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00多年前的欧亚大陆，人们并不知道这座东方都城叫作“长安”，它以一个神秘而响亮的名字传遍丝路——胡姆丹（Khumdan）。波斯、阿拉伯、叙利亚、拜占庭的文献与文书里，这个词指向当时全球最繁华、最包容、最具文明吸引力的世界性都会。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承雍，以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提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隋唐长安是真正的世界性城市。它不是靠“开放”一句口号吸引万国，而是以制度、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全面优越性，成为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地。来自西域、中亚、西亚、南亚、东亚的移民与侨民，在这里通婚、为官、经商、信仰、创作，把胡风与唐韵熔于一炉。

长安的命运，不只是中国的朝代兴衰，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永恒课题。当我们重读“胡姆丹”，重读这座世界之城，看见的不仅是盛唐气象，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世界主义精神。

胡姆丹：一个名字，照亮东方的高光时刻

今天的人们提起长安，脑海中浮现的是朱雀大街、东西两市、大雁塔、大明宫，是唐诗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意都城。但在公元4世纪到9世纪的丝绸之路上，这座城市有一个更具世界性的称谓——胡姆丹。

葛承雍在长期研究中反复确认：波斯语称其Khumdan，叙利亚文作Kumdan，拜占庭希腊文献记为Koubdan。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4世纪粟特文古信札、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双语石刻、碑林博物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一例外都在使用这个名称。它不是某一种语言的偶然音译，而是横跨数千里、延续数百年的共同认知——东方有一座伟大都城，名叫胡姆丹。

这个名字的来源至今未被完全破解。自伯希和、斯坦因以来，学界猜测不断，有人认为是“宫殿”的转音，有人释为“河边之城”，有人指向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也有人将其与喀什、和田相连。葛承雍笑言，西安方言里的口语或许只是趣味附会，真正的谜底仍埋在历史深处。但名字的谜团，恰恰反衬出一个事实：在世界文明传播史上，胡姆丹是东方亚洲被全球看见的高光时刻。

彼时的长安，不是边缘的东方据点，而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它不是被动等待探索，而是以强大引力，让胡商、使节、僧侣、留学生、士兵、艺人不惜穿越戈壁沙漠、翻越雪山高原，奔赴而来。他们沿着丝路网络，穿过关隘，踏入城门，在坊巷间定居，在两市中贸易，在宫廷里供职，在寺庙中修行，把远方的物产、技艺、信仰、风俗，悉数带进这座城市。

葛承雍强调，反思千年世界文明传播，一个关键结论不容置疑：中国历史上，只有隋唐长安是真正的世界性城市。汉有强盛，宋有富庶，明有疆域，清有版图，但都不具备长安式的世界性，没有如此规模的跨国移民，没有如此深度的文明融合，没有如此广泛的全球认同，更没有如此持续的文化辐射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大量隋唐墓葬不断出土，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韩休墓、安菩墓、武惠妃墓、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一件件精美文物，不断刷新我们对长安的想象。金器、银器、玻璃器、丝绸、壁画、陶俑、墓志、钱币，共同拼出一幅图景：隋唐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史，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课题。这座城市里，既有本土孕育的南北文化融合族群，也有西域胡人、北疆番人、高丽人、新罗、百济人、日本人，还有来自南亚的“昆仑奴”。他们共同生活、彼此通婚、共创文化，为后世留下数不尽的古迹与珍宝，也留下一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世界胸怀。

盛唐气象：不是开放，是文明的优越性

一说起唐长安的世界性，最常见的解释是“唐朝很开放”。葛承雍对此明确纠正：开放只是表象，真正的核心是文明的优越性。

唐朝立国289年，真正站在世界之巅的，不过初唐至盛唐的约150年。安史之乱是一道清晰的分水岭。此前，长安是全球向往的文明中心；此后，国力衰退、藩镇割据、丝路受阻，长安的世界性迅速消退。日本学者曾质疑，唐朝虽强，真正具备世界性的时间很短。葛承雍坦然回应，150年的高光，已足够照亮整个中国历史，也足够影响整个东亚与欧亚大陆。

这种优越性，不是单一维度的强大，而是全方位的领先。葛承雍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物质生活的丰饶、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服饰时尚的新潮、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以及对商旅与居民的安全保障。

正是这十重优势，让长安成为“古代世界的纽约”。

首先是安全与秩序。丝绸之路穿越万里荒漠，没有安全就没有贸易。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驻军镇守，保障商路畅通；城内设严格的坊市制度，治安有序，胡商不必担心劫掠与苛待；官方设鸿胪寺接待外宾，有馆驿、有旅店、有补给，跨国往来成为常态。

