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碥石，镌刻着为官者的初心；一曲秦腔，激荡着后来者的心弦。商州区文工团原创秦腔历史剧《罗公碥》以醇厚的西北乡音，在舞台上凿开了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精神碥道，通过公与私、廉与贪、潜绩与显绩、虚名与实功的多维对比，为新时代政绩观的传承与革新，提供了厚重的精神范本。

罗公碥既不是宏大的纪念碑，也不是煌煌的功德颂，只是嵌在百姓必经的崖壁旁的三个字，当我们将目光从舞台的聚光灯转向山野的静默石壁，一场政绩、名节与信仰的对话，悄然展开。

辨公与私：一念取舍，见从政本心

剧作跳出传统历史剧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借助舞台独有的时空对话范式，将清代商州知州罗文思的实干人生，化作一面照见古今政绩观的明镜：台上是凿石开路的罗文思，是经由唱念做打定型的历史角色，是沉淀百年的精神标杆；台下是观戏自省、回望先贤的后来者，是走出剧场后履职干事、赓续为民初心的时代践行者，一演一观之间，完成了古今政绩观的精神对话。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公与私的较量是为官从政的重要考题，也是贯穿全剧的核心冲突之一。剧中“铜佛龛，碥道狭，年年有人掉下崖”的唱词，质朴直白却触目惊心，寥寥数字勾勒出旧途之险，崖壁陡峭、栈道残破，过往商旅与山民只能如蝼蚁攀壁、冒险前行，常因路滑坠崖丧命。彼时，修路之举饱受非议，同僚以耗资巨大为由百般阻挠，本质是私心作祟、无利可图；乡绅庞公子固守旧念，推诿抵触，修路便民这类无显赫声名的民生小事，长期被忽视，最终化为一方百姓长久的生存困境。  

举世皆私，唯公不移。罗文思跳出个人得失的狭隘格局，坚持公利为先、民生为重，毅然选择了旁人眼中“费钱费力难出亮眼成绩”的凿山修路，他没有借机摊派中饱私囊，反而捐出俸银五百两，将羊肠险径凿成了通途，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作为党的干部，必须始终将“大公无私”作为价值追求，努力成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人民公仆。

明廉与贪：一钱清白，守立身底线

廉为官之本，贪为政之蠹。古代修路、建桥向来是贪腐高发领域，将民生工程变为敛财工具，这是旧时官场贪腐乱象的真实写照。《罗公碥》以强烈的戏剧反差塑造了罗文思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廉吏形象。

剧中账目交接的唱词：“这一千两，前任借去未归还；这八百两，上峰打点如云烟；这七百两，军务暂调去不返；余下五百两，日常开销动也难”，揭示了层层盘剥之下州库账上无分文可用的真实境况。面对庞公子“按‘常例’来，拿出一千两打点关节”的暗示，他严词拒绝，不借工程之机搜刮民脂民膏。妻子赵锦娘劝他抽身离去：“几任州官都不管，没钱咱借机回四川”，他初心不改，掷地有声地作答：“别人不管我来管，没钱我把银子捐”，面对妻子“穷苦日子我过厌”的委屈，他坚守“甘守清贫才心安”的气节，这也恰恰道尽了清官廉吏的立身底线。姐夫寄银五百两，让他打点上官，早日调回四川富庶地，他毅然决然地将五百两银子全部捐出修路，妻子赵锦娘也从最初的抱怨到拿出嫁妆鼎力支持。他在商州十二年，共捐银一千一百六十四两七钱，自己却穿破衣袍、吃粗粮，最终府上只剩下二十两银钱，只够他一人赴贵州上任的盘缠，只能将夫人和女儿暂留商州。

“赤身为官何所患？只恐高冠蔽心肝”是罗文思对自己最深的警醒，官帽戴久了，最容易遮蔽的不是视线，是良心。作为党的干部，应当以先贤为镜，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为官。

衡潜绩与显绩：久久为功，破短视浮躁

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破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统筹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将为民造福作为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从何而来？罗公碥提供了一个古老的答案：一种将个人功名、仕途得失融入百姓冷暖、民生福祉的精神传统。

“碥”者，山间险道也。这个字本身就蕴含着政绩观的核心隐喻，碥道嵌于绝壁，一锤一凿分外艰辛，非一朝一夕可成，唯有久久为功、循序渐进。修成之后，过往行人安然走过，或许都不会知道修路者的名字，却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每一个过往行人的命运，这恰恰精准诠释了为官从政的内在特质。为政之路上始终交织着短期虚名与长期政绩的博弈，既要敢于攻坚克难、担当尽责，更要勤做潜功。

“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同样可以在罗公碥的精神谱系中找到回响。这一理念强调做事不贪一时之功、不求个人留名，而是着眼长远、惠及百姓。不同于古人以“改造山河”彰显个人权威的功利性政绩思维，罗文思开凿碥道，依山成形、顺势凿险，不追求宏大规模，不劳民伤财，始终以务实为本、利民为要为原则，以默默深耕的潜绩造福一方；如今的商州，始终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教育等惠民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正是对罗文思“以民为本”政绩智慧的当代延续。

弃虚名务实功：以碥喻政，守为民初心

纵观古今官场最大的弊病，莫过于重仕途进退与声名，轻百姓心声，不愿俯身为民解忧纾困，而《罗公碥》通过一段段赤诚铿锵的唱词，道尽了实干为民的从政真谛。

全剧最动人处，不在凿石开路的宏大场景，而在于罗公与家人朴素的生活细节与田间地头的走访里：“半畦青苗半畦闲，心牵荒田念饥寒。我若不知民生苦，怎配堂上去做官？”这是罗文思的自我叩问，也是整部剧的题眼，在他看来，为官之道在于“知民生之苦”，“背篓”正是这一理念最动人的象征：“背篓伴我访贫苦，淋过碥道冷雨连。装满妪媪家常语，听过童蒙诵书言”，这便是“脚下有泥、心中有民”的实干精神的生动写照。当谣言四起，修路遭遇层层阻挠时，他不惧流言，信念坚定：“非是修路生祸端，实为百姓解倒悬。年年坠崖魂不返，岁岁哭声绕商山。我做知州戴官帽，见此惨状怎安眠……让百姓堂堂正正把路盼，定叫那幕后黑手现人前”；面对巡抚上官，考绩压力，他直言何为好官：“脚下有泥，心中有民，实干济世，不负此身……宁遭弹劾三千卷，不叫百姓骂昏官”，这种将民心视为最高审判者的信念，正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最激烈的表达，也是全剧最具思想穿透力的精神内核。

“罗公”这一称呼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符号，不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那个修路的好官”——所有好官的原型，成为了后世无数为官者的精神参照系。罗公碥让每一个后来者面对一个朴素而犀利的叩问：何为真正的政绩？为官者当如何取舍功名与民生？这种“脚下有泥、心中有民”的实干精神，恰恰击中了古今政绩观的核心痛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政绩往往被异化为升迁资本或纸面数据，而罗文思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必惊天动地，而是根植于纾解民困的点滴付出之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罗公碥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不朽见证，也是“树人”精神的另一种表达，以修路便民教会后来者何为为官之道。在罗公碥沉默的石壁上，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位好官的施政足迹，更是一条施政为民的根本准则：政绩的丰碑，从不矗立在朝堂案头，不镌刻于史书典籍，而是深深扎根于民心所向、民生安稳。当剧场的帷幕落下，那凿石的锤音仍在回响，叩问着每一个为政者的初心。（供稿：翟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