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鲁史,名之《春秋》,以二百四十二年的简素记事,藏褒贬于字句,寄大道于兴亡,故后世有言:“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今作家少陵(本名王亚军)以同名新作《春秋》落笔终南东岭,借一村数十年的改革流变,接续这一古老命名的精神谱系。古《春秋》录邦国治乱,辨是非、明纲纪;今《春秋》记乡土转型,察变迁、观大势。不同于诸多农村改革题材作品止步于“分田到户”的叙事终点,这部长篇小说以辩证的眼光揭示一条朴素而深刻的历史逻辑:家庭联产承包不是改革的终局,而是乡土重新生长的起点;土地制度的调整,最终要回归“大农业” 的综合发展、集体力量的有序引领。由湖北扬子江影音有限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春秋》以一个村庄的微缩样本,完成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复盘与沉思,以现代小说的叙事,践行“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笔法,于烟火农事之间,书写新时代的乡土史诗。
文脉相承:承基启变,一脉相连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来不是断裂式的推倒重来,而是前后接续、薪火相传的历史长卷。《春秋》的叙事智慧,首先体现在它拒绝二元对立的简化叙事,不将前三十年集体建设与新时期家庭承包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位置,而是搭建起“两代支书、一脉初心”的历史桥梁。父辈杨汉章,自抗美援朝战场归来,以共产党员的担当执掌村政,带领东岭村民走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岁月,修水利、整农田,在物资匮乏、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为村庄筑牢生存根基。这一段铺垫,绝非闲笔。很多同类乡土小说写改革,往往把集体时代简化为贫瘠与束缚的背景板,以此反衬包产到户的解放意义;《春秋》却清醒地看见:水库、渠系、平整的土地,这些集体时代沉淀下来的公共家底,正是后来家庭承包能够落地见效、粮食增产的前置条件。
历史自有其内在因果。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有环伺、内有饥馑,人口持续增长而生产工具原始,粮食安全悬于一线。“以粮为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在救饥保命的紧迫目标之下,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构想难以充分落地。但这一方针之中“全面发展”的内核,并未失效,只是等待合适的时代土壤。杨汉章一代人的奋斗,是在贫瘠塬上为村庄蓄存元气;待到时代闸门开启,其子侄一辈杨天亮接过接力棒,改革才有了出发的基石。这正是小说超越一般改革叙事的立论根基:乡村改革不是否定过往,而是在已有积累之上,校正路径、释放活力,是历史脉络之中的扬弃与延续。《易传》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策略,久是目标,而不变的,是共产党人扎根乡土、让百姓安身富足的初心。
政心相契:顺势谋变,循序而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地,是中国乡土史上一次惊心动魄而又温润平和的制度试验。小说浓墨重彩书写东岭村 “灯盏窝”十亩土地的承包试点,精准捕捉到历史转折现场复杂的人心褶皱,写出改革的“分寸感”,这也是作品极具史料质感与文学张力的部分。当杨天亮提出承包土地、提高粮产的设想,村庄的议事场瞬间撕开时代转型的精神阵痛:有人畏于路线风险,直言“枪打出头鸟”;有人心存疑虑,担心分田即是走回头路;沉默、迟疑、争论交织在一起,正是八十年代初全国乡村普遍心态的缩影。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摁下红手印的契约,是民间自发的求生突围;中央文件的层层明晰、一号文件对大包干合法性的确认,则为这场农民的创造赋予制度支撑。从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到1980年75号文件认可包产到户,再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一锤定音,厘清包产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漫长的路线争论尘埃落定。
东岭村的选择,是国家政策与基层民意双向奔赴的结果。杨天亮慨然担责,愿为试点承担全部风险;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杨红军挺身而出,率先认领灯盏窝的土地。没有疾风骤雨式的强制推行,没有非黑即白的激进撕裂,一场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在村庄的反复商议、审慎试验之中平稳启幕。这一段叙事道出一个极易被忽略的道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既源于农民内生的求生求富愿望,也源于政策循序渐进、尊重基层实践的理性品格。改革不是推倒集体,而是在集体框架之内,激活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平和的过渡,恰恰是它能够扎根乡土、生生不息的缘由。很多文学叙事偏爱渲染改革的冲突与狂飙,而《春秋》看见的,是乡土变革最珍贵的底色:稳而后进,行而不躁。
本末相衡:多元拓业,坚守农道
如果说写土地承包,是小说还原改革的起点;那么全书最独到、最有前瞻性的洞见,在于跳出“一包就灵”的浅层认知,把重心投向经营方向的继承与拓展,阐释“大农业观” 在乡村实践中的演进。这也是全书立论的核心。多数写农村改革的作品,故事高潮停留在分田之后粮食丰收、农户增收,仿佛家庭经营本身就是最终答案。《春秋》却清醒发问:解决了“谁来种地” 的经营方式之后,村庄向何处去?单一的粮食种植,能否承载农民持续致富、乡村长久繁荣的期盼?
