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考古百年
2021-12-10 15:02:00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分享到
编者按：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至2021年共经历了100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100年。
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上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的留影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三大工程的研究与探索，更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华民族传承不绝的独特文化基因。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已历经百年。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砥砺前行、上下求索，以严谨科学的理论方法，扎实可靠的出土资料，不断向历史的纵深探索拓展。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信史等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极大的刷新了人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和认知。
责任编辑：陈宇宏
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文/陈星灿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先生一起，在中国中央政府、河南省政府及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5000年前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核心文化。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经过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在百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
中国人是本土连续演化而来
我国已发现距今20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地点7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2000处。这些发现从人类活动、人类化石、古DNA等三方面证据，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连续、独立地发展，人类的演化链条基本前后相继，为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和东亚人类本土演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
中国是世界粟作与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粟；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黍；浙江浦江上山、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的水稻遗存。湖南澧县彭头山，浙江萧山跨湖桥、嵊州小黄山，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距今53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成。距今4300年前后，长江与西辽河流域的古国逐步衰落，而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崛起，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出现超大型城址，在各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腹地最终崛起，中华文明的发展步入新阶段。
夏商周三代创立大一统的王朝文明
在探索夏商王朝的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10万平方米的宫城，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有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邑。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则可能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另一座都城。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则揭示了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
西周是王朝文明重要的发展阶段。陕西扶风和岐山一带的周原遗址，发现有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社祭建筑、作坊、窖藏和水利设施等。而周代诸侯国的考古发现以湖北随州曾国贵族墓地最具代表性，实证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曾国的历史。
秦汉开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秦汉及其以后的宏大历史进程，则体现在制度建设、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等方面。
都城的规划与建造，体现的是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西汉长安城、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一直在承继与创新中发展。到元明清北京城，基于中轴对称的宫城、皇城、郭城的格局始终未变。帝王陵寝则构成了历朝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从秦始皇陵、西汉景帝阳陵、江西海昏侯墓，到洛阳景陵、唐代关中十八陵陵园，再到辽祖陵等，都体现了秦汉以后帝王陵寝制度一脉相承。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既有内在逻辑，也需要强有力的维护。丝绸之路作为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历代中原王朝都尽力维护其畅通与安全。目前已找到的汉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以及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及大量文物，均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自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体现在国家制度上，也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成为每个时代的潮流。
总之，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的要求，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认真学习、系统思考考古学的成就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加强考古学科建设，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发现新视角，构建新理论；深入开展多学科融合发展，引导打破学科壁垒，使考古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价值与作用；加强文明互鉴交流与比较研究，有序开展赴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进一步发挥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1955年，临摹莫高窟第196窟壁画
1975年，莫高窟220窟甬道修复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内清理象牙
西部考古百年典范
文/陈宇宏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的文明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至今的？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对于一个笃信历史就是自己宗教的民族来说，它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以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为开端时，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这次发掘不仅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是考古学走向中华大地，正式诞生的标志。作为中国考古的一部分，西部是我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它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具备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坚守大漠的“莫高窟守护人”
