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平原的西陲，宝鸡市扶风县如一位沉默的老者，静卧在秦岭与渭水之间。这片不足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江南的烟雨朦胧，没有塞北的雄浑壮阔，却藏着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核心密码。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会发现每一座夯土遗址、每一件青铜重器、每一座古寺佛塔，都在诉说着与文明血脉相连的故事。从西周的礼乐初兴到汉唐的文化鼎盛，从宗法制度的奠基到多元文化的融合，扶风用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见证并塑造着中华文明的韧性与生命力，成为五千年文明不熄的精神原乡。 

第一章 周原厚土：文明原点的宗法根基

岐周故地，周公营城的礼乐开端 

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而扶风境内的周原，正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舞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肥沃与丰饶，也解释了为何周人会在此扎根、崛起。周原并非单指某一处遗址，而是以扶风法门镇、召公镇为中心，辐射岐山县部分区域的广阔区域，这里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周公姬旦制礼作乐的核心场所。

说起周公，这位被孔子奉为“元圣”的圣人，与扶风有着不解之缘。相传，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在周原大规模营建国都、宗庙和礼制建筑。如今的扶风周原遗址，仍能看到当年宫殿基址的夯土痕迹，这些层层叠叠的夯土，是周公“营成周，定天下”的历史见证。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召陈村发现了一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座基址南北长45米，东西宽32米，柱础直径达1.5米，如此规模的建筑，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堪称奇迹。专家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周公处理政务、举行礼乐大典的场所，正是在这里，周公构思并推行了影响中华文明三千年的宗法制与礼乐制度。

周公为何要在周原推行宗法制？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周人推翻殷商统治后，面临着“天下共主”的治理难题：如何让分散在各地的部落、方国认同周的统治？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周公敏锐地意识到，血缘是维系族群最牢固的纽带。于是，他以周人的宗族制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这套制度明确了“大宗”与“小宗”的划分：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嫡长子继承王位；诸侯是小宗，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同时又是封国内的大宗；卿大夫、士依此类推。通过这种层层分封、血缘相连的制度，周王朝构建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将天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周天子则是这个家族的“大族长”。 

姓氏之源：从母系到父系的文明转折 

“你姓什么？”这是中国人见面常问的一句话。看似简单的姓氏，实则承载着宗法制的核心密码，而这个密码的设定者，正是周公，其发源地，就在扶风周原。在周公之前，中国社会仍残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姓”从女字旁，如姬、姜、姒、嬴，最初便是母系氏族的标识。那时，子女往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氏的传承混乱无序，这与周王朝大一统的治理需求格格不入。

周公在推行宗法制时，对姓氏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他规定，子女必须跟随父亲姓，以明确血缘传承的脉络。这一改革看似简单，却带来了中华文明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彻底终结了母系社会的残余，确立了父系社会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周公要这么做？相传，周公曾对大臣们说：“男子无姓，则宗族无依；子女无父姓，则血脉无续。”他深知，只有明确的血缘传承，才能让宗族凝聚，让统治稳固。于是，在周原的宗庙之中，周公亲自主持了姓氏制度的颁布仪式，将周王室的姬姓分封给子弟，将功臣、方国的首领赐予姓氏，让“姓”成为身份认同、血缘传承的核心标识。 

扶风周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这一历史变革提供了有力佐证。在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中，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其中的墙盘铭文详细记载了微氏家族从高祖到墙本人的七代世系，每一代都明确记载了父亲的名号与功绩。铭文开篇便写道：“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合受万邦。”将微氏家族的命运与周王室的命运紧密相连，而这种世系的记录，正是宗法制下姓氏传承的直接体现。如今，扶风境内仍有许多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如鲁马村、韩家窑、王家台等，这些村落的命名方式，正是周公姓氏制度在民间的延续，见证了“姓”作为血缘纽带的永恒力量。 

