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苏陕协作·三十同行”成果展将一段绵延35载的深情，浓缩于500平方米的展厅之内。

谁也未曾想到，自1991年《瞭望》周刊发表《苏陕干部交流：一个意义重大的创举》以来，当年凭借十几位先行者勇敢系起的“纽带”，会在时光中越拉越长、越系越紧，最终织就今天这张紧密的“协作之网”。

三十五年来，苏陕协作累计实施项目超1万个，投入协作资金逾350亿元；联合创办或引进企业超过3000家，投资资金超3000亿元……

这些数字，不仅铭刻了这段我国东西部省级之间历时最长的结对协作，也成为观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一个生动样本。

干部交流，系上“第一粒纽扣”

1991年10月，《瞭望》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苏陕干部交流：一个意义重大的创举》的报道。文章记载，陕西与江苏本着“东西互助、培养干部、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全国率先探索跨省干部交流，互派干部挂职——江苏苏南7市与陕西秦巴山区31县就此率先结对。

如今回望，这一创举的分量，远比时人所能感知的更为沉重。

在首批赴江苏挂职的干部中，有时任商洛地区行署副专员陈再生。他被派往常州担任市长助理。陈再生后来回忆：“一到苏南，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经济活力，更是现代观念与办事效率的冲击。什么是商品观念、市场信息、人才流动——我们这些‘山里人’，是在那里才真正弄懂的。”而江苏派往陕西的干部，则将改革开放的意识和做事方法带进了相对闭塞的陕南山区，“走到哪里，观念就播撒到哪里”。

直接的改变，体现在三个“多了”上：信息多了、电话铃声响得多了、人员走动得多了。

仅在干部交流启动后的半年内，赴陕洽谈业务、寻求合作的江苏人士就超过3000人次。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凤县玉米、石泉木材……开始沿着这条新通道销往江苏，进而走向世界；柞水、合阳、紫阳、黄龙等一批县区，迎来了首批江苏企业家投资。陕西深厚的科教资源，也部分反向流动至江苏。

正如当年一位赴苏挂职干部所言：“干部交流这条‘纽带’的价值，不在于钱，而在于让人睁开了眼。”

真正奠定此事历史地位的，是1996年。

在那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东西部扶贫协作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同年12月，两省签署《江苏省陕西省扶贫协作和经济合作协议》；次年，陕西省苏陕扶贫协作与经济合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江苏10市49县（市、区）与陕西9市52县（区）全面结对，“挂钩扶贫”从此从地方探索升格为国家制度。

榆林子洲县张家砭村的故事，为这个阶段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对口帮扶的张家港市一位副市长带队深入这个贫困村，先后投入80多万元，修路通水、兴办企业、改良生态。到2000年，该村人均收入从400元跃升至1600元。

截至2006年底的第一个十年间，双方累计交流干部1567人，实施项目1844项，实际投资123.78亿元，联合创办企业572个，陕西贫困地区向江苏劳务输出近5万人次。西安玉祥门外那座由江苏省政府于1998年投资2.3亿元建成的江苏大厦，如同一座有形的丰碑，见证了这段协作的扎实足迹。

回头看，1991年到1996年，东西部交流合作，陕西跟江苏开好了头。

从解决温饱到激活内生动力

纳入国家战略后的第一个十年（1996—2006年），苏陕协作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温饱、改善基本生存条件，协作重心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向探索“深不深”的联结迈进。

一个数字足以说明起点：1996年底，陕西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74.28元，贫困的根源在于水土匮乏、生产资料短缺的“生存型贫困”。江苏的帮扶正是由此切入——修建基本农田、引水通电、兴办村企、建设种养殖基地。

2001年，西安—铜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挂牌，这一苏陕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标志着协作跃升至基础设施与资本合作的新层面。

此后，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协作范围显著“扩容”，两省签署的协议层层叠加：2007年，签署“十一五”期间加强扶贫协作与经济合作的协议；2010年，又相继签署加强能源产业战略合作、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等框架协议……一年一度的“西洽会”，成为双方固定对接的重要平台。

“十二五”期间，江苏向陕西贫困地区援助资金1.8亿元，实施项目570个；组织劳务输出14.6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27.68亿元。双方交流技术干部810人，协办企业168家，合作项目95个，投资额达37.9亿元，吸纳就业超过1万人。

