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图景，总在合作与隔阂、对话与对抗中交织。俄乌战场的硝烟未散，巴以之地的烽火又起，国际论坛上的言辞交锋与贸易领域的无形壁垒，实则都在折射出一种深层的全球性焦虑。这些现象常被归因于地缘博弈、资源争夺或意识形态分歧，可当我们剥开层层表象，一个更根本的追问始终悬而未决：在种种显性动因之外，是否存在一种更底层、更稳定的“源代码”，暗中驱动着文明间的碰撞与疏离？答案或许藏在“文化基因”——这一借鉴了道金斯“Meme”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文化理论视角中——许多文明冲突的本质，正是这些深层编码的差异与互斥；而要寻得真正的和解，也必然要回归对这一核心结构的理解与对话。

一、冲突之源：文化基因的编码差异

所谓文化基因，是一个文明最核心、最稳定的精神编码——它如同生物体的DNA，决定着文明独特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与世界观念。这些内在的深层程序，外化为制度、艺术、科技与行为规范等千姿百态的文明“表观”。

当携带不同文化基因的文明在全球化舞台上紧密相遇，冲突的伏笔便已埋下：

其一，是“一”与“多”的张力。源于一神论传统的文化基因，往往怀持普世主义信念，认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与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但即便是一神论内部，也不乏神秘主义派别主张“神的多元显现”，并非铁板一块。而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印度文明“梵我一如”所孕育的多元包容基因，或某些文化中强烈的特殊主义传统，虽更强调对差异的尊重，却也可能在遭遇异质文明时滋生排他性——这种复杂性恰是文化基因的真实样貌。前者常致力于“推广”，后者专注于“守持”，取向的分野便易生碰撞。

其二，是“个体”与“集体”的分野。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义基因日益凸显，将个人权利、自由与价值置于至高地位；但社群主义思想始终与之并存，从托克维尔到桑德尔，从未停止对“个体与社群关系”的反思。而东亚文明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浸润，集体主义基因深植，更重家庭、社会、国家的和谐与责任，如今也因现代化进程而愈发重视个体发展——文化基因本就不是静止的编码，而是在历史中动态调适的生命体。这两种取向在人权议题、社会治理模式中，常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本质是基因编码的本然差异。

其三，是“人神关系”与“天人关系”的殊途。某些文化基因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视世界为可供开发的资源库；而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的基因，则倡导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这种分野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尤为明显：前者可能更侧重技术突破以“解决问题”，后者则倾向于通过顺应自然规律以“规避问题”，路径差异易引发争端。

这些深层的文化基因差异，在历史上或许因地理阻隔而相安无事；但当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资源争夺与意识形态动员交织其中，便会被激活、放大乃至武器化，最终从潜在的“差异”演变为现实的“冲突”。

二、和解之道：基于文化基因的深层对话

正因为冲突往往源于这些深层的、无意识的“基因编码”差异，表层的利益妥协或外交辞令便难以根除矛盾——就像农人若只在地表除草而不改良土壤，杂草终将再生。故而和解的关键，不在强求一致，而在建立差异共存的智慧，这恰如农耕中“和土”的道理：不追求土壤成分全然相同，而在兼容并蓄中育出共生的可能。

第一步，是从“基因测序”到“相互理解”。每种文明都需为自身文化基因“测序”：梳理核心价值的源流，明晰自身优势与历史局限——如同农人辨土性，先知其然，方知如何与他者共处。同时更需以开放心态解读他者的文化密码：西方当理解东方“集体优先”并非压抑个性，而是“众人拾柴”的生存智慧；东方也当理解西方“个人自由”并非自私自利，而是对人性尊严的深切捍卫。这种理解的目的是“解释”，而非“评判”。

理解之外，更需“情感共鸣”。认知上的理解若缺乏情感支撑，便如无土栽培的作物难以扎根。通过文学、电影、艺术等载体，共情他者的苦难与喜悦——当我们在伊朗电影《小鞋子》里看见孩子对尊严的执着，在非洲鼓乐中听见对生命的热忱，文化基因的差异便会褪去“异质”的冰冷，显露出“人类共在”的温度。