关于周公与姓氏，扶风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周公为了让百姓接受姓氏制度，亲自走遍周原的村落，向百姓讲解“姓”的意义。有一位老妇人问他：“孩子跟父姓，那母亲的恩情就不算数了吗？”周公答道：“母爱如大地，包容万物；父爱如梁柱，支撑家国。孩子跟父姓，是为了让血脉有续、宗族有根，但母亲的恩情，永远是子女心中最珍贵的财富。”这番话既安抚了百姓，也阐明了姓氏制度的核心——它并非否定母系的贡献，而是通过明确的血缘传承，构建更稳固的社会秩序。正是这种兼顾情理的制度设计，让姓氏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标识。 

青铜铸史：礼乐文明的实物见证 

如果说宗法制是中华文明的“骨架”，那么礼乐制度就是“血肉”。而扶风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正是这套“骨架血肉”的实物见证。在西周，青铜器并非普通的器物，而是“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器，是宗法制与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青铜器数量、规格、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鼎簋制度”。 

扶风是西周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自汉代以来，这里就不断有青铜重器出土，著名的毛公鼎、大克鼎、墙盘、逨盘等国宝级文物，都与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出土于扶风与岐山交界的周原核心区）。其中，1976年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墙盘，堪称西周青铜器的“史书”。这件青铜器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腹内铸有284字铭文，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歌颂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位天子的功绩，后半部分记录了微氏家族七代人的任职经历。铭文不仅字迹优美、内容详实，更重要的是，它将周王室的政治传承与家族的血缘传承完美结合，印证了宗法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 

墙盘的纹饰也蕴含着深刻的礼乐内涵。器腹饰有垂冠分尾的凤鸟纹，凤鸟昂首挺立，尾羽分岔，线条流畅优美。凤鸟在西周文化中是吉祥、尊贵的象征，只有王室和高级贵族才能使用。这种纹饰的使用，严格遵循了礼乐制度的等级规定，体现了宗法制下的等级秩序。除了墙盘，扶风出土的青铜鼎、簋、爵、觚等器物，都有着严格的形制规范。例如，鼎作为“明尊卑”的核心礼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扶风出土的青铜鼎，大小、形制各不相同，正是这种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 

在扶风周原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名为“胡簋”的青铜器，这件器物出土于扶风齐村，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重达60公斤。胡簋的器形雄伟壮观，盖上有龙形捉手，器腹饰有饕餮纹，庄严凝重。铭文记载了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铸造此器的史实，其中“威仪天成，克顺克比”的语句，强调了礼乐制度的重要性。这件青铜器不仅是西周晚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更见证了礼乐制度在周王朝的深入人心。它告诉我们，周公所倡导的礼乐文明，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件件青铜礼器，融入了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 

这些青铜器的出土，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它们大多出自窖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铜重器被埋入地下？专家推测，这可能与西周晚期的战乱有关。当犬戎入侵、周平王东迁时，贵族们来不及带走家中的礼器，便将它们深埋地下，希望未来能重返故土。这些窖藏的青铜器，就像一封封“历史家书”，记录着贵族们对家园的眷恋，对宗法礼乐的坚守。而它们能够历经三千年完好保存下来，也让我们得以亲眼目睹中华文明的“童年记忆”，感受宗法制与礼乐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敬祖收族：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 

宗法制与礼乐制度的推行，在扶风这片土地上催生了“敬祖收族”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如同基因一般，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精神内核。“敬祖”就是尊敬祖先，“收族”就是团结宗族，这种观念通过宗庙祭祀、族谱修订、宗族聚会等形式，代代相传，从未中断。 

在西周的周原，宗庙是宗族祭祀的核心场所。如今的扶风周原遗址，仍保留着多座宗庙基址。其中，凤雏村宗庙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宗庙建筑遗址，这座建筑坐北朝南，由影壁、门道、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组成，布局严谨，规模宏大。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在宗庙之中，周公制定了严格的祭祀礼仪：每年的特定时节，天子、诸侯、卿大夫都会亲自祭祀祖先，献上祭品，宣读祭文，追忆祖先的功绩，祈求祖先的庇佑。这种祭祀礼仪，不仅是对祖先的缅怀，更是对宗族血缘的确认，对宗法秩序的强化。 

