情》中有十几个之多。恶劣的环境、复杂的人心、高密度的情感、生涩的方言,观众终于体会到,那个年代、那个地区的艰辛与荒凉,“扶贫”也终于不再是书本上、新闻里的“专有名词”,而是无数甘愿支教、扶贫的先行者们用血肉之躯与艰苦奋斗换来的“平凡生活”。
 
  《山海情》讲述西北故事的手法是娴熟的,虽然故事的波折起伏似乎都难逃出寻常“主旋律”般的“起承转合”,但其依然魅力依旧,让人很容易想起《平凡的世界》,泛着“苦味”的西北故事。
 
  《平凡的世界》以我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众生相。
 
  同样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斑驳的面容,剧中的每一个角色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尊严与亲情、都与巨大社会跌宕巨变纷繁交织在一起,似乎我们每个人的骄傲与自卑,都藏在孙少平的“枕边书”和“黑窝头”里,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与现实都能在孙少安的放弃与坚持中得到呼应。
 
  我们目睹了故乡的或繁荣或萧条,或昂扬或消沉,在荧屏前共享黄土地上孙氏兄弟和众乡亲的人生悲欢浮沉,我们甚至在一部短短几十集的电视剧里就经历了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与其说《平凡的世界》是对某个时代的回顾,不如说是对已然长成我们这个时代“中流砥柱”的“当代人”的剖析与解读。
 
  毕竟,孙少平的“成长”和“出走”,让时代遗留在普通人身上的伤痛、挣扎、自尊等价值等得以显现;而留下来的孙少安成为“新历史”的创造者,无论是强悍、精明,还是仁义、担当,都留有传统文化的印记,因此,即便说孙少安身上还笼罩着当今农村的现代叙述也并不为过。
 
  由此来看,从表面来看,有关西北地区的讲述大多粗粝,但细究起来,其细腻与深刻,无法不令人为之动容。
 
  西北地区,常常被看作是落后与封闭的象征,在这里,最常被提起的,是因循守旧的人们与现代社会价值的格格不入,冲突不断,则故事不断。
 
  在最开始听到电影《一个勺子》时,我想当然地以为真讲了一个有关“勺子”地故事,看完电影后,我哭笑不得。
 
  在甘肃新疆的方言中,“傻子”被称为“勺子”,当然,这也是片名的由来。《一个勺子》讲述的是一个西北放羊的农民拉条子的故事:拉条子某天碰见一个傻子,傻子却执意跟着他回家,他拼命想甩掉这个傻子,印了无数张招领启事,不久之后果然有人认领了傻子,傻子的“家人”也陆续出现,最开始被人嫌弃的傻子竟成了香饽饽。而拉条子的心理在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之后,产生了变化,他开始想办法要找回傻子,却被全村人嫌弃,最终成了他们眼中的“一个勺子”。
 
  这部西北乡土的黑色喜剧,成为一个充满隐喻和抽象处理的人生舞台。《一个勺子》讲方言,且保留了西北当地的生活方式,加上人物衣着服饰,路边的炒货店和临时搭建的舞台,电影并不避讳那些穷山恶水,黄土狂沙。农村炭炉、小方桌、天蓝色椰子背景的墙纸,还原着90年代西北城镇和农村的现实风貌,
 
  看罢这个故事,和我心目中的西北众生相一致,拉条子是一个不懂得生存之道的“傻子”。但这一次,当我称呼一个人“傻子”时,有了复杂的意味,“傻子”嘲笑了一个人愚钝、笨拙、不谙世事,也夸赞了一个人本分、老实、值得信赖。
 
  乡村没有被终结,有关西北的讲述就不会结束。“勺子”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人物形象,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完美的“横截面”。
 
  除了傻子,西北还有执拗的女人。《秋菊打官司》中,还原了1992年的西北。市场经济刚刚萌芽,片子里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的众生之相——大多数人老实、淳朴、忠厚,如秋菊的公公、帮忙的村民、看车的老妇人、旅店老板、严局长、李公安、脾气很倔的村长。但也不乏一些奸猾之徒,如片中的人力三轮车夫。
 
  农村里的热炕、红辣子、玉米棒、大海碗、架子车、尘土飞扬的公路、摇摇晃晃的农用三轮车、一个个嘴里叼着烟身着洗的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采购年货的农民们……
 
  虽然现在来看,秋菊为讨一口气,一纸诉状将村长告到了乡政府的事情未免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还有些小题大做,但我们从这个执着的女人身上,还洞悉到了西北故事的真实面貌——淳朴、忠厚、向上、充满生命力。
 
  有关西北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千差万别,但我似乎总能从中看出一些共同点,恐怕因为它们的讲述大多生硬又粗粝,但故事内核却细腻而又婉转。
 
  著名散文家梁衡在他的文章《西北文学的使命》中写到:“西北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挫折、崛起、辉煌。依据这个背景和传承,西北文学应该是大气磅礴、有思想深度、有大美的文学。它不是偏于一隅的西北角文学,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文学;它不是作家个人的体验抒发,而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民族的吼声。”
 
  这一次,我深以为然。(文/本刊记者 王薇)
责任编辑: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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