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先生在他艺术生涯当中能够有如此大的艺术成果，实在让人通明畅神。犹如沙漠中的胡杨，不被任何环境和条件所促使，只要有一滴水就能够生长，这是他的精神来源和画力所在。艺术是不是能够作为自己精神的一个载体，在石鲁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我们看他的作品总有一种精神，总有一种光芒，总有一种影射，让你久久不能忘却。

　　

　　他有很深邃的精神和本真的笔墨思想，在笔墨当中对应造型气韵，传递特定精神，这是长安画派的灵魂内容，它来自于自然的感悟和自然对他的影响。他是受现实主义绘画影响最少的一个人，是发挥中国大写意绘画最多的一个人。

　　

　　石鲁先生在书意法理上理解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先生很明确“破”字当先，破理破法来研究法理。以奇险取书意间架结构，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应用于书意，以起手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点画出神入化。“中国画须要有史学基础，否则永不能入其门庭”，他往往皆有奇思妙韵。过去书法讲圆转，石鲁书法外方内圆，在圆转中能够进一步提升书法自身法理辩证。 

　　

　　先生在建立笔墨体系的同时，在中国文化的积累上面也有一定的基础，包括当代自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儒道文化。同时，他对武术学、医学、易学到经学这些方面都有涉猎。这些还不能够说明他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集大成含义，所以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主要作品：《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家家都在花丛中》《南泥湾途中》，他对色彩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是有很明显的穿透力的。

　　

　　石先生对于中国画特定内容理解有他的扩充性，他不完全局限在绘画当中，后期几乎是非绘画语言，已经不是绘画能够所涉猎。《印度古城堡》《印度神王》《赶车者》等作品，个人理性的成分特别多，许多说法是“野怪乱黑”。这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当中，所能够涉猎的内容。这是当时人所说的当时的话，它是那个环境的产物。对于石鲁先生来说，精神层面内容如何扩充？他把非绘画语言介入到图式里面，在中国画来说是一个起步过程，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块砖。但在精神层面，遇到挫折，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和产物，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东渡》《东方欲晓》等诸多红色题材是一个饱含风雨沧桑的特定年龄的创作。

　　

　　石鲁先生的法理辩证是他的主要的思路，自己以某种精神的方向为归宿。他对于法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一种探索精神，而且能够显示到笔墨中。就他而言，书法艺术和他的中国画在笔墨上面所显示的内容，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个人自身间架结构布局，无论是看他写的大对子还是六尺整张，都能够显示他个人自己理念的形成过程，书画同源在他身上显现的比较充分。他自己在精神领域中最能外显的一个特征，从他的艺术主张，到他实践作品都能够同时兑现平衡度，可以誉为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大写意主义的宗师。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宋代梁楷的泼墨仙人，明代花鸟画家大写意徐渭，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远远超出了表现主义的这样一个范畴，所以中国画最高的境界如果没有大写意的概念，那是非常凄凉的。

　　

　　石鲁先生所积累的文化高度是我们现在无法逾越的，所形成的高度需要我们砥砺追求。艺术的劳动是具有精神的指导，使我们更加能够反思自己在精神领域的纯粹性。中国画在现今这个阶段所具有的启示，对我们有很大的督促和鞭策。如何能够把中国画深刻的内质继续传承弘扬，如何能够继续坚持长安画派与生活为原型，以传统为学习源泉需要我们深思。“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是基本形成的主体内容。法理辩证，重意、重理、重情，石鲁先生具有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新格局、新观念。格局观念决定绘画方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文 / 王全忠）

　　

　　（作者系陕西民族书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