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么电商直播一定会在这巨大的“不凡”中占据一席之位。即便在过去几年，直播电商规模就一直处于持续高速增长态势，而今年的电商数据尤其亮眼。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举办了超过1000万场直播，近500亿人次观看了直播，平均每个人看了30多场直播。

 

　　与直播电商规模同步扩大的，是不断增长的电商从业人员数量。9月24日，中国电子商会发布的《社交电商行业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社交电商从业人员规模达4800万人，同比增长58.3%，而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7970万。

 

　　疫情之下，直播电商庞大的规模无法不令人侧目，并在今年迎来了其“高光时刻”。7月6日，人社部向社会发布了包括“直播售货员”在内的9个新职业。7月14日，国家13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线上创业者归类为一个崭新的私有制经济类型——“新个体经济”。

 

　　“不务正业”

 

　　作为电商直播领域的“佼佼者”，李佳琦的名字和“直播带货”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江湖上”流传着不少关于李佳琦带货能力的传言——每晚有超过200万人通过手机屏幕看他直播；一句“Oh My God，买它”就能卖完几万流水；一场直播也能捧红一个国货美妆品牌……

 

　　一个出境助理、一个镜头导播、三个流程助理，清一色的“90后”构成了每场直播的“大脑”。快节奏的产品介绍，诱人的产品价格，数以万计的直播间粉丝……促成了每一场壮观的“购物盛宴”。

 

　　在成为“最能带货”的购物主播之前，李佳琦在商场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欧莱雅专柜线下销售，这段经历曾在《人物》杂志对他的采访中有过生动描写。

 

　　在线下，李佳琦一直都不是条件和能力最出挑的那个。可以说，是线上直播给了他工作能力与价值的肯定。但长久以来，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职业并非都能收获“李佳琦式”的价值肯定，“不务正业”，才是大家对电子竞技、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的惯常认知。

 

　　“打游戏是职业”“对着屏幕卖货能挣钱”“宅在家里拍拍视频也能红”——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工作形式，在“新个体经济”出现之前，都被看成了“瞎折腾”。

 

　　“不用朝九晚五，只要有网络，在家就能把钱挣了”，这是由传统纸媒转型做自媒体的张成一直以来的梦想。两年来，张成坚持写作，并开办写作训练营，结交热爱写作的小伙伴，共同运营微信公众号，促成自媒体平台与内容提供者的对接，并与百家号、头条号达成合作。相比被称作“创业者”，张成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创作者”和“内容人”。

 

　　尽管张成对现在的工作充满了热情，每天有无数的想法在他头脑中酝酿生成，并等待他参与实践，但在张成父母眼中，回老家考公务员才是“务正业”的选择。

 

　　张成的微信公众号有上百万的粉丝，每一篇“10万+”都会激起他坚持走下去的工作热忱，这些都不是稳定的“铁饭碗”能给予的。

 

　　越来越多的“李佳琦和张成们”在走向新个体经济的过程中找到了致富之路与人生价值，不断扩大的新个体规模佐证了这一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9月9日发布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期间，共有2097万人通过抖音直接获得收入。

 

　　而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与阿里研究院于10月12日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中预测2020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将达10500亿元。

 

　　新个体庞大的从业者数量与规模，无不昭示着，是时候对新个体经济“另眼相待”了。

 

　　给自己发“offer”

 

　　“新个体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别于传统个体经济而提出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允许从事个体经营激活了强大的个体经济。

 

　　规模小、工具简单、操作方便、经营灵活，涵盖了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并吸纳了大量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经济，一度是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

 

　　与传统个体经济不同，“新个体经济”的发展过程，甚至可以被看作一部“互联网发展史”，互联网平台的不断拓宽，为新个体经济打造了最为广阔的舞台。

 

　　互联网平台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转化为互联网应用服务，个体劳动者不需要自己投入开发成本，就可以低门槛地享受到数字技术红利。在平台赋能的支持下，新个体可以更专注于产品和市场，大大降低新个体从业和创业的成本。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涛认为，新个体经济就是个体经济，还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经济形式，只是区别于传统的个体经济，是传统个体劳动者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应用从事个体生产、服务的经济形式。

 

　　由此来看，“新个体”从本质上并非新鲜事物，电商直播、视频博主、公众号运营，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体经济。而直到今天才为其“正名”，与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无关联。

 

　　2020年，史上最大规模的874万名毕业生从学校走上社会求职，毕业生数量之多，为10年来最高。不论是“金三银四”还是“金九银十”，都是一年中求职招聘的旺季，但根据领英中国的调查，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保持继续招聘的企业占比虽然达到69%，但是其中64%的企业都减少了职位数量，招聘节奏一度放缓。

