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自贸试验区承担着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时代重任，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3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从上海启动，历经数次扩容，已累计形成2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并复制推广，成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高地。2019年7月底和8月初，我国先后批复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贸试验区。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经历了由点到线再扩展到面的发展，逐步形成由南到北、由东至西的“1+3+7+1+6”雁阵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而在西部地区已有5个省份获批自贸区，分别是重庆、四川、陕西、广西、云南。

　　

　　4次扩容至18个

　　

　　自首个自贸试验区2013年在上海设立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历经4次扩容，逐步形成了目前“1+3+7+1+6”的梯度发展格局，通过“边试点、边总结、边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的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不断滚动叠加。

　　

　　2013年9月，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试验区获批；2017年3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获批；2018年9月，海南自贸试验区获批；2019年8月，江苏、河北、黑龙江、广西、山东、云南作为新设自贸试验区获批。

　　

　　为何要对自贸试验区扩容升级？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一枝独秀，到现在已经扩容到18个自贸区，包括几十个片区，这些片区从地图上看都是星星点点的“火苗”，可谓已经形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通过更多的不同自贸区来进行差别化探索，多管齐下，试验出来的改革经验会更有针对性和差别化，会形成更多、适用面更广的改革试点成果，从而更大力度推动对外开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张哲认为，我国第四次对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容升级，一是面对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我国需要采取新的开放行动，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二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进一步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其力度和意义堪比建立深圳特区和开发浦东新区，需要不断向前推进和扩容。三是自贸试验区设立6年以来，在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和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西、云南、黑龙江新设自贸试验区，这是中国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自贸试验区。

　　

　　至此，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东北大地到西南边陲，自贸试验区的扩容意味着我国沿海省份全部打通，沿边新一轮开放也首次以自贸试验区的方式开启，制度创新的星星之火点亮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未来将以燎原之势推动各地高质量发展。这更意味着我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布局悄然成型，正式进入以制度创新激发红利、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自贸试验区引领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在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路上快马加鞭。

　　

　　3年西部增至5个

　　

　　在西部，自贸试验区从2017年获批的重庆、四川、陕西，到2019年的广西、云南，短短三年时间，西部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增加到5个，成为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新引擎。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争取利用两个15年规划，即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西部面临的问题是“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沿海地区的现代化，西部地区若不实现这一目标，则难言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陆海新通道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依靠中欧班列与沿海港口，西部陆海新通道将实现铁海联运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连接“一带”和“一路”的纽带作用，深化陆海双向开放，强化措施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自贸试验区落户西部地区，尤其是新设立云南、广西自贸试验区将是推动两地陆海新通道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之举。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推动当地进一步开放开发，而且会带动更多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使自贸试验区成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器。自贸试验区将促进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同时随着西部地区物流体系的完善与通道物流效率的提高，外贸企业的物流成本将随之下降，外贸产品的竞争力也将随之提高，有助于拓展更广阔的外部市场。

　　

　　汪鸣表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条能够与“一带一路”联接的“经济走廊”， 将西部放在“陆”和“海”都能联通的位置上，方便的获取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而越来越多的自贸区出现在西部，就成为了新贸易孵化器，可以推动当地的进一步开放开发，推动西部的现代化。

　　

　　《规划》中对于每个城市的定位并不一致，如重庆、成都、广西北部湾港、海南洋浦港为“两端枢纽”；南宁、昆明、西安、贵阳为“沿线枢纽”；防城港（东兴）、崇左（凭祥）、德宏（瑞丽）、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等为“边境口岸”。

　　

　　这就需要西部城市加强分工合作。分工与合作问题，是新的机遇下西部城市要解的第一道题。

　　

　　汪鸣认为，在这个《规划》里，每一个重要节点的位置都很高。现代产业是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三链协同。因此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是这些节点城市的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对西部内陆市场消费潜力的培育与开发。

　　

　　西部陆海新通道左右两端有3.5亿人口，因此西部的发展与沿海发展不同，是依靠内需拉动，而非沿海港口的外向型产业方式。但西部的消费空间，是逐渐聚集和增长的。因此着眼于未来，即陆海新通道的发展，首先要探索的方面是围绕满足国内消费的背景下，研究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区的分工与合作问题。

　　

　　汪鸣表示，内陆的消费市场增长后，西部地区的优势将优于沿海，因为更加接近消费的腹地。因此西部未来的发展，不来自出口，而来自内需。因此从内需角度讲，重庆、成都、西安等地有优势，因为这些地区贴近市场、贴近原材料产地，也因为是枢纽城市，因此综合物流成本也有优势。

　　

　　“在内陆地区，就要培育都市圈，搞产业合作，因为未来市场很大，走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和智慧商贸的模式。”汪鸣称，要沿着大通道，先建都市圈，再建城市群。成渝过去仅在存量市场上竞争，应该在增量的市场上合作共赢。目前重庆、成都、西安GDP进入万亿规模，靠的是增量产业，靠的不是出口，而是内需。

　　

　　向西开放，西部自贸试验区发展重点

　　

　　我国沿海省份全部获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味着沿海发展将进一步升级。而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不断扩容，向西开放则成为内陆自贸试验区的重点发展方向。

　　

　　西部的5个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时代建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试验田和桥头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均已取得可喜成绩。西部自贸试验区“朋友圈”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有着各自的“任务差”，但总体上是落实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国家赋予西部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既承担着共性试验任务，但更多应探索差异化试验任务，体现各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特色。

　　

　　重庆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98平方公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四川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99平方公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立足内陆、承东启西，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西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领区、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先导区、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陕西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95平方公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重要支点。

　　

　　广西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99平方公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的要求，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着力建设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云南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86平方公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沿边开放的要求，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

　　

　　总得来看，西部各自贸试验区跟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一样，体现着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借鉴上海等现有自贸试验区成功改革试点经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聚焦重大命题，在投资、贸易、金融制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开展改革探索，在有效防控风险基础上打造开放高地。

　　

　　2019年是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大年，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迅速扩散，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全方位开放格局更加优化；制度创新为全国营商环境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于复杂环境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也有积极意义。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制定之年，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将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多改革自主权。西部各自贸试验区将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围绕高质量发展，结合各自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进行特色化、差异化探索，在制度创新的集成化、系统化上进行突破性重大创新。（文/本刊记者  张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