坦诚地说，这一阶段的协作整体上仍带有“项目驱动”的色彩——资金投入、厂房兴建、干部轮换，但许多地方尚未真正培育出能够自我造血、持续发展的产业骨架。彼时，柞水的木耳还只是零星的菌袋，平利的“社区工厂”尚未得名，安康也远未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中国毛绒玩具产业新都”。

然而，变革的种子已悄然埋下。

2014年春节，在深圳打工十年的平利县青年张富涛、张富丽兄妹，受家乡“返乡创业座谈会”的感召，将一家做耳机喇叭的小型电子加工坊，搬回了老家长沙铺村的自家堂屋。他们雇了6名同村妇女，按件计酬，月收入约2000元。当时，没人称它为“苏陕协作项目”，但它却悄然生根，后来长成为陕南最重要的就业形态之一——社区工厂。到“十三五”末，陕西全省社区工厂已发展至1704家，吸纳就业5.81万人，其中贫困劳动力达1.7万人。

这时人们才明白，“真正可持续的协作，不在于简单投入资金，而在于激发内生动力，让当地人自己把工厂开下去、开得好。”

从“输血”扶贫到“造血”兴业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必须“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同年9月，苏陕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在西安召开，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协作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议》。

自此，苏陕协作全面“换挡提速”。两省10个市确立了“市对市”结对关系，具体为：南京—商洛、无锡—延安、徐州—‌宝鸡、常州—安康、苏州—西安、南通—汉中、泰州—咸阳、盐城—铜川、镇江—渭南、扬州—榆林。协作第一次实现了从省到市、从县到村的多层次、全覆盖对接。

接下来的几年，苏陕协作进入全力攻坚阶段：

“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苏陕扶贫协作资金74.13亿元，实施扶贫项目5104个，帮助超过116万人脱贫。

超过70%的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带动社会投资约480亿元，引进合作企业445家，实际投资额达141亿元。累计帮助近1.75万名贫困劳动力赴江苏就业，2.33万名在省内实现就近就业。

双方共建了渭南富丹产业园、汉中西乡循环经济园等10个苏陕合作“区中园”，总投资82.1亿元。全省社区工厂发展到1704家，吸纳就业5.81万人，其中贫困劳动力1.7万人。

陕西累计选派1352名党政干部和11615名专业技术人员赴江苏学习；江苏选派268名党政干部、3397名专业技术人才来陕支援。

然而，数字背后的故事更能体现协作的深度与温度。

柞水木耳的“蝶变”。2017年起，柞水县与江苏高淳区结对，累计投入苏陕协作资金7330万元，实施木耳项目16个，拉动社会投资4.06亿元。建成5个年产2000万袋的菌包生产基地，全县菌包年产能从100万袋跃升至1亿袋，将6944户群众嵌入产业链，户均年增收超5000元。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时点赞的“小木耳，大产业”，正是这段协作佳话的生动写照。

平利社区工厂的“生根”。“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这一被总书记肯定的模式，正发轫于平利。从2014年张富涛兄妹那间堂屋作坊起步，在苏陕资金持续支持与江苏管理经验的浇灌下，平利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搬迁安置+就近就业”方案，并辐射至整个秦巴山区。“楼上生活，楼下就业”——这不仅仅是一句宣传语，其重量更体现在每一位无需远行、得以陪伴家人的劳动者身上。

2020年底，江苏对口帮扶的陕西5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29.8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然而，所有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摘帽不是终点，如何让产业自主生长、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才是更为长久和艰巨的“下半场”。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伴随着迈进“十四五”的新阶段，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苏陕协作进入了新的征程。

2021年4月6日至7日，江苏省党政代表团赴陕西学习考察；4月16日，江苏省调研组赴陕开展“十四五”东西部协作规划编制调研；4月25日，苏陕（西部）合作发展促进会揭牌成立，首届苏陕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举行；4月29日至30日，陕西省党政代表团在江苏考察，两省签署《苏陕“十四五”协作框架协议》等系列协议，明确了新阶段的新方向：从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命运与共。