第二步，是寻找“基因共享序列”。人类作为同一物种，必然存在共通的文化基因片段——那是被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渴望、对公正的追求。这些共享序列是文明对话最坚实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便是试图在这些“最大公约数”上锚定人类共同的伦理底线；而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绝对命令”的哲学共鸣，亦证明人类文明本就有共通的道德基因。

第三步，是促进“基因交流”与“跨界表达”。文化基因从不僵化，它会在交流中发生有益的“变异”与“重组”——恰如作物杂交能育出更优品种，过程未必总是和谐：佛教传入中国曾历经“格义”的阵痛，西学东渐也曾伴随观念的激荡。可正是这种不适感，恰是文明成长的代价。历史上，丝绸之路将中原的丝绸与西域的乐舞交融，文艺复兴时期阿拉伯典籍为欧洲带回古希腊智慧，都是文化基因在碰撞中新生的典范。今日的交流更具双向性：儒家“和而不同”与非洲Ubuntu哲学（“我之存在，因与你共在”）对话，道家“生态观”与西方环保运动共鸣，而正念冥想从东方佛教文化基因中被萃取，经西方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重组”后，成为全球流行的压力管理工具——这些都是文化基因跨界表达的鲜活例证。

这样的和解路径，并非空想。东南亚东盟文化遗产联盟的实践便很有启示：成员国既有佛教国家，也有伊斯兰教国家，文化基因差异显著，但它们通过“基因测序”（梳理各国遗产背后的“尊重传统”根脉）、识别“共享序列”（确认“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通诉求）、跨界合作（联合修复多元宗教建筑），实现了遗产保护层面的和解——这恰是文化基因对话的局部验证，也让“更大范围的共生”有了现实参照。

三、未来图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级文化编码

展望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全球疫情、人工智能伦理——日益具有全局性，几乎没有单一文明能独自应对。这迫使我们必须超越旧有文化基因的局限，共同撰写一套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级文化编码。

有人或许会质疑：在民族主义情绪全球性回潮的今天，这种文化基因的深度对话是否只是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但恰恰因为现实中存在隔阂与对立，才更需要从底层编码寻求突破——就像农人面对土壤板结，唯有深耕松土，才能让作物重获生机。所有推动文明进步的实践，最初都曾被视为“幻想”，而文化基因的对话，正是为这种实践埋下的种子。

这套新编码，不应是某类文化基因的单向扩张，更非全球文明的同质化，而应是一个开放的“操作系统”：它尊重所有文明的文化底色，如同农人种田不废多样作物；同时汲取各文明的智慧精华。技术在此间扮演着特殊角色：互联网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地理壁垒，让不同基因片段得以便捷相遇；算法推荐虽可能固化“信息茧房”，但也可被引导为“文化基因匹配器”，主动推送异质文明的优质内容——技术本身并无倾向，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用它培育对话的土壤。

我们已能在现实中看见它的雏形：《巴黎协定》的达成，虽有利益博弈，却也内含了“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文化基因共鸣；开源软件社区超越国界的协作，正是“共享创造”基因的跨界表达；全球青年通过短视频分享生活，实则在搭建情感共鸣的基因桥梁。它或许仍带着不同文明的基因印记，却能在应对全球性议题时形成共识，在个人尊严与集体责任、技术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寻得动态平衡的智慧。

结 语

文明冲突，深观是文化基因的相遇；文明和解，归根是文化基因的对话。这条路如农耕史般漫长——需有辨明自身基因的清醒，亦需有接纳他者差异的智慧。当我们主动选择不再将差异视为威胁，而视其为文明“基因库”的宝贵资源，人类文明的星河便会因这多样性而更璀璨。正如田垄间的作物因品种各异而生态坚韧，不同文化基因的共生，方能让人类在未来的挑战中，扎下更深厚的根，结出更具适应性与生命力的果实。（文/党双忍）

注：《文化基因学》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掀起由道统文脉到文化基因的文化研究“范式革命”。“人”字，由一撇一捺合构。一撇为生物基因，一捺为文化基因，人类是“两因共舞”生成的“两因传奇”。2025年10月15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