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诗经》里的文明奠基礼

华夏文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从星星点点，到万家灯火，走向波澜壮阔，辉煌璀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诗经》，窥探那段鲜为人知的开天辟地的华夏创业史……

五千年的风掠过《诗经》的诗行，那些诞生于田畴与城郭间的吟唱，从不只是先民的生活牧歌。《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反映了周代及之前的社会生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当我们循着《生民》《公刘》《緜》《皇矣》《武》的篇章脉络回望，会发现其中藏着一部有待全息解码的华夏文明“创业史诗”——这里的“创业”，非商业模式盈利，而是一个族群从“无”到“有”、从“散”到“聚”、从“生存”到“文明”的开拓与建构。从后稷“教民稼穑”的技术突破，到公刘率族迁徙的逆境突围，从古公亶父构建治理秩序的制度探索，再到文武二王“以德配天”的价值确立，这部史诗串联起的，正是华夏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奠基历程。这部“创业史”里没有商业账本，却记录着先民如何以双手拓生机、以团结破困局、以制度立根基、以信念铸文明——而这些镌刻在诗行里的精神基因，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清晰可辨。

一、技术创业：后稷奠定“生存模式”，文明的第一枚“技术铭文”

华夏文明的“创业”起点，始于一粒种子的落地。《诗经·大雅·生民》以充满神话色彩的笔触，讲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诞生与使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从“不坼不副”的降生奇迹，到“诞实匍匐，克岐克嶷”的早慧，后稷的与众不同，最终落脚于对“农耕”的天赋敏感——“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这些对作物生长的细致描摹，绝非单纯的景物咏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初始的“农业技术手册”：“茀厥丰草”是除草技术，“种之黄茂”是良种选育，“实方实苞”则是对作物生长周期的精准观察。后稷并非天生的“神”，而是系统编码农耕技术的华夏首席农艺师。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儿时即好种麻菽，成人后善耕农，帝尧举为农师，这一记载也印证了周人对农耕起源的历史记忆。他以“农耕技术”解决了族群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需求，将散落的先民聚集于邰地，以稳定的农耕生产取代漂泊的采集狩猎，完成了文明从“依赖自然”到“改造自然”的关键一跃。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曾指出，周人的农耕文明“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创建者，正是后稷。

他带领族人重拾农耕传统、重塑组织凝聚力：当土地从“荒野”变为“良田”，当族群从“离散”变为“聚居”，文明便有了扎根。这粒由后稷种下的“种子”，既是稷、麦等作物的种子，又是华夏文明“务实、创新”的精神铭文——这场以农耕为核心的“技术创业”，本质是“用核心能力解决生存刚需”，正如所有文明的“创业”起点，都离不开对“生存模式”的底层探索。此后数千年，“重农固本”成为王朝治理的核心逻辑，“勤耕不辍”成为民族性格的底色，皆源于这枚镌刻在《生民》里的“技术铭文”。

二、逆境创业：公刘重塑“组织凝聚力”，族群的“团结密码”

后稷的技术创业解决了“活下去”的问题，而公刘面临的，是“活下去”之后“如何在危机中凝聚族群”的逆境挑战。《诗经·大雅·公刘》记录了后稷后代公刘的“二次创业”：由于故土遭遇战乱与环境变迁，《史记·周本纪》载“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学界亦认为与渭水流域气候波动相关，公刘毅然带领族人迁徙，开启了“于胥斯原”的探索之路——“于胥斯原”意为“考察这片平原，见百姓众多”，诗中“陟则在巘，复降在原”等句，更生动描绘了他勘察地形、选择居地的过程。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诗的开篇便勾勒出一位务实而果决的“创业领导者”形象：他不图安逸，先整顿田疆、囤积粮食以解决“迁徙的物质基础”，再备好武器与干粮以应对“途中的安全风险”，以万全之策保障族群安危。途中，他“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仔细考察地形，“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确认水源与土地肥力——这种“先调研后决策”的审慎，正是逆境中“创业成功”的关键。最终选定豳地定居后，他“度其隰原，彻田为粮”重新划分田亩、恢复农耕，“俾立室家”为族人建造居所，让漂泊的族群再次有了“家”的模样。

公刘的“创业”，核心在于“逆境中的凝聚力锻造”。迁徙不是被动的逃离，而是主动的“组织重构”：他以“积仓裹粮”的筹备展现责任，以“相其阴阳”的智慧赢得信任，以“彻田立家”的行动稳定人心。当族人从“离散”走向“辑和”，周人不再是松散的群体，而是有共同目标、共同记忆的“文化共同体”。这场“逆境创业”的历程，被铭写在《公刘》的诗行里，成为华夏族群的“团结密码”——从后世“衣冠南渡”中士族与百姓的相携，到近代“西迁办学”中师生的共赴国难，每当民族遭遇考验，总有“公刘式”的担当者站出，以“共担风险、共享生机”的凝聚力突围，而这正是《公刘》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

三、建制创业：古公亶父构建“国家雏形”，文明的“秩序骨架”

公刘的逆境创业凝聚了族群，而古公亶父面临的，是“族群壮大后如何建立稳定治理体系”的新命题——他以“建制创业”，完成了周人从“族群”到“早期国家”的关键一跃。《诗经·大雅·緜》开篇便写“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描绘了他初到岐下时“穴居而处”的简陋景象；而诗的后半段，却呈现出“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的有序场景——这种跨越，正是古公亶父“建制创业”的核心成果。

