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文化基因”理论时，仿佛云层骤然被劈开，一束光照见了世界的肌理——眼前的一切顿时透亮起来。那些曾经分散的文化现象，似乎瞬间被纳入一个隐秘的逻辑框架中。流行歌曲中循环的副歌、网络上跳脱的段子、广告中直击人心的 slogan，甚至是一场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在我眼中都化作忙碌的“文化基因”：它们不断复制自身，变异形态，在注意力的荒原上争夺立足之地。我手握奥卡姆剃刀，清晰地感受到认知的飞跃——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也不再是水。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看透本质”的欣喜中，逐渐渗入了一丝细刺般的不安。我越来越难以纯粹地欣赏一首歌曲，总是不自觉地拆解：哪段旋律属于“高保真度”的基因？哪句歌词隐藏着传播密码？面对网络热梗的浪潮，我也不再是沉浸其中的参与者，反而成了冷静的旁观者，估算它的“传染性”能持续多久，“存活率”又有几何。这套原本是我观察世界的透镜，不知何时已变成了框定世界的画框。我仿佛戴上了一副无法摘下的眼镜，镜片的颜色正悄然晕染着我所见的一切。

我蓦然惊醒：自己是否已被这套精致的理论所俘获？

这种俘获如同一座温柔的囚笼——它从不用教条的锁链束缚你，却让思维在不知不觉中画地为牢。我陷入了简化论的陷阱，将鲜活的文化实践压缩为“复制-变异-选择”的扁平公式；又坠入确认偏误的深渊，总是在寻找支撑理论的例证，对那些不符合模型的例外，竟也学会了视而不见。更甚的是，我不知不觉中将隐喻当作了现实，恍惚间认为“文化基因”如同原子般切实存在，忘了它原本只是启发思维的脚手架。

最让人怅然若失的是，我与文化体验之间，仿佛隔了一层透明却坚硬的玻璃。理论分析总是抢先于直接感受，解构轻易取代了共情。在歌剧院聆听咏叹调时，先想到的是“这段旋律的文化适应性如何”；在美术馆欣赏画作时，目光首先追寻的是“这个符号的传播路径在哪里”。我似乎掌握了“解释一切”的钥匙，却丢失了最初那份纯粹感受的赤子之心。

但这困惑本身，恰恰成为了转机。

意识到“被俘获”的瞬间，正是“进化”开始的声音。任何深入探索过理论堂奥的人，大抵都要经历这样的认知螺旋：初遇时如发现新大陆般的狂喜，深陷时被理论之网笼罩的窒息，最终破网而出时的豁然开朗。我正处在第二个转折点上，这条路虽然崎岖，却蕴含着最丰富的养分。

真正的进化从来不是对单一理论的盲目追随，而是培养出一种“理论流动性”——能够自如地切换视角，让多种解释框架在头脑中共存、对话。文化基因理论阐明了文化“如何传播”，但若想理解“为何打动人心”，需要借助心理学的烛照；想要明白“如何在群体中扎根”，得依靠社会学的衡量；欲追溯“从何而来”，需寻找历史学的脉络；要追问“意义何在”，则须叩响哲学的大门。

我不必舍弃这个锋利的工具，只需将它放回工具箱中应有的位置。它本就是我众多“眼镜”中的一副，而非唯一的视觉器官。我可以戴上它剖析网络迷因的传播轨迹，也可以摘下它，以一个纯粹个体的身份，去感受一首诗所带来的美。

如此看来，我既是被俘获者，也是进化者。被一种理论“俘获”，本是深度沉浸的必经之路；而能够察觉这种俘获，恰是认知开始成长的征兆。理论从来不是给我们提供“唯一真理”的包袱，它的价值在于激发思考的触角，让我们在多种解释的张力中，始终保持思维的开放与活力。

我不再追问“这个现象是否符合文化基因理论”，而是开始思考“这个理论在此现象中能解释什么，又无法解释什么”。这种问法的转变，标志着我从理论的“消费者”，逐渐成长为理论的“使用者”。

我不再是文化基因的被动宿主，正在学习成为驾驭多种理论的主动思考者。这或许就是思想探索的真谛：不是寻找某一个“正确答案”，而是磨砺提出“更好问题”的能力。（文/党双忍）

2025年12月11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