扶风民间的祭祖传统，正是从西周延续而来。如今，扶风境内的许多村落，仍保留着祠堂和祭祖的习俗。每到春节、清明，村民们都会聚集在祠堂，焚香烧纸，祭拜祖先，讲述家族的历史。在召公镇的鲁马村，有一座始建于清代的马氏祠堂，祠堂内悬挂着马氏先祖的画像，摆放着祖先的牌位，墙上张贴着马氏的族谱。每年清明，来自周边各地的马氏后人都会齐聚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一位老人说：“我们马氏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扶风的名门望族，祭祖不仅是为了缅怀先人，更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让家族的血脉延续下去。”这种朴素的观念，正是周公“敬祖收族”思想的民间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散的重要原因。 

族谱的修订，是“敬祖收族”观念的另一种重要载体。扶风境内保存着许多古老的族谱，如《扶风班氏族谱》《扶风窦氏族谱》《扶风鲁氏族谱》等，这些族谱详细记录了家族的世系传承、 迁徙历程、名人轶事、族规家训，是宗族历史的“活化石”。以《扶风鲁氏族谱》为例，这部族谱始于唐代，历经宋、元、明、清多次修订，详细记录了鲁氏家族从曲阜迁徙到扶风后的繁衍历程。族谱中不仅有世系表，还有“孝悌为先”“耕读传家”等族规家训，这些内容与周公倡导的宗法伦理一脉相承。在鲁氏祠堂，族谱被视为“家族的宝典”，由专人保管，每逢家族大事，都会取出翻阅，确认血缘关系，凝聚宗族力量。

“敬祖收族”的观念，不仅维系着家族的团结，更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宗法制的语境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延伸。一个人对家族的忠诚，很自然地会延伸为对国家的忠诚；对祖先的敬畏，也会转化为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这种家国情怀，在扶风的历史上有着充分的体现。从西汉的名将马援“马革裹尸”的壮志，到唐代的法门寺僧众守护佛骨的虔诚；从近代的爱国志士投身革命的热血，到当代的扶风儿女建设家乡的执着，都能看到“敬祖收族”观念所衍生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情怀，让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心系故土；无论历经多少战乱与苦难，都能坚守文化认同，让中华文明的血脉代代相传。 

第二章 郡县遗痕：大一统制度的历史见证

秦制初兴：扶风境内的郡县萌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秦始皇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这一制度变革，是中华文明第二次文化重构的核心，它打破了血缘宗法的束缚，以地缘政治为基础，构建了大一统的治理体系，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而扶风，作为关中腹地的重要区域，正是郡县制推行的早期试点之一，境内留存的大量秦汉遗迹，见证了这一制度的萌芽与发展。 

在秦代，扶风地区属于内史郡管辖，是秦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控制，在扶风境内设置了多个县治，如美阳县、邰县等。如今的扶风法门镇美阳村，就是秦代美阳县的治所所在地。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美阳村发现了一处秦代城址，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残高约3米。城址内出土了大量秦代的陶器、铜器、铁器，其中包括一件刻有“美阳丞印”的封泥。“丞”是县令的副手，“美阳丞印”封泥的发现，直接证明了这里就是秦代美阳县的政府所在地，是郡县制在扶风推行的实物见证。 

郡县制与分封制最大的区别在于，郡县的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而非世袭。这种制度设计，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了分封制下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局面。在秦代的美阳县，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员都由中央任命，他们负责管理地方的行政、司法、军事等事务，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这种治理模式，让扶风地区成为秦王朝统治的稳固基石，也让大一统的观念开始深入民心。 

扶风境内的秦代墓葬，也为我们展现了郡县制下的社会风貌。在扶风揉谷镇，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秦代墓葬，墓葬的形制统一，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的陶器、铜器，没有分封制下贵族墓葬的奢华。这说明，在郡县制下，扶风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血缘贵族的地位下降，官僚阶层逐渐崛起。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有利于打破血缘壁垒，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融合，为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奠定了社会基础。

