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明，博大精深。

　　

　　陕西，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她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认识了解中国和她的历史，不能不首先认识和了解陕西。

　　

　　为了让读者近距离了解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本刊推出以陕西境内历史文化遗迹为主题的系列文章，探讨陕西在华夏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石峁遗址”作为这一系列的开篇，我们诚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请他来讲述考古发掘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新视角。

　　

　　《西部大开发》：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且距离黄河20多公里的陕北神木石峁遗址，是一处距今四千年、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史前石城遗址，比已知的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的城址都要大，是我国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的古城址，这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初石峁遗址发掘的背景是什么？

　　

　　孙周勇：2010年，我们收到省文物局转来的神木市文物管理部门的报告，石峁遗址出土文物大量流失。随后，我们赴神木和榆林调查，发现了大量极可能出土于石峁遗址的文物，引起了高度重视。结合早年有关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现，我们决定启动考古调查，摸清遗址规模及性质。

　　

　　皇城台大台基遗迹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经2018至2019年发掘，大台基轮廓逐渐清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目前基本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周边区域完整揭露，并确认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位置。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西部大开发》：新石器时代文物点分布在陕北高原数量非常多，我们对于陕北的感受一直是寒冷干旱，为何当初古人们会选择在石峁建都、立业，生活？

　　

　　孙周勇：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人口数量较前期急剧增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不仅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

　　

　　出土信息丰富的遗物中，铜制品及铜器制作技术自西向东传播在学界基本得到公认，但当铜制品及铜器制作技术自西传入到甘青地区后，又是经何路线最终到达中原腹地，始终在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石峁遗址铜制品及铸铜石范的发现或许说明，河套地区是铜制品及铜器制作技术传入中原腹地的重要节点。

　　

　　倒塌堆积中所见的制骨及铸铜等手工业遗存的发现，暗示着作为宫城的皇城台顶部，曾经设置有专门从事骨器生产及铜器加工的生产场所。这一发现为探索皇城台顶部功能和城址内部的区划提供了线索。作为石峁核心（宫城）的皇城台，不仅生活着高等级贵族，那些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者也被安置在这一区域，这是三代之前早期手工业生产的普遍现象。

　　

　　同时，数量明显超过石峁古城生产生活需要的骨针类日用品，可能承担了石峁上层从周边区域获取其他生产生活资源交换物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于大河套地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石峁古城，不仅仅是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维系周边层级化中小聚落的经济中心。

　　

　　《西部大开发》：石峁遗址群所在的区位，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中的含义是什么？在文明交流融合史中有什么地位？

　　

　　孙周勇：石峁遗址的价值凝练是一个重要课题。说几个关键词吧：北方地区政体中心、“万邦林立社会图景”。石峁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判断，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早期文明的一座里程碑。

　　

　　考古发掘揭示，皇城台系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皇城台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其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随着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资料的日益丰富及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成果的刊布，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国及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变得愈发清晰。石峁遗址展现的城址规划理念及城市设施、冶金技术、艺术风格等和中亚、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上述因素或许有助于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是双向的、多重的、频繁的，中国北方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与中国早期文明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

　　

　　石峁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判断，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早期文明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世界早期文明版图上熠熠生辉的人类重要遗产，石峁古城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谜一样的石峁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西部大开发》：综合现有资料，以及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石峁城址区域系统的调查及发掘，您认为，我们该如何认识那一时期的历史？

　　

　　孙周勇：参考已有的系列测年数据综合考量，我们认为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龙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沿用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被废弃。

　　

　　这些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其图案题材、表现手法及刻制技艺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组成的“龙”、“虎”形象，甚至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的不同类型石雕可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和功能。目前发现了20余块仍砌筑于大台基南护墙的墙面或树立在夹道地面的石雕，但这些石雕最原始的位置依然有较大的讨论空间。例如，这些石雕，特别是“平面型石雕”可能来自皇城台上比大台基更早的高等级建筑，在建筑毁弃后，被重新砌筑于大台基石砌护墙墙面；这些石雕也可能最初就是砌筑于大台基护墙墙面上，作为特殊建材使用。这些推测尚待更多考古研究确认。镶嵌于大台基护墙墙面的石雕应有石峁遗址所见“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现象具有类似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遗址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石峁遗址连续10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结构复杂，气势恢宏。皇城台出土的陶瓦、陶鹰、口簧、卜骨、玉器等遗物，以及数量庞大的制骨遗存，凸显了皇城台的特殊性和至高重要性，暗示着石峁城址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维系周边层级化中小聚落的经济中心。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为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确认皇城台在石峁城址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西部大开发》：古人们为何会“藏玉于墙”？除了玉器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物发现？

　　

　　孙周勇：2017～2018年，我们在发掘皇城台门址及东北部护墙时，发现了一批骨质口簧及与其制作相关的遗物，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作为常见于先秦文献的乐器，“簧”长期以来为考古学界忽视或不辨。汉唐以来，经学家及音乐史学家对“簧”的辨识及认知过程充满了歧义和曲折，将其视为笙之附件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在探讨石峁口簧年代、功能等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依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指出先秦文献中的“簧”多以骨、竹制成，穿绳拉振成音，重申了“簧”非“笙簧”这一重要音乐史实，并指出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石峁口簧是近现代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口弦类乐器的祖型，其传播、流布与古代族群的流动及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从先秦文献记载及民族学资料来看，口簧是兼用于宫廷和民间的乐器，承担敬祀鬼神祖先、娱宾遣兴及爱情表达等功能。如《诗经·国风》中“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描述了“君子”喜气洋洋、用口簧演奏“由房”曲的场景。《楚辞·忧苦》中“愿假簧以舒忧兮”的记载，也表明演奏口簧是排忧抒怀的方式。

　　

　　出土于皇城台的口簧，可能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祭祀先祖的功能。口簧发音微弱，演奏者只有在幽静的场合才能静心取音，听者只能在咫尺之间方可闻其声调。可以推想，四千年前空旷寂寥的皇城台，演奏者口含口簧，通过口腔与乐器的结合发出的“呷呷”“嗡嗡”声，空灵飘逸，极易产生肃穆和庄严的氛围。这种无严格固定格式的即兴演奏，随演奏者气息、口型的变化及簧舌震动的节奏，模仿动物的音律或其他复杂奇特的具有仪式感的神秘旋律，在节奏快慢、力度强弱变化处理下产生的催化效应，成为石峁巫觋实现交于神明、祭祀祖先、驱鬼囊神的重要手段。这一点类似于鄂温克族视口簧为法器和神器，有役鬼驱神和召唤灵魂的作用。而达斡尔族的口弦不仅用于爱情表达，也更多地见于祭祀活动场合，用来歌唱祖先文治武功、祝福风调雨顺、祈求保佑。

　　

　　皇城台出土的口簧与骨笛、骨管哨、陶球哨一起，构建了石峁宫城的音乐形态，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王权与神权的统一，渲染了石峁上层祭祀祖先、沟通人神天地的场景，也彰显了石峁城址在北方地区的核心地位。口簧乐律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秩序、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的重要非物质手段。

　　

　　《西部大开发》：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深入研究，会给陕西带来什么？对于今天的陕西人又有什么意义？

　　

　　孙周勇：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这句话很有高度，很准确的概括了重要考古发现的意义。

　　

　　陕西考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为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也为陕西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和中国的文化遗产，因为陕西考古而走向了世界。（策划 执行/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