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片陆地是欧亚大陆，在这片大陆腹地的东边，有一条历史上著名的走廊，叫做河西走廊。敦煌就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现在中国甘肃省的西部。
1955年，临摹莫高窟第196窟壁画
1975年，莫高窟220窟甬道修复
敦煌关键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在古代中西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商通行于“丝绸之路”。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价值？其原因之一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保存有10个世纪都不间断的美术作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贵文物。当年王道士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里面保存有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此后藏经洞经过外国探险家和盗宝者的洗掠，不少文物都藏于海外。英国和法国已经将这批文物数字化后公开，我们做研究时还是能够利用。这些文物被誉为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和“古代学术海洋”。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一共六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便可以入选遗产，而莫高窟是六条标准全部满足。据我所知，世界上六条标准都符合的文化遗产只有三处，一处是威尼斯，一处是泰山，还有一处便是莫高窟。
1943年，常书鸿先生带领十多名有志青年进入敦煌莫高窟，从大城市来到荒凉的西北边陲，正式开启了对敦煌莫高窟的科学调查、保护和研究之路，“敦煌精神”从此生根；后来段文杰于1984年接任第二任院长，扩建了敦煌研究院，在新时期继续拓展研究、保护的各项事业，并且开始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同研究，用一生临摹敦煌壁画384幅；樊锦诗在1998年成为第三任院长，花甲之年不解战袍，直至2019年方才卸任。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引入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生态环境，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拓展研究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并且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建设“数字敦煌”的影像拍摄与数据库工作，既推动了敦煌研究与文保事业的深入发展，也让公众与世界更加了解敦煌。
我时常在想，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面对沿墙角一字排开的禅修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何又在幻想与现实间来回切换？这应当是一种考验吧，他们坚守大漠，每日临摹壁画、保护遗址、修复洞窟、宣传讲解，默默无私地守护着人类的璀璨文明，也许最终只有经得住考验的人才能修得正果，莫高窟的清净令人心生敬畏。
三星堆再次惊艳于世
三星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重视，1929年，当地的农民发现陶器碎片，到1980年开始较大规模的发掘，当时出土的主要是大量的陶器碎片，考古人员也没有人力、物力去一一加以鉴定，他们把这些碎片运到四川博物馆的库房里放了起来，很少有人问津。
直到1984年的一天，苏秉琦先生到四川博物馆参观，无意中看到了堆放在角落里的这些陶器碎片，当了解到这是距今三千多年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直接蹲在地上，一片片仔细地触摸和观察，然后说：“这些碎片表面上看平平常常，实际上它在型器、花纹上是有细微的变化的，这说明它们背后曾经存在着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
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连续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与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步曲，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有考古学家认为，苏秉琦先生从陶器碎片的细微差别中已经判断出来三星堆下面可能埋葬着一个在夏商时期已经进入了“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个传承有序的古老文明。当时有很多人想把这个考古队伍撤掉，苏秉琦先生坚持不要撤，“继续向下挖，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果然，两年后的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出土，让三星堆的青铜器，带着一种严肃、狞厉、神秘、具象的美，成为考古界的焦点，并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内清理象牙
今年考古界最大的新闻依旧是三星堆遗址考古，与过去比较熟悉的考古发掘形式完全不一样，这次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很多人感觉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太空飞船降落到人间。这一次各位专家在大跨度钢结构、全透明的考古大棚里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一个个的玻璃舱将6个“祭祀坑”全部罩住，发掘出一件件叹为观止的文物，有距今三千多年的青铜大面具、超大型金面具、青铜神坛等。
过去我们讲考古，都是“抢救”式考古，现如今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是一项有顶层设计的主动发掘，国内三十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冶金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等很多领域专家协同作战。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相对缺乏，古代蜀国的历史人们知之甚少，但随着考古发掘成果不断地涌现，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被逐步地揭开，三星堆被大家公认为“20世界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兵马俑之后的奇迹
2020年12月20日凌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半梦半醒之间收到了来自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发来的消息。美洲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杂志评选出了过去十年世界十大重大考古发现，石峁古城作为中国唯一的项目，与尼安德特人基因测序、埃及木乃伊作坊等考古发现一同入选。
突如其来的喜讯，让他睡意顿无。十年往事，历历在目。
早在2020年9月我见到了孙周勇院长，我告诉他我想以陕西境内历史文化遗迹为主题，做一系列关于探讨陕西在华夏文明发展历程中重要作用的报道，想以石峁遗址为开篇，他欣然接受并在后来的很多篇报道中给予大力支持。
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说起，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亲历、行走在陕西的考古现场，采访一线考古人和学者，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这短短一年时间，我深刻感受到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依赖得天独厚的地下遗存，陕西考古人一路披荆斩棘。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石峁遗址
秦都雍城遗址
统万城西南角城台遗址
在促进经济发展，溯源古代文明中，陕西考古从未缺位。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陕西共有26项考古成果入选。半坡、周原、秦雍城、秦咸阳城、兵马俑、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等遗址发现，揭示和实证了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与连绵不断的发展脉络。近年来，石峁、芦山峁、血池、杨官寨等考古新发现，韩城梁代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统万城等博物馆及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也成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陕西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时光压抑不住文明的光芒。
中国考古是世界考古的一部分。感谢考古人，他们不但是在做中国考古，其实也是在做世界考古，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一定前途无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