汉承秦制：扶风作为京畿重地的治理实践 

西汉建立后，“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制，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扶风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京畿重地，隶属于右扶风管辖。“右扶风”是汉代三辅之一，负责管理关中西部地区的行政事务，其治所就在今天的扶风境内。汉代的右扶风，不仅是行政中心，更是军事重镇和文化枢纽，其治理实践，为郡县制的成熟与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扶风法门镇，保存着一座汉代古城遗址——法门寺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始建于汉代，是右扶风下辖的美阳县治所。古城遗址呈正方形，边长约10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至今仍有部分段落保存完好。城址内出土了大量汉代的文物，如汉代的砖、瓦、陶器、铜器、铁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汉代的“铁犁铧”。这件铁犁铧形制先进，刃口锋利，说明汉代扶风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农业的发展，为郡县制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让扶风成为关中地区的“粮仓”之一。 

汉代的扶风，不仅是农业发达的地区，更是人才辈出的沃土。由于地处京畿重地，扶风吸引了大量的官僚、贵族、文人墨客在此定居，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西汉时期，扶风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名将马援、史学家班彪、文学家班固、才女班昭等。这些人物的出现，与郡县制下的教育普及、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在郡县制下，汉代政府重视教育，在地方设立了乡学、县学，推广儒家文化。扶风作为京畿重地，教育资源更为丰富，许多年轻人通过读书入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马援是扶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扶风茂陵（今扶风境内），是东汉初年的名将。马援一生征战沙场，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马革裹尸”的壮志豪 情，“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马援的成功，离不开郡县制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在郡县制下，个人的命运不再完全由血缘决定，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能获得晋升。这种制度设计，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也让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扶风的治理实践，还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上。西汉时期，扶风地区与匈奴、羌等少数民族接壤，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汉代政府在扶风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扶风境内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文物，如匈奴风格的铜剑、羌人风格的陶器等，这些文物见证了汉代扶风地区的民族融合盛况。这种民族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凝聚力，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保障。 

制度传承：扶风境内的秦汉遗迹与文明延续 

郡县制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制度创新，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在于它的传承性。从秦代到汉代，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宋元，郡县制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核心精神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扶风境内的大量秦汉遗迹，正是这种制度传承的历史见证，它们不仅记录了郡县制的发展历程，更展现了中华文明“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制度韧性。 

在扶风召公镇，有一处名为“召公台”的遗址。相传，召公奭曾在此理政，教化百姓。召公是周公的弟弟，也是西周初期的重要政治家。虽然召公台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周，但在秦汉时期，这里仍然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场所。考古工作者在召公台遗址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建筑构件和文物，说明秦汉政府在继承西周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将这里作为治理地方的中心。这种对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利用，体现了中华文明“温故而知新”的智慧，也让郡县制在推行过程中更容易被百姓接受。

扶风境内的秦汉水利遗址，也见证了郡县制下的社会治理能力。在秦代，秦始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下令修建了郑国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在扶风境内，也修建了许多小型水利设施，如渠道、陂塘等。这些水利设施的修建，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才能实现。汉代政府继续完善这些水利设施，让扶风地区的农业生产更加发达。水利设施的传承与完善，不仅保障了扶风地区的粮食安全，更体现了郡县制下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华文明能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郡县制的传承，还体现在文化的延续上。在秦汉时期，扶风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既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文化，又吸收了秦代的法治文化和汉代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融合，正是郡县制下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扶风境内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儒家经典的竹简和帛书，如《论语》《孟子》《诗经》等，这些文物说明儒家文化在汉代扶风地区已经广泛传播。儒家文化与郡县制的结合，形成了“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强调中央集权的权威，又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秦代的美阳县城到汉代的右扶风治所，从秦汉的水利设施到文化遗址，扶风境内的每一处秦汉遗迹，都在诉说着郡县制的传承与发展。这种制度的传承，让中华文明形成了稳定的政治框架，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始终没有改变。正是这种稳定的政治框架，让中华文明能够在战乱与动荡中不断恢复和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第三章 汉风唐韵：文化融合的千年积淀

西汉儒风：宗法伦理的深化与传播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 一思想变革，是中华文明第三次文化重构的核心，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宗法制度、郡县制度相结合，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而扶风，作为京畿重地和文化枢纽，成为儒家思想传播与深化的重要阵地，境内的历史遗迹和名人轶事，见证了儒家思想如何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扶风境内，保存着许多西汉时期的儒家文化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班固墓。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于扶风安陵（今扶风境内），其父班彪、其弟班超、其妹班昭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班固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整理，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不仅记录了西汉的历史，更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对儒家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班固墓位于扶风法门镇，墓冢高大，四周绿树环绕，墓碑上刻有“汉兰台令史班孟坚之墓”的字样。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学者和游客前来祭拜，缅怀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