其次是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汉代丝路多在边塞互市，而隋唐直接以首都为核心，东西两市成为全球商品集散地。胡商不必停留在河西、敦煌，可直达长安，与皇室、贵族、平民直接交易。这种格局，让长安从区域都城一跃成为世界贸易枢纽。

文献记载：新罗遣使入唐89次，阿拉伯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婆罗门、尼波罗、东罗马、波斯等国往来不计其数。长安不是被动接待，而是主动构建跨国交流网络。

考古发现更是无声而有力的证据。唐墓中屡屡出土拜占庭金币、波斯银币、阿拉伯金币，这些不是收藏品，而是跨洲贸易圈的硬通货。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工艺登峰造极，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琉璃器、香料、法器奢华无比，展现出长安物质文明的高度。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壁画与石刻里的“万国来朝”。章怀太子墓《客使图》中，鸿胪寺官员与异域使节并列，高丽、新罗、百济使节为朝见位次争执不休，羽毛冠、尖顶帽、异域袍服纷然杂陈。乾陵六十一蕃臣像，更是空前绝后——汉代没有、南北朝没有、宋代以后更是再无如此气象。这些不是装饰，而是长安世界地位的视觉宣言。

葛承雍指出，后世很多城市标榜“国际都市”，却只学表面的开放，不学内核的实力。没有制度优越性、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发展机会、没有文化吸引力，所谓“开放”只是一句空话。长安的盛唐气象，从来不是宽容的姿态，而是强大的底气。

世界之都的基石：多族群移民与侨民，塑造城市灵魂

长安之所以独一无二，正是因为它是一座彻底的移民城市。魏晋以后，战乱、贸易、传教、求学、归附，推动一波又一波外来人口进入关中。到盛唐，长安已形成胡汉杂居、多族群共生的格局。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归附唐朝，仅五品以上的突厥官员就近百人，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家族近万家，占据当时长安城人口近三十分之一。国子监最盛时，留学生超过8000人，规模远超今天许多中国城市。这些人不是短期访客，而是长期居住、娶妻生子、入仕为官、死后葬于长安的新长安人。

在众多外来族群中，昭武九姓最具代表性。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源出中亚撒马尔罕、布哈拉一带，在长安形成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社群。

康国人是其中望族之一。康法正是华严宗创始人，与玄奘一同译经，地位尊崇；康氏家族在长安龙首乡有祖坟，世代为官，永乐坊有私宅。唐诗里“黄须康僧酒泉客”，写的就是这些长居长安、融入上层的中亚移民。

安国人先祖为西域安息（今伊朗）。安元寿、安附国等高官位列朝堂，安菩墓出土文物震惊学界，见证一个中亚贵族家族在大唐的完整轨迹。西安出土的安氏墓志明确记载：先祖来自安息，迁居凉州，再入长安，世代为唐臣。

米国人多以技艺立身。米国大首领葬于长安，后人任宁远将军，更有子弟在景教寺院担任传教士，把宗教与仕途融为一体。

曹国人则以音乐封神。曹妙达、曹刚、曹保祖孙三代，都是长安顶尖琵琶手。白居易诗中写到，“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可见对其极尽推崇。外来音乐世家，能在大唐宫廷占据核心位置，本身就是包容的证明。

除了昭武九姓，波斯人是另一支重要力量。波斯王子卑路斯为避阿拉伯入侵，率部投奔长安，被授右卫将军，死后葬于中土。波斯商人在西市开设店铺，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祆祠遍布坊巷，信仰自由受到保护。

阿拉伯人、回鹘人、印度僧人、日本留学生、高丽工匠、昆仑奴，共同构成长安的多元人口结构。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进士及第，完全汉化；回鹘军队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大批将士留居长安；印度僧人在长安译经传法，影响佛教走向；昆仑奴作为劳力与艺人，出现在豪门与市井之间。

这些外来者，不是被歧视的“异类”，而是城市的共建者。他们与汉人通婚，改用汉姓，学习汉文化，同时保留自身习俗与信仰。葛承雍直言：“文明的进步，往往来自族群的融合。陕北女子貌美，或许与历史上多族群混血有关；长安文化璀璨，正因为它不是单一汉族文化，而是胡汉、中外、南北文化的混血结晶。”

