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典的生命史与人-环境的共生成长

《易》，绝非一部静默的典籍，更非孤立生长的“生命之树”，而是与中华大地上的“人”“环境”缠动共生（意指相互缠绕、动态互动、共同生长）的“生命共同体”——它始于先民应对自然时的“智慧微光”，因人的解读而凝聚成形，因环境的压力而抽枝展叶，又反过来为人与环境的适配提供支撑；人借它读懂环境、化解困境，环境借它倒逼人的认知升级，它则在“人-环境”的互动中汲取养分、完成成长，终成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的“活态经典”。这部成长史诗的壮阔，从不是《易》的“独角戏”，而是“《易》-人-环境”三者互相拽着、推着、滋养着，共同在时光里“往上长”的共生叙事：环境出难题，人拉着《易》找解法，解法里藏着《易》的新枝，新枝又帮人更稳地站在环境里——缺了任何一方，这成长都走不完千年。

一、萌芽·周代以前：环境逼问与人的回应，催生出《易》的“生命胚根”

西周文本诞生前，《易》还不是可触的典籍，却已在“人-环境”的第一波互动中，埋下“共生的胚根”——这胚根，不是先民“闲观天地”的产物，是人在农耕生存压力下，与自然“互动”中积累的“中介密码”。 那时的环境，是“喜怒无常的老师”：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风雨不期而至，先民要解决“何时播种、何时避寒、何时防涝”的生存逼问，光靠零散观察不够，得找个“能把天地规律串起来”的法子。于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周易·系辞下》）不再是闲情，而是带着“求生存”的迫切——把太阳起落、作物枯荣抽象为“—”（阳爻，象征生机上扬）与“--”（阴爻，象征气息收敛），把山泽风雷、天地水火归纳为乾、坤、震、巽等八卦符号。

这不是人“单向创造”符号，而是“人-环境-《易》”第一次缠动：人借八卦（《易》的雏形）解读环境信号（比如见震卦象，知春雷将至、该备耕），环境则通过“规律难辨”的压力，逼着人把符号打磨得更精准；而八卦一旦能帮人“猜对”环境变化，人就更愿意用它、传它，这颗“智慧胚根”便在互动中扎得更深。夏商的《连山》《归藏》、殷墟的数字卦，都是这缠动的“痕迹”——比如用“六六六”（坤卦）占问收成，若应验了“多雨欠收”，人就会给这组数字添上“阴气过盛、需祭天祈晴”的解读，《易》的胚根便多了一丝“应对经验”的养分。

此时的《易》，像刚冒头的嫩芽，还弱，但根须已缠着“人对环境的需求”“环境对人的逼问”——它的生命力，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长”，而是“靠着人-环境的互动喂大”。

二、扎根·西周时期：人借《易》定秩序，环境逼《易》成“主干”

周人灭商后，“人-环境”的互动换成了新场景：环境不再只是自然，更添了“政治秩序不稳、民生保障不足”的社会压力——周人要守住基业，得有一套“能统一思想、指导治国”的工具；而这套工具，最终落在了对《易》的系统整理上。

传统认为，以周公等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如同“共生的组织者”：他们将前代流传的八卦符号、占筮案例，融入“定秩序、保民生”的时代使命中，在西周时期逐步整理成型，最终催生出《周易》古经这根“文化主干”。这主干的每一寸，都缠着“人-环境-《易》”的互动：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是周人应对“权力过渡期”的环境压力——成王年幼，召公借这句爻辞拒权臣之位，说“像龙潜深水，此时动则乱”，既稳住了政局（人-环境适配），又给《易》添了“隐忍蓄力”的政治解读（《易》成长）；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是应对“寒冬生存”的民生压力——见霜就组织妇女赶制冬衣，对应《诗经·豳风·七月》“九月授衣”的传统，既保住了百姓（人-环境适配），又让《易》有了“见微知著”的民生价值（《易》成长）；

甚至六十四卦的排序，从“乾（天）、坤（地）”到“家人（伦常）、既济（成事）”，再到“未济（未完）”，都是周人在说：《易》要跟着“人从天地中诞生、在社会中成长、永远应对新环境”的节奏走——“未济”不是结束，是给“人-环境”留的“后续互动接口”，也是给《易》留的“继续长”的空间。