他的革新，在于打破“首领个人治理”的原始模式，建立起分工明确的“早期官僚体系”：“乃召司空”掌管工程营建，规划城邑、建造宫室；“乃召司徒”掌管教化与土地，整顿族群、安抚百姓。这与《周礼·天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记载形成呼应，既标志着周人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初步形成，也与《周礼》中系统化的官制记载存在渊源，体现出周代治理制度的渐进发展。陕西周原遗址（周代早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更印证了这一点：遗址中不仅有规整的城垣、宫殿基址，还有布局严谨的宗庙遗迹，恰与诗中“其绳则直”“作庙翼翼”的制度建设相契合，符合考古学对“早期国家”“有城邑、有礼制、有分工治理”的定义。

不再是仅凭首领威望维系，而是以“制度规范”管理族群：宫室的“其绳则直”，不仅是建筑的规矩，更是社会秩序的象征——从平民居所到贵族宫室的有序规划，标志着“社会分工”的形成；宗庙的“作庙翼翼”，不仅是祭祀的场所，更是文化认同的核心——通过共同祭祀先祖，强化族群的“集体记忆”。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建构”，而古公亶父的治理探索，正是这一建构的“雏形阶段”。这场为文明立规矩的“建制创业”，为华夏文明搭建了“秩序骨架”——当治理从“依赖个人”转向“依赖制度”，文明才有了支撑更大体量、更长远发展的可能，这与现代组织从“创始人管理”到“标准化体系管理”的升级逻辑，有着跨越三千年的呼应。

四、价值创业：文武二王确立“政治伦理”，文明的“精神内核”

古公亶父的建制创业搭建了“制度骨架”，而文王、武王接过“创业”接力棒，以“价值创业”为文明注入灵魂——确立“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为华夏文明定下千年精神基调。《诗经·大雅·皇矣》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开篇，打破了此前“天只佑护王族”的神权逻辑，明确提出“天的意志以‘民之莫’（百姓安定）为标准”，这正是“以德配天”的核心前提。 文王的“价值实践”，在于以“德”凝聚人心。《诗经·大雅·文王》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的诗句，便体现了他以德服人的政治智慧。他“其德克明”（能明辨是非）、“其德克顺”（能顺应民心），不仅赢得族内拥戴，更让“诸侯皆来决平”（《史记·周本纪》），连邻近部落都主动归附。甚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也是为了讨伐“侵阮徂共”的不义者——他的“武力”，始终服务于“维护正义、安定百姓”的“德”。到了《武》篇，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被描绘为“允文允武，昭假烈祖。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的正义之举：商纣“好酒淫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史记·殷本纪》），失德失民；武王“以仁伐不仁”，正是“以德配天”的实践。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言，“‘以德配天’的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转折，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性政治”。这一转折在《尚书·泰誓》中更具象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记载，清晰揭示出“德”的本质是对“民”的责任。

从此，“德”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从“为政以德”的治理原则，到“君子尚德”的人格追求，再到“以德服人”的处世智慧，这场由文武二王完成的“价值创业”，让华夏文明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它镌刻在《皇矣》《武》的诗行里，告诉后世：文明的延续，从不依赖武力征服，而依赖对“人”的尊重、对“善”的坚守——这正是华夏文明能穿越三千年风雨的精神密码。

结语：诗行里的创业密码，文明的永恒接力

镌刻在《诗经》中的这部华夏创业史诗，早已超越怀旧的历史叙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新基因与精神源泉。从后稷的“技术创业”到文武二王的“价值创业”，展现的是华夏先祖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善于总结、持续创新的文明历程。这份深植于文化底层的创业精神与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华民族过去辉煌的基石，更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与精神动力。

当我们夯实农业根基、突破农业科技等“卡脖子”技术，是对后稷“以双手拓生机”的当代续写；当我们在百年变局中凝聚力量，是对公刘“逆境铸团结”的精神回响；当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古公亶父“以建制立秩序”的智慧延伸；当我们以文明之姿对话世界，是对文武二王“以德配天”的价值重构。《诗经》中的诗句或许定格在商周的田畴与城郭，但华夏文明的“创业”精神从未止步，继续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与文明创新——从先民的农耕奠基到今天的民族复兴，本质上都是同一场文明叙事的接力，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层的文化资源与历史自信。

三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诗经》，读到的不只是古老的诗句，更是一个民族的“创业初心”：以务实之姿扎根大地，以团结之力应对挑战，以制度之智构建秩序，以精神之光照亮前路。这，正是《诗经》留给华夏文明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们续写新时代“创业史诗”的底气所在——因为那些镌刻在诗行里的文明密码，早已成为我们血脉中的一部分，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文/党双忍）

注：在周代，中国文化基因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编码。这一破天荒的文化壮举，成就了中国文化的那个“1”。从此，生生不息，开启了从“1”到“100”的华夏文明进程。本文从《诗经》提供的信息，回望中国文化系统编码前的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史诗”。中华民族的这部创业史诗，没有荷马史诗的浪漫调性，却充满了生生不息的烟火气象。2025年9月24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