除了班固，扶风还涌现出了许多儒家学者和名士，如马融、贾逵等。马融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家，他出生于扶风茂陵，一生注释儒家经典，弟子众多，其中包括郑玄、卢植等著名学者。马融在扶风开设讲堂，广收门徒，传播儒家思想。相传，马融的讲堂规模宏大，弟子多达千人，他在讲学过程中，不仅注重儒家经典的讲解，还注重实践教学，让学生在生活中践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这种教学方式，让儒家思想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也让宗法伦理在民间得到了深化。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悌”是“仁”的基础。在西汉时期，扶风地区的“孝悌”之风非常盛行，许多人因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受到政府的表彰和百姓的爱戴。在扶风境内的西汉墓葬中，出土了许多表现“孝悌”主题的画像石和陶俑，如“曾子耘瓜”“闵子骞失棰”等故事的画像石，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现了儒家“孝悌”思想在民间的传播。政府通过表彰“孝悌”之人，树立榜样，引导百姓践行儒家伦理，这种方式不仅强化了宗法伦理，更让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道德基础。 

唐代佛韵：佛教中国化的扶风实践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与融合，在唐代形成了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多个宗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融合，是中华文明第四次文化重构的核心，它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而扶风的法门寺，作为唐代皇家寺院和佛教圣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场所，见证了佛教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最初名为“阿育王寺”，唐代时改名为“法门寺”。由于法门寺珍藏着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被视为佛教圣地，受到唐代皇室的高度重视。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 唐代多位皇帝都曾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种皇室对佛教的推崇，让法门寺成为唐代佛教的中心之一，也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意外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物，包括佛骨舍利、金银器、瓷器、丝绸、珠宝等，共计4000余件。这些文物不仅是唐代工艺水平的巅峰之作，更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例如，地宫中出土的“鎏金双蛾纹银香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金银器制作工艺，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而香囊内的焚香装置则体现了佛教的祭祀文化。这种将中国传统工艺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文物，在法门寺地宫中还有很多，如“鎏金铜浮屠”“银质宝函”等，它们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实物见证。 

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是禅宗的形成。禅宗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这种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唐代，法门寺成为禅宗的重要传播场所，许多著名的禅宗高僧都曾在法门寺修行和讲学。例如，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曾在法门寺弘法，他主张“顿悟”，反对“渐修”，这种思想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禅宗思想与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清静无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了佛教的核心教义，又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门寺的佛教文化，还深深影响了扶风的民间生活。在唐代，扶风地区的百姓大多信仰佛教，许多人前往法门寺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吉祥。佛教的慈悲、向善、因果报应等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结合，成为百姓的行为准则。例如，佛教的“慈悲为怀”与儒家的“仁爱之心”相契合，佛教的“行善积德”与儒家的“修身养性”相呼应。这种思想的融合，让百姓的道德观念更加完善，也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文化共生：儒释道的交融与传承 

唐代是一个文化开放、包容的时代，除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道家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相互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集中体现，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扶风作为唐代的文化枢纽，境内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现象，见证了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与传承。 

在扶风境内，有一座名为“贤山寺”的古寺，这座古寺始建于唐代，最初是一座佛教寺院，后来逐渐融入了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元素。贤山寺的建筑风格兼具佛、儒、道三教的特点：寺院的主体建筑是佛教的大雄宝殿，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旁边建有儒家的文庙，供奉着孔子；后山还有道家的道观，供奉着老子。这种“三教共存”的建筑格局，在唐代并不少见，它体现了三教之间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关系。 

贤山寺的文化融合，还体现在宗教仪式和教义上。在唐代，贤山寺的僧人不仅修行佛教教义，还学习儒家经典和道家思想；文人墨客前来游览时，既会拜佛祈福，也会祭拜孔子和老子，想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的“入世”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相互结合，为中国人提供了多元化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 