作者顺着政策的历史脉络,梳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 方针的沉浮演变。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综合发展,到特定年代受客观条件约束,重心偏向粮食生产;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调整农业政策,倡导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及至新时代提出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主张立体、多元、开放式的综合农业,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跳出平面、单一的耕地思维。东岭村的实践,正是这条国家政策脉络在一个村庄的具象化演绎。在家庭承包释放土地活力之后,村党支部没有止步于各家各户单一种粮,而是主动作为,组织村民拓展产业边界:购置收割机服务全域农耕,修复水库夯实水利根基,兴办砖厂、面粉厂,发展养鸡、林果产业,开辟沿街商铺,农工商贸一体生长。单一的农田,生长出产业的根系;农民的身份,从单纯的种粮人,转向多元的生产经营者。
经济丰盈之后,精神需求随之生长。东岭村建起舞厅、剧院,排戏歌唱新时代,七彩灯火点亮村庄夜色,一个黄土塬上的村落,生长出小城镇的繁华气象。温饱之上,更有文艺的欢愉、精神的舒展。这一笔,写出改革的完整价值:改革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止于物质增收,而是人的全面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的古老命题,在八十年代的东岭村再度应验。物质的解放,最终通向精神的自觉;产业的兴旺,涵养乡土的文化生机。
而小说最有 “春秋笔意”、最耐人深思的,是结尾处抛出的时代新课题:当粮价波动、务农收益下降,土地撂荒渐生,东岭村党支部再次凝聚共识,将闲置土地收回集体统筹,保障粮食产能,防范灾荒风险。这一笔,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的否定,而是改革深化之后,乡土实践自发形成的辩证调整,是土地制度在新矛盾面前的自我更新。土地是国之根本,粮食是天下之命。承包激活活力,集体托举底线;分散经营释放个体动能,统一调控守住安全根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动态平衡。在这里,小说跳出一时一事的得失褒扬,把视野投向更长远的历史周期:乡村发展永远处在动态调适之中,旧的问题解决,新的命题又会生成;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这正是 “春秋笔法” 的要义:实录其事,不做断语,而让历史自身显现启示。
古之《春秋》,记事以明义,“惩恶而劝善”;今之《春秋》,叙一村之变迁,观一国之大势。作者不做激昂的宣讲,不用夸张的戏剧冲突,以平实白描记录会议的争论、土地的耕耘、厂房的兴起、灯火的喧阗,褒扬藏于叙事,思考隐于情节,契合“志而晦,婉而成章”的叙事传统。在当代乡土文学的谱系之中,柳青《创业史》书写集体化时代乡土创业的艰辛,路遥《平凡的世界》写出个体在改革浪潮之中的命运突围;少陵的《春秋》另辟一路,以村党支部的持续引领为主线,打通前后两段乡土历史,在个体活力与集体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点,为农村改革叙事提供了辩证的、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它告诉读者,乡土振兴的密码,既要尊重农民个体的创造力量,也不能弱化基层组织的引领作用;既要释放市场的活力,也要守住粮食安全、共同富裕的底线。
百年乡土变迁,本质上是中国人不断探索如何与土地相处、如何安顿民生的漫长求索。土地承载的从来不止庄稼,更是一代人的生计、一个民族的根基。从杨汉章修库拓田,到杨天亮分田试验,再到村庄多元经营、适时统筹土地,东岭村的数十年,浓缩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辩证法:守正与创新、活力与秩序、个体与集体、当下温饱与长远安全,始终需要审慎权衡。苏轼有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乡村改革的道理,藏在田垄之间,藏在一届届村干部的抉择里,藏在千万农民日复一日的耕耘之中。
这部名为《春秋》的小说,以一村为简,以时代为册,不歌一时之盛而忘远虑,不记一隅之利而失大局。它让我们看见:新时代的“春秋”,不再是列国征伐、礼崩乐坏的记载,而是亿万乡土在变革之中生生不息、自我更新的成长史。土地的故事还在续写,改革的命题常读常新。读毕全书,那份喜悦,不在于一时繁华的赞叹,而在于读懂乡土变迁内在的节律与智慧:凡长久的事业,必植根大地,循时而变,守道而行。这便是长篇《春秋》留给读者最厚重的启示,也是这部乡土叙事能够跨越一时一地,拥有长久文学价值的根本所在。(文/种德仁 王遂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