 

　　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自主就业、分时就业、灵活就业，在疫情之下都成了必然选择。

 

　　2020年7月，北京市出台了“京8条”专项政策，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通过提供社保补贴的方式，鼓励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

 

　　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熙看来，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已经不是过去的“打零工”，而是一种新业态下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强，能适应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选择灵活就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据统计，2019年北京以灵活就业方式交社保的人约有64万，占到了北京劳动力总量的6%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兼职的人群，由此来看，就业观念不断转变的同时，大众对灵活就业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也在同步提升。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使就业市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同时也提升了职场人对灵活就业的认可度，无论“主动”或是“被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通过灵活就业的手段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同时对抗经济风险。

 

　　9月份的百度搜索指数中，“灵活用工”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已是去年同期的10倍。而智联招聘最新的调查数据则显示，已有71.3%的职场人表示开始考虑灵活用工，10.1%的受访者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企业和个人对灵活就业的认可与需求猛增，让灵活就业的总体招聘人数同比增长了76.4%。

 

　　当然，疫情之下，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个体经济不能占据灵活用工的全部，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直播电商、短视频、内容创作为主体的“新个体”占据着“新兴产业”中绝对主流的地位。

 

　　以直播电商行业为例，在电商购物节的用人高峰节点时，直播商家对短期内的人才需求量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据统计，今年“618购物节”之前的两个星期内，带货主播和直播运营两大岗位的需求量是去年同期的11.6倍。

 

　　互联网的普及与可移动化，使得承担岗位提供的传统公司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作时间和内容的弹性化，让主业外保有兼职得以实现，基于互联网获得项目制和临时性收入的情况更为普遍，一人拥有多种身份，“斜杠青年”应运而生。

 

　　“斜杠青年”出自美国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意为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例如：张三，记者/演员/摄影师。“斜杠青年”的出现，颠覆了单一雇佣制的劳动模式，使人力资源流动了起来。

 

　　疫情以来，饿了么的“00后”骑手数量同比增长近2倍，1.2万名大学生疫情下选择兼职送外卖增加收入。

 

　　随着在线办公、线上娱乐、电商消费地进一步深化，主业之外，还有可能成为美妆达人、美食博主、游戏主播……而这一切仰仗的，不过是一部手机和一根网线。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有近5成的人希望成为“斜杠青年”，有11.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是“斜杠青年”了。

 

　　通过互联网平台，新的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不少人以“给自己发Offer”的形式增加收入、解决就业，毋庸置疑，“新个体经济”正在显现其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

 

　　就业“蓄水池”

 

　　早在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就把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写入了《宪法》，而1999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更把个体经济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阶段，在各项政策措施的鼓励下，个体经济飞速发展。1981年，中国个体工商户为183万户，到2000年发展到2571万户，增加了13倍，平均年增长14.9%；个体经济从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14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70万人，增加了361.1倍，平均年增长30.7%；同时，个体经济注册资金由1981年的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3315亿元，增加了662倍，平均年增长40.7%。。

 

　　宽松的政策环境拓展了个体劳动者的生存空间，释放了个体劳动者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保护私有产权为个体劳动者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巨大的保障，激发了个体劳动者努力创新和开拓市场。

 

　　而那时就业问题日趋严峻，也曾是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初期，农业经济制度创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市场；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也在经济转型时期纷纷进入劳动年龄，国企改革之后形成的大量失业人口，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起，构成了个体经济的主体。

 

　　基于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体经济的发展变革，完全可以用 “突飞猛进”来形容。“个体户”，是中国经济改革最早的受益者，诸多民营企业从个体户发展起来，逐步成长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此类比来看“新个体经济”，似乎也不无道理。

 

　　受疫情影响，传统经济、传统业态、传统模式受到巨大冲击，新个体经济通过以互联网为依托扩大了创业就业，同时释放了蕴藏在民间的经济活力，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与已经发展40余年的个体经济相比，发展势头迅猛的新个体经济仍处于其“初级阶段”，正如许多专家建议所言，不但需要完善新个体经济市场监管机制，还要增强新个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归属感。

 

　　但与当年如火如荼的个体经济相似地是，如今的新个体经济也成了当下最为活跃的市场经济主体，为疫情之下的社会经济复苏持续“蓄力”，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到四十年后的“新个体经济”，事实证明，就业问题始终关系着社会活力与安定。一个就业充分、创业活跃的社会不但会激发经济活力，同时会形成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而顺应时代做出新的政策改变与社会抉择，是民生利益所在，亦是国家利益所在。（文/本刊记者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