扶风境内的唐代墓葬，也体现了儒、释、道三教的交融。在一些唐代贵族墓葬中，既出土了儒家经典的竹简，也出土了佛教的造像和道家的符箓。这些文物说明，唐代的贵族既信仰儒家的伦理道德，也信仰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长生不老。这种多元的信仰，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包容性，也让中华文明能够吸收不同思想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 

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与传承，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更增强了中华文明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教思想可以相互补充，应对不同的社会问题。例如，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儒家思想可以指导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在社会动荡、百姓苦难的时期，佛教的慈悲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可以安抚百姓的心灵，缓解社会矛盾。这种思想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 文明密码：扶风何以成为延续之根

根源性：血缘与文化的双重锚点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着深厚的根源性，这种根源性体现在血缘与文化两个方面。而扶风，正是这双重锚点的发源地。从西周时期周公确立的宗法制，到姓氏制度的推行；从“敬祖收族”的文化观念，到儒家伦理的传播，扶风为中华文明植入了血缘与文化的双重基因，让中华文明有了“不散的魂魄”。

血缘是文明延续的自然基础。周公在扶风周原推行的宗法制和姓氏制度，将血缘传承制度化、规范化，让每个人都有了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家族归属。这种血缘认同，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分散在各地的中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历经多少代，只要姓氏相同、血缘相连，就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中国人在面对战乱、迁徙、自然灾害等困境时，能够相互扶持、团结一心，共同抵御风险。扶风境内的许多家族，历经千年而不散，正是这种血缘认同的生动体现。例如，扶风的鲁氏家族，从西汉时期迁徙到扶风后，历经两千多年的繁衍，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家族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定期举行宗族聚会，修订族谱，传承家族文化。这种血缘的延续，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始终没有中断。 

文化是文明延续的精神基础。扶风作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发源地，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礼治”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等级秩序、道德教化、和谐共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西周的青铜礼乐到汉代的儒家伦理，从唐代的佛道融合到宋明的理学心学，扶风的文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传承性。这种文化的传承，让中华文明形成了稳定的精神内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例如，“敬祖收族”的文化观念，从西周延续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追求；儒家的“仁爱”“孝悌”“诚信”等伦理道德，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这种文化的延续，让中华文明有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行。 

血缘与文化的双重锚点，让中华文明形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特质。无论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政治制度如何更迭，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这种双重认同，让中华文明能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连续性；能够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危机时，坚守自身的文化根脉，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传承性：制度与实践的千年延续 

中华文明的延续，离不开制度与实践的传承。从西周的宗法制到秦代的郡县制，从汉代的儒家思想到唐代的三教融合，中华文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和实践模式，这种制度与实践的传承，让中华文明能够在稳定的框架内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扶风，作为这些制度与实践的重要发源地和践行地，见证了它们的千年延续。 

制度的传承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政治保障。周公在扶风推行的宗法制，为中华文明构建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框架；秦代在扶风推行的郡县制，为中华文明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汉代将儒家思想与郡县制相结合，构建了“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这些制度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核心精神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例如，宗法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适用，但其中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郡县制中的“中央集权”“地方治理”的理念，仍然是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的传承，让中华文明形成了稳定的政治格局，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始终没有改变。 

实践的传承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社会基础。在扶风，许多古老的实践方式和生活习俗，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例如，春节祭祖、清明扫墓的习俗，从西周延续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重要的节日活动；农耕文明中的灌溉技术、耕作方式，从秦汉延续到今天，仍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的手工艺制作，如青铜器铸造、陶器烧制、刺绣等，从唐代延续到今天，仍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实践的传承，让中华文明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和发展，让中国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底蕴。 

制度与实践的传承，让中华文明形成了“薪火相传”的良好局面。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在继承前人制度与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创新和发展，让中华文明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例如，现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对汉代“礼法并用”治理模式的继承和创新；现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对古代农耕文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让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行，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包容性：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共生 