长安用一千三百年前的实践告诉后世：移民与侨民，才是世界城市的灵魂。

文化涵容：胡风唐韵交融，奠定长安世界定位

如果说实力是引力，移民是骨架，那么文化涵容就是长安的灵魂。胡风与唐韵全方位渗透，从衣食住行到礼乐艺术，从宗教信仰到建筑科技，熔铸出独一无二的“长安风格”，最终奠定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可替代的定位。

唐人生活，几乎“无处不胡”。胡床、胡坐、胡帐普及，彻底改变汉人席地而坐的传统，小马扎、椅子从此进入中国家庭。胡饼、烧饼、饆饠成为街头主流；葡萄酒、三勒浆取代部分传统米酒；胡椒、沉香、乳香从丝路输入，从贵族香料变成生活必需品。杨国忠以沉香、檀香、麝香涂墙，胡粉装饰墙壁，香气弥漫，成为跨文明生活美学。翻领胡服、袒胸装、女性穿男装风靡一时，胡汉服饰难分彼此。这种时尚并非昙花一现，而是盛唐自信的外在表达。安史之乱后，社会收紧，袒胸装迅速消失，也从反面印证：时尚的开放，源于社会的自信。唐朝十部乐，九部来自域外。胡腾、胡旋、柘枝舞风靡长安，琵琶、筚篥、二胡、羯鼓全部是外来乐器。“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写的就是胡旋舞的极致魅力。

长安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之都。佛教、道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并行不悖，彼此尊重，互不迫害。青龙寺、慈恩寺是东亚佛教祖庭，日本僧人空海在此学法，传回真言宗，深刻影响日本文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叙利亚文与汉文双语并存，记录基督教早期东传的历史。欧洲人见到此碑，无不震撼：1300多年前，基督教已在东方都城扎根。祆教信徒祭祀火神，出土陶俑中戴口罩守护火坛的形象，真实再现异域宗教仪式。

宗教不仅是信仰，更带来技术与文明。景教传教士以针拨白内障，为唐高宗治愈眼疾，开中原外科手术先河；印度天文历法影响官方司天监，外来医术、药材丰富中医药体系。信仰的包容，带来科技与文明的共赢。

最令人惊叹的，是长安艺术中的跨文明基因。武惠妃石椁上，刻着希腊罗马式护腿、奥林匹亚祭坛、狮身鹿角神兽，线条流畅，风格鲜明。一位中国皇后的葬具，为何出现地中海文明元素？葛承雍的解释是：文明的传播，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深、更远。

隋代张綝墓（或称“隋代陶骆驼”）出土的驼囊彩绘陶俑‌，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形象清晰可辨，这一发现被葛承雍称为“百年考古重大突破”。它证明，希腊罗马艺术通过丝路，一步步传到长安，进入皇家窖藏。

宫廷仿拜占庭建筑建造“自雨亭”，以水车送水，循环降温，夏日清凉宜人。这种建筑智慧，是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结晶。

葛承雍特别纠正一个长期误区，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路”，而是“一张网络”。当年申遗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复强调“网络”与“廊道”，而我们一度只强调“起点”。

长安是这张网络的东端核心，驿站、水源、安全、补给缺一不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两万余枚简牍，实证从长安到敦煌有完整驿传体系，骆驼日行里程、人员补给、文书传递，都有严格制度。中亚诸国至今保存巨型石构驿站，可容纳千辆马车，反观中原，汉唐驿站地面遗迹几乎无存。这也提醒我们，丝路研究必须跳出本土视角，具备世界眼光。

胡姆丹的遗产：世界主义的长安精神

回望千年，中国历史上，唯有隋唐长安，是真正的世界性城市。宋元明清再无此格局——没有海量侨民，没有跨洲贸易，没有文明优越性，更没有如此坦荡的包容。

“胡姆丹”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一个都城的代号。它是东方与西方、游牧与农耕、本土与外来、信仰与世俗的交汇点。隋唐长安的伟大，不在于疆域多广、人口多少、财富多厚，而在于它拥有一种世界主义：以实力立世，以包容聚力，以开放对话，以文明互鉴成就永恒。

葛承雍在讲座最后提醒我们：

今天重提长安、重提胡姆丹，不是沉醉于天朝上国的怀旧，而是唤醒一种被遗忘的精神。

真正的世界城市，不是喊出来的，是靠制度、安全、机会、包容做出来的。

真正的文明强大，不是封闭自大，而是敢于拥抱外来、善于融合创新。

真正的历史遗产，不是文物与古迹，而是一种面向世界的胸怀。

那阵从胡姆丹吹来的胡风唐韵，穿越一千三百年，依然吹拂在我们面前。（文/陈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