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经济发展本身就受限于一定的市场条件，不确定因素和市场预期变化是常态。从党和政府的处置、社会应对来看，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经济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疫情过后经济会在补偿性恢复之后迎来供应链的重构与企业组织方式变革。

　　

　　宏观上：短期影响后的补偿性恢复

　　

　　偷袭的病毒疫情，让世界来个措手不及，但与2003年的SARS相比，疫情来得突然，社会应对更及时有力。就像人体的偶感风寒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生命继续存活的质量一样，公共卫生领域的个别现象不会影响到经济体的特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但经济的复苏是强劲理性的。

　　

　　首先，疫情发生于春节期间，经济的消费特征显著大于生产特征，不少产业正处于周期性的停歇调整期。经济受疫情的影响是渐次展开的被动应激，但经济的复苏是蓄势待发的主动行为。直接关系人们生存需要的产业，市场需求是刚性的，其影响更多在流通环节；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需求与生产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恢复生产几乎是随时可以启动的。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产业本身主要受大周期影响，企业之间的受影响程度异化，几家忧愁几家喜，但整体上恢复会比较平稳。

　　

　　其次，受压抑的消费会在疫情之后补偿性反弹。影响最深的当属是影剧院、餐饮、娱乐、商超零售等严重依赖线下的服务业和群体性聚集性消费领域。这些领域的消费明显受到压抑，生产消费供需双方均做好了夺回失去的一个月损失的准备。只要人员、物资的流动许可，消费会强势反弹。SARS之后一个季度多的时间，中国经济得到了强劲复苏，特别是消费板块的强势反弹。近年来，中国百姓收入水平更高，消费能力大大提升。疫情期间被压抑的消费，极可能会集中式释放，甚或拉动相关产业的高负荷应对。

　　

　　第三，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与市场机制的成熟，增加了经济恢复的预期。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更加有效，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日益成熟。2019年我国制造业PMI达50.2%，“产需稳步扩张”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活力和市场信心的体现。已经实施的减税降费等措施和宏观政策信号效应正在显现，国家强化了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性货币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会继续加大。在政府债务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国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经济预期。

　　

　　第四，消费已经成为第一驱动力的现实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0%，消费引擎持续释放增长动能，是最稳固的增长动力。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8.9%；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6%。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生存型消费具有刚性，消费规模相对平稳；发展型消费的潜力正在释放的上升期。消费的惯性不容易受到短期非典型短期事件的影响，疫情的快速败退提振了消费者信心。日用消费品、餐饮、服装等轻工业会比SARS后复苏更快；以汽车为代表的大件耐用消费品，受疫情影响下滑幅度极为明显，但考虑到疫情对人们出行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人们会更多选择非公共交通，汽车等产业会迎来上扬，民用消费相关的产业会快速复苏。

　　

　　中观上：供应链在应激反应后迎来挑战

　　

　　新冠疫情对生产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是迂回式的、是暂时的，但对产业链的影响是深刻的。

　　

　　一是国际经贸摩擦的重叠效应。相较于国内市场的强势复苏，国际市场面临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疫情信息不对称造成国际市场反应的不确定，供应链的全球化与市场信心的地区预期差异，会影响国际市场消费，特别是影响国际旅游市场的回归；另一方面，以美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贸政策的调整，虽然不一定是有意“趁人之危”，但也恰逢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期，可能会有“伤口撒盐”之痛。

　　

　　二是产业应激性迁移带来供应链空间布局的变化。国际产业空间分工会因为疫情而产生被迫性迁移，产业体系的结构化调整和产业链环节的迁移会造成国际经济复苏的延滞。比如，个别跨国汽车公司就因为我国的疫情影响而将零部件的采购转向其它国家或地区，疫情结束后不会自动转回。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体系重要的一环，但这一环的发言权源于要素和市场规模，而非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具有空间或者区域上的被替代性。医疗物资领域的产业布局会变得更为分散和平衡，地区之间会形成新的供应链结构。

　　

　　三是高端制造业等供应链较长或分散的产业有可能出现环节上的滞胀与缺位并存。从连锁物流、汽车、半导体等产业来看，某一个环节的延滞或某一个零部件的短缺会波及整个产业间断性停滞。零部件延迟交货、物流不畅、生产性服务业停摆的相互累积，会影响到产业链的结构调整、布局调整、计划调整。特别是相关企业对零部件、原材料的仓储布局，压力和成本的传导或分散，影响到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需求与计划，进而逼迫供应链调整。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地位加速提升，产生的“蝴蝶效应”会促使产业内部及关联产业的结构化重组。

　　

　　微观上：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与工作流程重组受到关注

　　

　　本次疫情会激发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倒逼企业将抗风险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适应新型消费方式倒逼经营流程的再造。

　　

　　首先，要从供应链抗波动能力上未雨绸缪。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制造商联想集团，之所以能迅速复工提升产能，就在于“长期全球化运营所培养起来的风险意识”。联想从春节前就意识到疫情可能会对原材料供应产生影响，当时就全力调集储备了各种零部件及包装；复工后又努力帮助产业链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复工复产。京东、盒马在各地的仓储物流基地的物资储备，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运营、也为供应链的运营提供了方便。分布式仓储、协同在线仓储等会成为供应链的“缓冲器”。在转型升级中注重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免疫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应受重视。

　　

　　其次，主动适应新兴消费业态与消费方式。网络与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接触式消费，疫情使得渐变成为突变。盒马鲜生、京东到家、天猫超市、叮咚买菜等在线零售走进千家万户，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无接触理财”，小米、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播放平台量暴，在线娱乐、网络文化、视频互动教学、文物数字化在线展览等迅猛发展。随着5G技术的普及，VR、AR虚拟场景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融合，包括汽车在内的大件耐用消费品也会通过非接触性进行市场销售。“宅经济”“居家消费”等新兴消费方式在疫情之后将长期持续，在线消费从潮流“小众”变成普通“大众”。企业需要主动适应消费业态的变化，更新自己的产品运营及市场销售方式。

　　

　　另外，重塑传统工作流程受到重视。疫情防控情境下，不少企业体验到了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可行性，从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向经营数字化转型。传统企业看到数字化克服空间障碍的应用前景，会加速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不少企业被迫采用的居家远程多人同时在线协同办公模式，将促使经营者思考线上办公的实践。在线下办公成本高企的条件下，某些企业可能会跳出商务CBD，或许甚至会梯度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线上协同办公极可能会带来用工方式的全新变革，促使企业变革组织方式与工作流程。

　　

　　（文/张首魁    作者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