中华文明的延续，离不开其强大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它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包容性，让中华文明能够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增强自身的生命力。而扶风，作为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阵地，见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从西周时期开始，扶风就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舞台。周公在推行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时，吸收了东方的天干地支、南方的阴阳、中原的五行等文化元素，将它们融入周文化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西周礼乐文明。这种文化融合，让周文化具有了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所接受。秦代统一六国后，扶风作为关中腹地，吸收了六国的文化精华，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秦文化。汉代时期，扶风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唐代时期，扶风吸收了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形成了三教融合、多元共生的文化局面。 

扶风的文化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的融合上，还体现在民族的融合上。从西汉时期开始，扶风就成为汉族与匈奴、羌、氐等少数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汉代政府在扶风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逐渐融入汉族文化之中，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涵。例如，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元素，被汉族吸收和改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族融合，让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扶风的文化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扶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法门寺作为唐代的佛教圣地，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教义和文化元素，同时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例如，禅宗的“明心见性”思想，既吸收了印度佛教的核心教义，又融入了儒家的“修身养性”和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让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共生，让中华文明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允许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思想的存在，同时又强调它们之间的和谐共处、相互促进。这种文化特质，让中华文明能够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时，既不盲目排斥，也不迷失自我，而是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自身的内涵，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章 精神永续：扶风与中华文明的未来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让历史照进现实 

扶风境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扶风与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见证。在新时代，如何保护好、活化好这些文化遗产，让它们在当代社会发挥新的作用，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扶风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让历史照进现实，让文化遗产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扶风县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周原遗址、法门寺、班固墓等重要遗址进行了修缮和保护。例如，对周原遗址的宫殿基址、宗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建设了周原博物馆，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西周时期的文明成果；对法门寺地宫进行了加固和保护，建设了法门寺博物馆，展示地宫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对班固墓进行了修缮，建设了班固纪念馆，弘扬班固的史学精神和儒家思想。同时，扶风县政府还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青铜器铸造技艺、民间刺绣、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和传承，培养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让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在当代社会延续下去。 

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扶风县政府创新思路，将文化遗产与旅教育、文化产业等相结合，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例如，以周原遗址和法门寺为核心，打造了周原文化旅游区和法门寺文化旅游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将周文化、汉文化、唐文化与教育相结合，开发了研学旅游产品，让青少年能够在参观学习中了解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将青铜器铸造技艺、民间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开发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如青铜器复制品、刺绣工艺品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循环。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不仅让扶风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更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得以延续。通过保护与活化，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扶风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也为扶风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让扶风成为文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精神内核的传承与创新：为文明延续注入新动力 

扶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如“敬祖收族”的家国情怀、“礼治天下”的治理智慧、“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动力。在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创新这些精神内核，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注入新的动力，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精神内核传承方面，扶风县政府通过教育、宣传、文化活动等多种方式，让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深入人心。例如，在中小学教育中，开设地方历史文化课程，让青少年了解扶风的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扶风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华文明；举办周文化节、法门寺佛文化节等文化活动，弘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扶风的民间组织和普通百姓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如家族祭祖、宗族聚会、民间信仰等，这些活动让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在民间得到了延续和弘扬。在精神内核创新方面，扶风县政府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例如，将“礼治天下”的治理智慧与现代社会治理相结合，构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将“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相结合，鼓励农民创业创新，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科技进步。这些创新和发展，让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注入新的动力。 

精神内核的传承与创新，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得以延续，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通过创新，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得以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让扶风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传承地和创新地，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扶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精神坐标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扶风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坐标。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在新时代，扶风将继续发挥其精神坐标的作用，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扶风是中华文明的“根”。这里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发源地，是宗法制和姓氏制度的诞生地，是儒家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场所。这里的每一处历史遗迹，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根脉，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见证。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扶风为起点，追溯中华文明的根脉，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扶风是中华文明的“魂”。这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如“敬祖收族”的家国情怀、“礼治天下”的治理智慧、“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这些精神内核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的重要原因。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扶风为载体，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让这些精神内核成为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 

扶风是中华文明的“桥”。这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阵地，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扶风为桥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让中华文明在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 

扶风，这片承载着五千年文明记忆的土地，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精神原乡。它用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凭什么能够延续五千年——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根源性、强大的传承性和包容的融合性。在新时代，我们要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让扶风成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精神坐标，让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文/赵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