周原遗址出土的“八七八七六六”数字卦（咸卦，兑下艮上），最能见证这共生：“咸卦”象征“天地感应、人我相通”，周人用它占问“邦交”，若应验了“与邻国和解”，就会把这段经历刻在甲骨上——人借《易》处理了“邦交紧张”的环境压力，环境的“和解结果”又给《易》的“咸卦”添了“外交智慧”的养分，主干便更粗实。

此时的《易》，已不是嫩芽，是扎了根的树——根扎在“人对环境的治理需求”里，干挺在“环境对人的秩序逼问”中，每一圈年轮，都是“人-环境-《易》”缠动的印记。

三、抽枝·战国至汉初：文化失序逼出哲思，人带《易》长出“精神枝桠”

战国到汉初，“人-环境”的互动陷入“精神乱局”：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环境给人的逼问从“怎么活”变成“为什么活”——人没了精神坐标，就像在迷雾里走，得找个“能安身立命”的依托。这时候，《易》没有“自己抽枝”，是人抱着它，在“文化失序”的环境里，一起长出了“哲学枝桠”——《易传》（十翼）。

《易传》的形成非一人一时之功，其每一片“枝叶”，都缠着“人-环境-《易》”的挣扎与适配：

向上长的“宇宙观枝”：人面对“世界怎么来”的困惑，从《易》的阴阳卦象里提炼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把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都归为“阴阳消长”，不是《易》“自己懂了宇宙”，是人借《易》给“混乱的环境”找了个“规律说法”；而这说法一旦被接受，人就不再怕“天地无常”（人-环境适配），《易》也从“占卜手册”变成了“宇宙说明书”（《易》成长）。

向内扎的“人生观枝”：传统记载中，孔子对《易》多有研读，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与《易》“天行健”的精神相呼应；后世学者进一步从“乾健坤顺”里读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人用它安了心（人-环境适配），《易》也有了“精神支柱”的分量（《易》成长）。

向外展的“变化观枝”：人面对“怎么应对乱世”的焦虑，从《易》的卦变里总结出“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系辞》）——商汤代夏、周武灭商被说成“变则久”的例子，不是《易》“教人防变”，是人借《易》给“变革”找了个“合法性理由”；有了这理由，人敢变法、敢突围（人-环境适配），《易》也多了“与时俱进”的活性（《易》成长）。

这不是《易》的“哲学飞跃”，是“人-环境-《易》”一起“跳出迷雾”：环境逼得人要找精神根，人拉着《易》往上想，想通了，人站稳了，《易》也长出了“能遮精神风雨”的枝桠。

四、发叶·汉唐至近现代：环境换题，人带《易》开“时代新花”

自汉唐起，“人-环境”的互动场景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大一统帝国的治理，到宋明士人的内心求索，再到近现代的文明冲击——每一次环境“换题”，人都拉着《易》“答题”，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易》就开出了“时代新花”，花又帮人把“题答得更顺”。

1. 汉唐：治世难题催“象数新叶”

汉唐的环境，是“大帝国怎么管”的考题：历法要准、灾害要防、民心要稳，人缺个“连天、连地、连人的实用工具”。正是“大一统帝国需精准对接天道人事”的环境压力，推动人对《易》进行象数化改造，往上嫁接“象数新叶”：孟喜把卦象绑上二十四节气，“复卦”配冬至“一阳生”，“大壮卦”配春分“阳气盛”——农民看卦知农时，官吏按卦定历法，人跟“农耕环境”的互动顺了（适配）；而“历法要准”的环境压力，又让这“象数叶”长得更细：京房加进天干地支、五行生克，连“坎卦属水”能预判洪涝都想到了，《易》也从“精神书”变成了“治世手册”（成长）。 甚至医学、音律都缠着这新叶：中医借“卦象配五脏”（乾属金对应肺）发展“五运六气”，人能更好应对“瘟疫频发”的环境（适配）；乐工用“八卦配五音”定调式，人有了“顺天道”的礼乐（适配）——《易》的叶子越多，人跟环境的互动越稳；人跟环境的互动越稳，给《易》的养分越足。

2. 宋明：心性困境开“义理新花”