时任江苏省对口帮扶陕西省工作队领队肖延川说：“‘十四五’的主要任务，是出实招、出硬招，帮助陕西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这句话背后，标志着过渡期结束后，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制度化、市场化协同的新轨道。

先看陕西省发改委2025年12月底公布的“十四五”期末总结账：

“十四五”时期，两省利用苏陕协作资金132.28亿元，支持协作项目4899个，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增收就业；1182家江苏企业落户陕西，共建产业园区63个（基本实现“一县一园区”覆盖）；援建/改造提升社区工厂、帮扶车间213个，支持21个脱贫地区零工市场建设；培育壮大“紫阳修脚师”“镇安月嫂”等区域劳务品牌158个，新增帮扶13.8万农村劳动力就业；1305名干部、6215名专业技术人才被选派赴江苏挂职；陕西314所学校、129家医院与江苏省308所学校、136家医院结对。

消费协作方面，“陕货入苏”已从零星采购变成系统性流通网络——“十四五”以来，江苏采购和帮助销售陕西农特产品远超200亿规模。

劳务方面，根据2026年初的最新数据，陕西籍在苏务工人员已达23.9万人，是十年前的1.5倍；两省建成跨省劳务基地119个。

这些数字背后，是更深层的融合，所带来的“种子”已在陕西的土地上生了根、发了枝。

数字的表述远不如真实的故事更加让人动容，以下三个故事，揭示了“共生”的生动样貌

——故事一：子洲的“包装革命”

面对子洲县农产品“有好货、无好价”的困境，扬州江都联络组没有直接“砸钱”，而是先“换脑子”。他们组织培训，带当地经营者去看东部的市场标准与包装逻辑，最终打造出融合了小米、黄芪切片乃至黄芪牙膏的“子洲大礼包”。新包装带来新定价，通过超市专柜和专馆体系，年销售达千万元。配套建成的电商仓储中心，让“陕货入江南”有了稳固的枢纽。协作的价值，在于帮产品“学会打扮”，帮产业“接通市场”。

——故事二：秦岭金果出大海

这可能是“十四五”期间苏陕协作最完整的产业叙事之一。

太仓与周至结对协作十年，累计投入苏陕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村民人均收入从1.8万元增长到2.5万元以上，村集体收入从不足30万增长到80多万。2025年底，首批周至猕猴桃通过苏州港“专属绿色通道”启航运往海外。这不止是打开一条物流通道，更是倒逼生产端对齐国际标准，将西部产地嵌入全球供应链，实现了“周至产、太仓运、全球销”的闭环。

——故事三：“无中生有”的含金量

2018年苏陕工作队引第一家玩具企业进安康，没人敢想它会成气候。到“十四五”末，安康毛绒玩具企业800余家，日产毛绒玩具超过100万只，年产值达到100亿元，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2万余人毛绒玩具文创企业（含加工点）已发展到800余家，年产值35亿元，吸纳就业2.2万余人，日产能约100万只，产品销往欧美、日韩、中东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康成了全国第四大毛绒玩具生产基地、全国首批东西部协作典型案例、第三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看似无中生有，恰恰与当地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契合。一位女工说得最平实：“楼上生活，楼下就业，一年至少挣3万，老人孩子能照顾。”——协作的终极KPI，就是这句话。

正如陕西安贝斯玩具文创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梅在苏陕协作交流发言时所说，苏陕协作为企业搭建了产业转移的优质平台，也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正是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

但“无中生有”真正的考验，不在长出一个产业，而在它有没有可能往上升级，而不只是停在代工。

在安康，第二个“无中生有”给了回答——而且它发生在离恒口不远的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这里实现了从“一根线”到一台“陕西造”织袜机。

从2020年底引第一家织袜企业入驻五里工业集中区起步，到“十四五”末，已形成11家关联企业集聚、全链条年产值达到20亿元、带动就业7000余人（含上下游配套与社区工厂/家庭工坊体系）的智能化袜业集群。其关键跃迁不在规模，而在苏陕协作资金被定向压向“卡脖子”环节，联合西安工程大学张团善教授团队攻关织袜机电控系统与编程软件，让智能织袜机从进口依赖变为“陕西造”，企业协同效率提50%，中小企数字化成本降60%，产品也从两三元的代工价逐步做到8到30元的品牌价。并创新“总部工厂+家庭工坊”，发展家庭工坊40余户，年人均增收3000元。从“无中生有”到“向上而生”，这条路，才是苏陕协作“十四五”真正值钱的样本。

