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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涛 | 守拙,是中国人的防身术

发布时间:2022-09-20 来源:西部决策网 人气:
   
  守拙,是中国人的防身术
 
  节选自《中国人的大局观》
 
 
  守拙,是我们中国人的防身术。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一切。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五百五十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二百九十五年,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一百二十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三十六个大臣弑君篡位,五十二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二百五十五年,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三十四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司马迁因循《春秋》,《春秋》止笔于公元前481年,三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三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国古代的史家界定时代的起始有一个惯例,以国家君主的立与废为宗,因此,司马迁把周元王继位元年(前475年)定为战国起始之年。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灿烂,但众多思想者并没有照亮并导引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我在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中有过记述:
 
  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
 
  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以及黑恶势力、车匪路霸,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周游列国,走了九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生态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三十四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七个,即战国七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十五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谁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十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金”。有一个人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根本症结所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作者:穆 涛

  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著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散文观察》《平凹之路》《土门·点评本》等作品。
 
  作品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先前的风气》入选“2014中国好书”。
 
 
  《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共有五个专辑,分别为: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黄帝给我们带来的,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关照当今现实,给出鞭辟入里又幽默风趣的阐释,对深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气质予以个性化展现,并结合社会焦灼问题,探讨中国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及深远影响。
值班编辑:艾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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