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吉白茶园的生态账本到秦岭深处的林长制公示牌，从福建三明的林业碳汇实践到陕西榆林的用能权交易探索——这些散落于中华大地的实践碎片，串联起一条清晰的制度演进脉络：绿色基因作为文明存续的文化记忆，在“两山”理念引领下，通过绿色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正完成从“生态智慧”到“治理范式”的跃升。这既是中国破解“发展-生态”悖论的实践答卷，又蕴含着人类文明转型的制度密码。

一、绿色基因：从生存智慧到制度文化的演进

绿色基因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物质，而是特定地理环境中积淀出的“制度文化记忆”——它既包含先民“用养平衡”的生存智慧，又蕴含着现代生态治理的规则雏形，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隐性默契”到“显性制度”的进化轨迹。

农耕文明的“隐性规则”：共生伦理的实践形态

在生产力有限的农耕时代，绿色基因表现为不成文的“生态契约”，通过生产实践代代相传。陕北毛乌素沙地的“三砍三留”法则，本质是牧民对沙柳资源的“配额管理”：老枝可伐而新苗必留，实质是“代际公平”的朴素表达；密丛可疏而稀处必保，暗合“资源承载力”的生态阈值理念。这种规则无需法律强制，却通过“沙柳认规矩，你留它一线，它护你一片”的民间智慧形成群体约束。

良渚古城的水路城门设计更显精妙：8座城门均设“鱼道”，通过石缝间距与水流速度的物理调控，实现“成鱼可捕、幼鱼必放”的可持续捕捞——这是史前时代“生态红线”的物质载体。明代徽州《窦山公家议》将这种默契制度化：“凡伐一树，必补种二株，违者罚银十两充公”，通过“罚则”将道德约束转化为刚性规则，使当地森林生态得以长久维系。此时的绿色基因，是“生存必需”催生出的制度萌芽，以“习惯法”形态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平衡。

工业文明的“规则调适”：生态危机倒逼的制度回应

工业革命的“征服自然”范式，曾一度中断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20世纪下半叶，榆林为粮食增产过度开垦导致沙化扩张，安吉因矿业发展造成水土流失——这些“生态赤字”的背后，是传统规则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性失灵”。但绿色基因的核心序列从未消失，而是在危机压力下启动“制度调适”。

2005年“两山”理念的提出，成为绿色基因制度表达的“启动子”。安吉关停矿山后，并非简单回归传统，而是创新“退矿还茶+民宿旅游”的利益联结机制：茶农收益与森林覆盖率挂钩，通过“生态入股”让保护者获利；榆林在沙柳林套种光伏板，将“禁伐沙柳”的约束转化为“光伏收益”的激励，使生态保护从“义务”变为“权利”。这种转变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效的规则必须实现“激励相容”——当保护行为与个体利益一致，绿色基因才能从“文化记忆”变为“行为自觉”。

数字文明的“制度跃升”：技术赋能的规则重构

数字技术为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提供了全新工具，使其从“地方规则”升级为“可计算、可交易、可追溯”的全国性制度。福建三明的林业碳汇实践，将“三砍三留”的经验转化为“林木固碳量=碳票额度”的量化规则，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区域交易——这是传统“用养平衡”智慧的数字迭代：古人靠经验“留苗固沙”，今人用算法“存碳变现”，生态保护从“道德倡导”变为“市场行为”。

浙江安吉的“智能留笋系统”更具突破性：AI根据土壤湿度、竹笋密度自动生成“留笋配额”，通过智能设备推送给竹农，既避免“公地悲剧”，又提升竹林产量。这种“技术+规则”的融合，使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突破了“熟人社会”的局限，形成“陌生人社会”也能遵守的生态规则。当《生物多样性公约》“昆明-蒙特利尔框架”借鉴中国“林长制”经验，绿色基因已从“地方制度”进化为“全球治理参考”。

二、绿色生产力：“两山”理念引领的制度创新范式

绿色生产力的本质，是“两山”理念激活绿色基因后的“制度创新集群”——它通过“价值重构-规则设计-实践转化”的闭环，打破工业文明“生态与经济二元对立”的制度锁定，其核心逻辑体现在“三层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中。

价值重构：从“免费自然”到“自然资本”的理论突破

工业文明的制度缺陷，在于将自然视为“无主物”和“免费礼物”（马克思语），导致“生态外部性”无法内化。绿色生产力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对这一认知的颠覆：通过“产权界定”与“价值核算”，将自然系统纳入生产要素市场。

浙江安吉建立县级GEP核算体系，将森林水源涵养、空气净化等多项生态服务量化为“生态资本”，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科学基准——这是对古典经济学“自然免费”假说的革命。陕西延安退耕还林地打造苹果园，通过“生态认证+地理标志”使农产品溢价，证明生态要素通过劳动嵌入可成为“自然资本”。

这种价值重构的制度意义，在于让“绿水青山”有了可衡量的“资产负债表”。当秦岭的冷杉林既守护水源又在碳汇市场创造价值，当陕北沙地的光伏板既固沙又产生收益，“保护”与“发展”便从对立变为共生——这正是“两山”理念的制度精髓。