类似的蜕变在陕西多地发生，如铜川达美轮毂“产业填空”的故事、富平柿饼撬动“百亿柿业”的故事、宜川一朵蘑菇科技账的故事、旬邑一瓶小碗酱“出圈”的故事、商州电子科技产业园“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的故事、苏陕协作共同在靖边打造首个生物科技全产业链的故事……等等，通过协作，每个县区都至少有一个“出圈”的产业、至少发展壮大了一个产业园区，有力带动技术创新、群众就业和产业发展。

而在所有故事与数据的背后，是累计超7000名江苏干部人才的接续奋斗。他们的脚印，印在每一笔落地的资金、每一间建成的车间、每一个焕新的村庄里，最终化入两地共生的肌理之中。

从产业协作迈向创新协同新阶段

回到丝博会现场。“苏陕协作·三十同行”成果展上，20个新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5.66亿元，其中装备制造领域占比超过22.5亿元。这个简单的数字结构变化，悄然揭示了“十五五”时期苏陕协作的重心：从以“种养加”为主的传统产业协作，稳步向“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更高能级的领域迈进。

这次升级并非凭空而来。2025年12月初，陕西省党政代表团专程赴江苏学习考察，并举行苏陕协作工作座谈会。此次高层互动，既是对“十四五”协作成效的全面检阅，更是对“十五五”乃至更长远协作蓝图的共同擘画。

座谈会上，陕西清晰地表达了新阶段的期待：未来协作将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以共建创新平台、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为核心，构筑更牢固的协作支撑；并致力于在能源、金融、外贸等领域拓展更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构建更加多元、立体的结对机制，推动两省发展共同迈上新台阶。

江苏的回应则饱含信心与远见：迈向“十五五”，苏陕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双方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四个关键维度上“携手共进”，共同推动苏陕协作走深走实，奋力谱写“苏陕一家亲”的崭新篇章，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高层共识为协作“升级”锚定了方向。这意味着，未来的苏陕协作，将不再仅仅是项目与资金的流动，更是创新要素的共享、战略机遇的共抓、发展赛道的共谋。它意味着，在陕西土地上生长的，将不仅仅是江苏转移的产能，更有双方共同培育的未来产业种子；在江苏开放的平台上奔腾的，将不仅仅是陕西的劳务与特产，更有联合攻关的科技成果与共创的品牌价值。

新的故事已在发生。2026年5月底，在靖江市对口帮扶永寿县联络组的推动下，江苏企业投资3.5亿元的高端数控机床研发与制造建设项目在永寿落地。这不仅为永寿高端制造产业补齐了短板，更标志着靖永对口协作从帮扶支援迈入了深度共建的全新阶段。

而类似这样的项目，不止于永寿一地。从“一个项目”到“一种机制”，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这正是苏陕协作新阶段的生动注脚。更多故事，正在路上。

结语

1991年，一群陕南干部登上南下的列车。行囊里装着黄土高原的尘土，脑海里萦绕着一个朦胧的念头：“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2026年，周至的猕猴桃从太仓港装船出海，安康的毛绒玩具贴上标签发往欧洲，柞水的木耳出现在南京的食堂与直播间，汉滨的智能袜机旁，下工的女工顺路就能接上放学的孩子。

三十五年，答案就在这些图景里生长。

从当年十几位干部勇敢系起的“纽带”，到如今密布产业、通达人心、面向未来的“共生之网”，苏陕协作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注脚。它的上半场，写满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担当与智慧；它的下半场，正擘画着迈向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当协作的引擎从“帮扶”换挡到“共生”，再升级至“创新协同”，这段跨越山海的“苏陕之约”，正为国家现代化新征程注入历久弥新的动力。

山海之遥，终被人的往来，走成一条路。

这条路，名叫协作。它最深的年轮，不是某一项目、某一笔投资，而是一个国家以协调发展破解共同难题的坚定实践。这条路，仍在向前延伸。

站在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苏陕结对三十五周年的节点，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刻度，从不是终点。

文/《西部大开发》杂志记者 张永军 王薇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