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的陕西诗人，不爱张扬，不赶会场，但是内心里有诗，有画，更有一番诗国长安的安详气象。

　　

　　这种为人的格局首先就是踏实的。有大格局，才有大文章。而黄明对画家凡•高的长期关注，更是引发了他对艺术灵魂的真切凝视。尘世扰扰的时代，内心鸣叫的个体，恰可促成“诗”，促成对话的缘分。在黄明的诗歌新作《我的瘦哥哥凡•高》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由此发现作者在回忆中觉醒的际遇，甚至还有某种昭然揭示的天命。丰富的视角，灵动的跳跃，让每一个读者浸润于诗作，超脱于画作，导向作者内心对于本真与良善、艺术与生活的深入思考。

　　

　　黄明的诗总是能显示他对“温柔敦厚”的东方诗学的持守，而他的诗歌也确实屡次提到“东方”，回到“东方”这一特定立场。温柔敦厚，方有历史的同情，方有诗的温润和淡泊以明志的质感。即便面对凡•高这样非常具有“破坏力”的激情艺术，他也不吝赞扬地予以首肯。他肯定了凡•高的伤痛：“一个从火中/取栗的人，他不会轻易说出来/那些藏在心中的伤痛”。当然，也没有忘记艺术家在痛苦中对于爱的燃烧式的领悟：“我一生之中/只热爱凡•高，只热爱他把世界/旋转成燃烧的向日葵。”

　　

　　凡•高的一生，可谓不幸。这种不幸首先不是来自于困苦，而主要源于艺术的另类见解和义无反顾的追求，以及接踵遭遇的挫折。历代艺术评论家和凡•高本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对此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作者择其要害，选出最能让读者着力的一些言论作为立脚点，在本书里汇集成评说画作的独立文本。这种翻译体的艺术阐释看似无需赘言，且大多已成历史定评，但事实上和黄明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汉语文本还是略有冲突的。因为评述画作的价值判断和诗歌形态的灵魂对话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它们的语言调性、观察焦点和表述的节奏大都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但我在读完全书后，还是最终认同了作者的初心。

　　

　　缓解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力量，便是作者试图以诗的形式对话凡•高的灵魂质地。例如这一次：“春天在凡•高的心中/少有这样的冷色调呵，我想阿尔的桃花/应该和中国的一样，灼灼其姿/不只是《诗经》里的感觉。”还有这样的表述：“或许热爱大地/是我们共同的品质。《鸢尾花》/已经陪伴我，在这座唐诗的长安/生活了许久。”诗人在自我的灵魂中寻找凡•高，也在凡•高的画作中发掘诗意的交融与东西方融合的某种可能性。简言之，以诗与画的跨媒介语言探寻人类灵魂的悸动，这就是成书和成诗的初心。

　　

　　何为灵魂？卑微，在最低处；亮光，在最深处。

　　

　　恍恍惚惚，如梦如醉，穷尽碧落，渺无头绪。灵魂的形，在爱与死的主题里，在小天使飞过天空的蜡质的歌声里，与人生之轮回与四季之流转鲜明映照。灵魂的光，萦回纠结，在落日下播种的琐屑的种子，在诗意栖居和欢快踩踏的广袤无边的大地，在幸福遥不可及而教堂塔和平民墓地均已沉默不语的忧郁色彩中。灵魂的絮语，好似昨天的鸢尾花凋落在巴黎郊外的风车脚下。灵魂的追溯，是戴着草帽的自画像上滴滴暗黄的粗野的墨点。灵魂的相遇，发生在有着丝柏作为最美装饰的麦田上，“我知道凡•高，应该感觉到了/生命于他，就像这些季节变化一样无情。”与此同时，在月亮悄然出场的感人的收获节，“一些遗失在/土地昏黄里的麦穗，替上帝保留着/粮食的尊严。”

　　

　　对话凡•高的灵魂结构，关注大地之上诗意栖居的历史痕迹，让诗人黄明的诗歌天然具备了乡村咏叹调的特殊属性。它们有一唱三叹的抒情节奏，和紧实有力、步步为营的语言标志。这些朴实而锐利的喜悦，贴合于灵魂交流的强烈渴望。而在许多去除了夸饰和修辞的诗歌中，作者构造的景观更是令人惊异，仿佛冥冥中被提前预设的某种遐思。

　　

　　在诗人黄明与画家凡•高同构出来的精神对抗和语言体系里，本体的神性富有张力，自然的神性若隐若现。无限的慈悲四处涌动，如失群的雄狮寻找皈依的道路；灵魂的喜悦无往而不在，如一次又一次乡间写生的朝圣与仰望。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偏执的诗学猜测，才让一场跨媒介对话变得流光溢彩，让一切低音部的言辞也变得暗弱又强大。