宋明的环境，是“内心怎么安”的考题：佛学东渐，士人觉得“儒家心学不够深”，像丢了精神家，得找个“能对标佛学、又扎本土”的法子。于是，人捧着《易》的枝桠，往里扎“义理新花”：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天理流行”，读《易》要“穷理尽性”——不是《易》“要讲天理”，是人借《易》给“内心找规矩”；朱熹把“格物致知”跟读《易》绑一起，说“格透易理，就懂天理”，人跟“心性迷茫”的环境互动稳了（适配），《易》也长出“心性修养”的新花（成长）。王阳明更直接，说“心即理”，读《易》不用向外找，“复卦”是“回归本心”，“艮卦”是“心止于至善”——普通人在困境里能借“艮卦”稳心态，在迷茫时能凭“复卦”找初心（适配）；而“内心要安”的环境压力，又让这“义理花”开得更艳：连百姓都能懂“修心就是修易”，《易》也从“士人专利”变成了“全民精神小棉袄”（成长）。

3. 近现代：文明冲击结“创新之果”

近现代的环境，是“怎么不亡国、怎么融现代”的考题：西方船坚炮利，人慌了，得从传统里找“变革的底气”。于是，人扛着《易》的树干，往外结“创新之果”：康有为说“《易》就是变易”，用“穷则变”论证变法必须；梁启超把“自强不息”说成“民族精神核心”，用它喊“救亡图存”——人借《易》给“向西方学”找了个“不丢根”的理由（适配），《易》也从“传统书”变成了“变法武器”（成长）。

到了当代，人又带着《易》答“现代题”：企业用“阴阳平衡”搞“刚性制度+柔性文化”（华为《基本法》配“奋斗者为本”），应对“管理难”的环境（适配）；生态用“天人合一”搞“绿水青山”，应对“污染重”的环境（适配）；甚至钱学森研究《易》的“整体观”，给系统科学找灵感（适配）——每答对一道题，《易》就结一颗“现代果”；每结一颗果，人跟时代环境的互动就更顺一分。

五、共生闭环：《易》-人-环境，谁也离不了谁

回头看这千年，《易》的成长从不是“一条线往上长”，是“《易》-人-环境”绕成的“闭环”：

环境是“出题人”，题要“人”接，接不住，题就白出；

人是“解题人”，得拉着“《易》”一起解，没《易》，解题缺个“本土工具”；

《易》是“解题的中介”，得靠“人-环境的互动”喂养，没人解、没环境逼，它就是堆死文字。

西周因“治世需求”整理古经，古经帮周人定了秩序，秩序稳了，人又有了“探精神”的需求，推着《易》的思想向《易传》演进；《易传》帮人安了心，人又带着它应对汉唐治世、宋明心性、近现代冲击——就像“齿轮扣齿轮”：环境的齿轮转一下，人的齿轮跟着转，人的齿轮转一下，《易》的齿轮跟着转，《易》的齿轮转一下，又帮环境的齿轮转得更顺。

连中国人的生活里都缠着这闭环：春节“辞旧迎新”，是借《易》的“变易”应对“岁末年初”的环境节点；中秋“团圆和谐”，是借《易》的“中和”化解“家人分散”的人际压力；甚至遇事说“顺其自然”，都是借《易》的“阴阳”跟环境“和解”——《易》的基因，早跟“人-环境”的互动绑在了一起，拆都拆不开。

结语：我们都是“共生的参与者”

《易》之成长史诗，没到“终局”，这是因为“《易》-人-环境”的缠动还在继续——人工智能来了，环境又出“怎么跟AI相处”的新题；全球化深了，环境又出“怎么文明互鉴”的新题；我们这代人，不是“给树浇水”的旁观者，是扎进这缠动里的参与者：带着“AI伦理”的题，拉着《易》找“阴阳平衡”的解法；带着“文明冲突”的题，拉着《易》找“和而不同”的答案；解法找着了，《易》就长出“科技枝、世界花”，我们跟环境的互动也更稳一截。

这就是《易》成长史诗的终极秘密：它不是“活了千年的经典”，是“跟人、跟环境一起活了千年的共生体”——人在，环境在，《易》的成长就不会停；《易》的成长不停，人跟环境的共生，就永远有“本土的智慧底气”。毕竟，《易》的最后一卦是“未济”——不是“没写完”，是在说：“《易》-人-环境，还要一起往下长。”（文/党双忍）

注：从文化基因视野看中华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是有生命力的，因而也有一部生命史诗。每一部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带着时代的气息，与时代同呼吸。2025年9月30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