规则设计：“三层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

绿色生产力的落地，依赖“政治激励-市场激励-社区激励”的协同制度设计，确保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可持续。

政治激励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林长制”“河湖长制”通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生态保护纳入官员考核体系——陕西秦岭保护中，多部门执法权被整合，避免“九龙治水”的碎片化治理，体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实践价值。这种“考核指挥棒”的调整，使生态保护从“软任务”变为“硬约束”。

市场激励解决“如何持续”的问题。全国碳市场通过“碳排放权确权”，将“生态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成本”，陕西控排企业通过技改出售配额获得收益——这是“科斯定理”的生动应用：清晰的产权界定能让市场自动实现生态效率。福建三明设立“林业产权收储中心”，政府兜底林票违约风险，化解了金融资本进入生态领域的顾虑，体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中国特色治理逻辑。

社区激励解决“谁受益”的问题。新安江流域“双向补偿+水质对赌”机制中，上游保护水质达标可获下游补偿，反之则赔偿，使水质持续改善；三明“林票制”让林农直接分享碳汇红利，单张林票年分红可观。这种“保护者受益”的规则，使绿色基因从“制度文本”变为“生活方式”。

实践转化：政策工具的组合创新

不同生态场景中，绿色生产力的制度表达呈现出“工具组合”的灵活性。生态脆弱区侧重“修复激励”：榆林创新“用能权交易+绿电配额”政策，高耗能企业购买新能源指标可抵扣能耗，未达标企业需购买清洁能源补足，实现“减碳-节能-产业升级”三重目标；生态优势区侧重“价值变现”：留坝县将林下经济与“生态银行”结合，农户的种植、养殖收益可折算为“生态积分”兑换补贴；工业区侧重“循环约束”：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废物代谢清单”强制企业间物料循环，使固废利用率大幅提升。

这些实践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规则”，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必须与地域生态禀赋适配——这正是中国绿色实践的可复制性所在：不提供“标准答案”，但提供“方法论工具包”。

三、绿色未来：从中国制度到全球治理的文明启示

绿色未来的制度形态，是“两山”理念引领下，绿色基因与绿色生产力协同进化的“生态治理文明”。它以“制度创新”破解“生态困局”，不仅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更重塑着全球生态治理的规则体系。

文明形态的制度跃迁：从“征服”到“共生”的规则革命

工业文明的制度内核是“征服自然”的产权规则——将森林仅视为木材，将河流仅视为水源，导致“生态承载力赤字”。绿色未来的制度内核则是“共生伦理”的规则体系：秦岭保护不仅看林木覆盖率，更统筹水资源、野生动物、文化遗产，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则；黄河流域治理跳出“分段管理”思维，上下游协同治沙、节水、发展，践行“流域共同体”理念。

这种跃迁的标志，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与“经济生产总值（GDP）”的“双考核”制度。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GEP已成为与GDP同等重要的“发展指挥棒”，2024年《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将“保护者受益”原则立法化，明确补偿标准与GEP增量挂钩。当生态规则从“约束性条文”变为“发展性指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便从“对抗”走向“共生”。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路径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西方主导的“规制主义”（欧盟强制减排）或“市场主义”（北美碳税），多以牺牲发展权为代价，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中国方案的独特性在于：通过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证明“生态优势可以直接转化为发展优势”。

中非“绿色长城”项目将陕北治沙技术与非洲草原保护结合，通过草方格固沙阻遏沙漠化，让当地民众种植耐旱作物增收——这是“用发展促保护”的规则创新；“菌草技术”在多个国家扎根，既修复退化土地，又为农户提供生计，印证“生态修复与减贫”的规则协同。联合国环境署指出，中国“林长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实践，为南方国家避免“生态-贫困陷阱”提供了“低成本、可复制”的制度样本。

永续发展的制度契约：从“地方实践”到“全球规则”

绿色基因进化史，本质是人类对“生态契约”的认知升级史：农耕文明中是“熟人社会”的隐性默契，工业文明冲击下是“危机应对”的被动规则，数字时代则升维为“全球治理”的显性契约。当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超化石能源，证明绿色基因的制度表达已从“生存必需”变为“发展动能”；企业将环保成本转化为产品溢价的实践，印证“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项，而是双螺旋的两条链，相互缠绕方能螺旋上升。

从良渚鱼道的石缝规则到区块链的碳账本制度，从陕北沙柳的“三砍三留”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中国方案，绿色基因进化从未停歇。它带着五千年的生存智慧，在工业时代的压力中未曾断裂，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更显活力。

站在“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的绿色实践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制度”再到“全球公共产品”的跃升。这种跃升的核心，是发现了“生态智慧制度化”的文明密码：将绿色基因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则，将“两山”理念转化为能落地的工具。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又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制度选择——因为最好的文明，从来不是与自然对抗的规则，而是与自然共生的契约。

注：人类从绿色家园发展而来，刻记着绿色文化基因，着力发展绿色生产力，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奔向绿色未来。党双忍著《绿色未来——生态空间理论与实践》被评为“两山论”20周年自然资源与生态文明20本好书之一。“两山”理念改变中国。本文为纪念“两山”理念20周年而作。2025年8月12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