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在陕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自7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共八章六十三条，通过精准地方立法，为陕西民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增长、促进创新、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强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体系，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为“十五五”时期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据统计，陕西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突破50%，撑起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但与浙江、广东等先发地区相比，陕西民营经济大而不强、质效不优问题依然突出，与“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定位不相匹配。2026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七大行动,加快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紧迫。

陕西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与成效

陕西民营经济历经多年培育发展，已从早期“规模小、分布散、实力弱”的边缘地位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陕西将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通过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全省民营经济呈现出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

政策体系日趋完善。随着“三个年”活动深入开展，2025年6月陕西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进一步健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机制，推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体系。出台《陕西省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七大行动”实施方案》，深入实施政策可感可及、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加大民营经济要素支持等“七大行动”；搭建企业诉求响应、政企沟通对接、技术交流合作和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四个平台”，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七条措施》，形成“1747”政策体系助企发展（1个总体方案、7大行动、4个平台、7条措施）。同时，定期召开政企恳谈会，点对点解决实际问题，优化政策和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亲清政商关系建设，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经济总量持续提升。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50.3%，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是稳工业大盘的骨干力量；全省经营主体总量突破600万户，其中民营经营主体占比近98%；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分区域看，关中、陕北、陕南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分别为53.6%、38.3%和59.9%，对经济大盘的支撑作用和民生改善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

竞争优势逐步增强。从产业链地位看，民营企业正在从配套环节向“链主”引领、主导产业方向跃升。全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达51.4%，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依托“链长制”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共进，在项目招标中对大中小企业联合体予以倾斜，鼓励应用民营企业新产品、新技术，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显著提升。例如，西安诺瓦星云科技作为LED显示控制领域的“链主”企业，带动数十家上下游企业构建了完整产业生态。从发展动能看，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在比亚迪、隆基绿能等民营龙头企业带动下，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产量迅速增长，推动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民营龙头企业成为工业增长、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陕西民营经济发展的短板

虽然陕西民营经济持续稳步发展，但对标民营经济先发省份，存在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制约着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程。

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政策执行效能不足，普惠性偏弱。部分地市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落实不到位、推进不均衡的现象，影响了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政策设计偏重“扶优扶强”，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政策的门槛较高。二是企业服务与创新协同机制不健全。跨部门协同服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政策咨询与诉求响应渠道仍需畅通。在鼓励企业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渠道有限，影响了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

融资约束依然突出。一是传统信贷模式与轻资产特征不匹配。民营企业以轻资产为主，但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仍偏重固定资产抵押，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机制不健全。二是多元化融资渠道建设仍显不足。民营企业在关键成长期缺乏足够的直接融资支持，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市场化渠道不够畅通。政府引导基金、技术研发专项基金等政策性资金的覆盖面和引导作用不足。三是数字金融服务与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陕西中小城市及县域数字金融服务覆盖率较低，区块链、大数据风控等金融科技应用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同时，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尚不健全，风险分担链条存在断点。

人才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一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位。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错位，产教融合“校热企冷”，毕业生知识结构难以匹配岗位要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领域核心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支撑数字化转型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二是人才区域布局失衡与流动不畅。全省8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在关中，高端创新人才高度集聚于一线城市，陕北能源化工、陕南绿色产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引不进、留不住”问题突出。三是人才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完善。民营企业在落户支持、住房保障等配套政策方面普遍实力不足，职业发展通道不够清晰。人才短缺制约着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释放，使企业在技术升级与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数字化转型滞后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数据要素市场化基础薄弱。 数据要素市场化规则不健全，确权、定价、交易机制不完善，数据要素资源化向资产化转化的机制不畅，制约了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二是产业协同平台与服务供给不足。行业级数字化协同平台建设滞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数据共享与平台赋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制约了产业链整体效能与安全水平的提升。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数字产品供给有限，转型门槛较高。陕北、陕南县域数字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民营企业“上云用数赋智”门槛较高。

促进陕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立足“十五五”发展阶段和陕西资源禀赋，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需从营商环境、金融服务、人才创新、数智赋能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陕西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系统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制度与社会基础。一是强化思想引领与法治保障。将“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地方性法规、政策制度与发展规划中。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系统清理各类隐性壁垒，构建稳定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民营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涉企产权案件专项监督机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二是构建一体化政策服务体系。深化“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服务型政府改革，打造以“陕企通”为核心的数字服务平台，构建横向跨部门、纵向跨层级的“一站式”企业服务主渠道。三是营造尊商重商的社会生态。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深化“揭榜挂帅”机制，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专项，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给予后补助支持。建立国企与民企“链长制”合作机制，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与协同攻关。四是实施区域差异化精准支持。立足关中创新资源富集优势，重点支持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依托陕北能源主产区定位，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能源化工产业链配套，发展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聚焦陕南生态功能区要求，重点支持绿色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创新金融服务，畅通融资渠道。一是大力发展普惠数字金融。推广“数字化能力信用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将企业的数据资产、技术能力等无形资产纳入授信评估体系。加快培育无形资产评估机构，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与发展一站式普惠金融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信贷支持。二是构建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带动作用，重点支持处于关键成长期的创新型民营科技企业。完善企业上市培育机制，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三是健全风险防控与分担机制。优化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严格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扎实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鼓励金融机构与产业链核心企业合作，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共同分担业务风险。

优化人才战略，夯实创新根基。一是深化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才培养计划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以实际场景和前沿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创新柔性化人才共享模式。建设区域性数字化人才共享平台，推广“周末工程师”、项目制顾问等柔性引才模式。支持一二线城市专家通过远程协作、技术援助等方式服务陕北、陕南企业，促进知识流动与成果转化。三是完善人才激励与服务保障体系。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薪酬体系与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加大高端数字复合型人才引进力度，在税收优惠、住房保障等方面提供配套支持，营造宜居宜业的人才发展环境，增强人才吸引力。

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现代化产业生态。一是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加快出台地方版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为数据市场化流通提供明确政策支撑。鼓励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数字经济创新示范基地，培育“采集—标注—交易—应用”的数据要素全链条生态。规范统一数据交易定价机制，积极布局省级数据交易所试点。二是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支持行业协会牵头，在垂直领域建设行业级数字化协同平台。推动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系统接口，组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联合体”，实现技术、数据与场景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整体效能与安全水平。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水平。参考先进地区经验，设立中小企业数字化专项基金或数字化改造券，降低企业转型成本。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整合生产、销售、物流等全链条，实现供应链协同管理，有效控制转型成本。用好“陕企通”、政企恳谈会、银政企对接活动等现有平台，细化纾困帮扶举措，营造鼓励企业“敢干、敢闯、敢投”的良好环境。（文/康莉 张轩翊）

（作者康莉，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张轩翊，系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