　　

　　和凡•高对话，终究是要和抑郁而光明的神性发生对话：迎着神性的光，怀念我们早已遗忘的自然的母体。这样的对话，让我们坚信：诗应当面对历史，勇敢发言，而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和美的事物一起，和粗糙而狂放的热情一起，和遭遇多重隐喻的人类一起，和山丘一样隆起的坟墓一起，向死而生，共同背负那来自北方的苦难的阴影，启示你，逼迫你，与之再一次合体。“一切都暗下去了/在阿尔卑斯山的余脉里，想把山丘/丑陋的这一部分，小心地藏起来。”

　　

　　凡•高的抑郁和孤独，凡•高的热情与恐惧，乃至凡•高异于常人的自恋与无法自控的精神分裂，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更不是社会学上可供任意拆解的概念。古代东方的某位哲人曾说：“反者道之动。”也许，无论古今，无论圣人与凡俗，都是靠着内在的逆反，难以想象的自我对话，才步入自由精神的王国。艺术之伟大，乃是以玩弄灵感而为生。凡•高这样的天才，极少能够长时间忍受流派和技巧的限制。他的现实主义的超级真实乃是以抑郁为观察的底色，无数超越时间的动人细节正是现实主义扩展边界的结果。他对印象主义的色彩、色块的大幅度移植最终引发了心理上的厌恶感，近乎于抽象的色彩崇拜多么像是幼稚的涂鸦游戏。改造现实主义，冲破印象主义，摒弃一切的主义，其归宿无非是对于灵魂的最高信仰。这种信仰只能来源于真与美所触发的灵魂悸动，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技巧或流派层面的规定。

　　

　　即便是作为伟大的艺术改革家和利用色彩、静物来作诗的游吟诗人，凡•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对话凡•高，构建一种专属于灵魂的诗学结构才是可能的。这种逻辑前提，在本书里呈现很多，也是诗人最有自信的地方：“我们和画家凡•高，一起坐在乡村/身负的苦闷里，我们面色冰冷。”

　　

　　究其实，除了人格上的敏感，除了对于艺术元素的专注与迷恋，艺术家和普通人并无质的不同。繁华落尽，回归常识。艺术的历史，最终还是人的历史——追踪神性、不忘凡俗的人类个体，因为这一点点艺术赋予的神性之光，将摆脱和光同尘、孤独至死的草木世界。惟其如此，唯有如此，艺术和艺术品中人类精神的流贯、传承才是可以理解的，对话才是可能的，自由和随着自由而来的悲痛、爱和尾随着爱的死亡之影才是可以承受的。

　　

　　警觉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体验诗人埋伏在咏叹调式赞美背后的温情与关爱：“独身来到巴黎的凡•高/生活在他身上/还没有时间，消除过去/打磨下的痕迹，就像大地/还不熟悉，他走过时/可能突然发光的身影。”

　　

　　出于这种体认，我们在《看守布拉特》这幅画的解读里，才能更加珍视诗人对于布拉特这一破碎个体的生命表征之刻画：“或许，是司空见惯的/病痛和死亡，从你坚硬的脸上/磨砺出患者，在药物以外，需要的和善。”

　　

　　宇宙浩渺，星空无限。除了荷尔德林之外，凡•高在他所处的西方社会，以及在他所处的前现代欧陆国家里，几乎是唯一一个心有余力、时刻关注星空语言的诗人。他晚期的绘画主题，莫不寄望于此。或许，他的生前自述包括对自我使命的认知可能是苍白的，但是他对星空的记录方式绝对不可超越。只有具备了关注天命的意识，才能觉悟到大地上活动的人，觉悟到人类在存在维度上的伟大。海德格尔甚至以此为主题，汇总了《存在与时间》的哲学讨论：焦虑。对这一主题的反思，永远都会触及到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真正迷失的财富。而这笔财富的源头，以及缔造其精神形态的人，正是伟大的游吟诗人凡•高。在某种意义上，凡•高是西方艺术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艺术家，一个以“人”的名义提出质疑、蔑视既有秩序和未来秩序的伟大之人，一个永垂不朽的艺术教育者和心志笃定的信仰者。而凡•高一生的行踪，本书作者所关注的凡•高艺术之深邃启示，归总还是圣书所咏唱的境界：“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有鉴于此，我相信，诗人黄明孜孜不倦的工作，他对凡•高画作的努力解读，不是没有价值的，也不可能被后来的诗人以“诗”的名义而忽略。（文/ 刘全德）

　　

　　作者简介：

　　

　　刘全德，文学硕士，陕西延安人。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毕业于延安大学文学院。现居北京。2010年后，从事影视传媒、出版和品牌策划工作。2017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人马座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