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以后出行的西安人肯定会注意到，全国高铁有更多的车次票价出现了差异。不同日期、不同时段的同线路价格高低不等。就在最近，上海、成都、兰州、广州、南宁等铁路公司陆续发布消息，从12月1日起，将400多趟列车调整为浮动票价。中铁兰州公司对徐兰高速线宝兰段的60多趟高铁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总体有升有降，最低折扣为5.5折。以前西安到兰州的高铁票价定价174.5元，按照5.5折最低折扣，或将只需96元。但对于出行高峰密集时期、高峰时段的高铁票价将可能上升。现在从网络订票查询，12月1日以后，西安到兰州的大多时段票价已经显示为199.5元，上浮25元，上涨14.3%。看来，双节前后大多数西安到兰州的旅客是要多掏腰包了。

 

　　铁路具有自然垄断性，是现代经济社会快捷顺畅运行的基础支撑。今天中国高铁的建设成就，充分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以极高的效率改善了人民群众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票价相对机票，在3－7小时的中长途出行距离，高铁票价相对便宜，成了多数人出行的首选。据有关研究，高铁和飞机竞争的距离范围是350－750公里。350公里以下，汽车走高速公路则更有竞争力。大于750公里，高铁的竞争力相对飞机开始下降，超过1000公里的出行市场，就都是飞机的天下了。由于高铁针对的是人们日常出行的腰部需求，所以骨干线路在出行旺季都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在铁路全面实行网上实名订票以来，对于提前计划好的订票则更加有利。说走就走的即时起意，则常常会面对普通车票售罄的窘境，要么买一等座、商务座，甚或只有选择其他出行方式。

 

　　高铁作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近年来的建设速度、运营规模，足以让国人骄傲。作为时速300公里的快捷交通方式，高铁极大方便了群众的出行，提升了生产要素汇聚辐射的半径，优化了城市和区域间的连接，正在从速度和体验等多个维度，重塑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格局。作为中国高端制造名片，高铁验证了中国系统集成式科技创新，转化为高端制造的强大势能，带动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智能控制、工程建设等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高铁巨大的投资，有力拉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投资量大、运营成本也大，全国高铁形成的债务数目也相当惊人。目前，全国除京沪高铁外，几乎所有路线都在亏损运营，高铁如何减亏盈利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道现实命题。高铁的亏损运营本身，就说明了我国发展高铁事业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人们在享受高铁便捷实惠的背后，不光有广大铁路战线规划建设的艰苦付出，还有铁路公司的负债运营，也有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所以，推动高铁运营的市场化改革，是关乎铁路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件大事。

　　自2013年铁道部被撤销，铁路政企分开以来，铁路部门就一直在探索市场化的转型之路。价格作为市场经济调节供需的决定性杠杆，如何通过价格信号，对需求进行削峰填谷，平衡供需矛盾，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是我国在继电价、水价、气价之后，在铁路运营中的又一大探索。2016年起，国家放开高铁动车票价，改由铁总自行定价。全国高铁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越来越灵活，出现了“打折浮动”、“一日一价”等更加丰富多样的定价形式。由于高铁是垄断经营的公共服务产品，票价改革与旅客消费承受力、全社会出行成本、公益服务保障水平、铁路公司的财务盈利、社会舆论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关改革必须审慎推进，小步慢跑，渐进替代才能取得各方多赢的效果。

 

　　从正面看，高铁差异化的浮动定价，有利于建立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促使飞机、高铁、普通铁路、汽车客运等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求，主动适应、调整运力，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利于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机制调整定价，对旅客消费的数量、里程、季节、出行目的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提升票制票价的灵活性，通过优化供给，主动适应需求。在提高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能力的同时，增加企业盈利水平，减少对国家财政补贴的依赖,从而使高铁整体运行效率得到提升，提高自身市场化条件下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旅客来说，浮动定价尽管在节假日等出行高峰期的票价会增加出行成本。但这也可以使一部分对于价格敏感但出行时间可变通需求，选择在非高峰时段利用低票价出行，既能减少自己的开支，也能起到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在网上订票如此方便的今天，尽早计划，提前订票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在这方面，民航的机票分时动态打折，多年以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探索，相关经验值得高铁借鉴。

　　从反面看，旅客乘坐高铁享受的服务是相对固定的。无论春节还是淡季，乘客都是为了从这一站到达另一站。平时宽松的车厢，到了旺季却拥挤不堪，会对个人乘坐体验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乘客还得承担更高的票价。从个人体验来衡量，享受的服务品质低了，价格反而高了。这是公共交通服务本身可能无法避免的弊端。实行浮动定价，高企的票价会让低收入者对于出行成本敏感的神经绷得更紧。如果没有最高限价，一旦随行就市，老百姓的出行遇到春运、黄金周等高峰期时段，价格可能会出现价高者得票的情况。票价如果一路走高，低收入者的处境就会更让人担忧。这就涉及到了社会公共服务享受的公平问题。所以，高铁票价在特定的时段内，实行最高限价，允许向下浮动，不允许向上浮动，同时采取排队机制，按订票的先后顺序来分配票额。以此将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另外，在网络订票全面推行后。今天的国人以手机号为标志，已经深度融入了数字化生存网络。各种手机APP，出行、娱乐、消费、网银等数据构成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人们方便地使用这些移动服务的同时，数据已经在后台将我们的收入、学历、家庭、需求、偏好等信息掌控得比我们自己都清楚。基于大数据的分析，通过智能算法，完全有可能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推送我们能够忍受的最高“计算价格”。从而让运营商获利。而我国对于公共服务APP，运行大数据的算法监管还处在探索阶段。但高铁订票显然已经是一个新的大数据全民生态。建议国家市场监管机构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启动对运营商APP算法监管的建章立制。从而让大数据更好地为提高全社会运营效率及效益，增加人民群众福祉服务。

 

　　总之，高铁实行差异化的浮动票价是我国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通过价格调节全社会的出行需求分布，提升高铁的整体运营效益及效率，鼓励乘客增强出行的计划性，更多错峰出行，以获得实惠。

 

　　（文/王海燕    作者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