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崤山北麓与黄河之滨的褶皱间，硖石关（又名南峡关、小关）如一枚青铜门闩，牢牢卡住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这座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州区硖石乡车壕村（北纬34.7°、东经111.2°，距函谷关直线距离30公里）的古老关隘，自春秋时期便嵌入崤函古道的肌理，以“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险峻，见证了三千年的金戈铁马与驼铃相闻。当唐代诗人岑参写下“硖石乱流处，斜日风烟昏”时，关墙上的汉瓦正映着落日；如今，陇海铁路硖石隧道在距石壕古道1.5公里处穿行，洞口“崤函古道遗址”碑与古道车辙遥相呼应，古老关隘在时空叠影中诉说着“通则兴、塞则衰”的文明密码。

一、名称考辨与地理格局：两山夹河的锁钥之地

（一）名称的历史演变

关隘本名“硖石关”，因位于硖石峡谷而得名，《水经注·河水》记载“崤水出河南盘崤山，东流径硖石城北”，北魏《洛阳伽蓝记》称“南峡关”，明代《河南通志》始称“硖石关”。历史上曾与安徽淮南“硖山口”、甘肃“石关”混淆，今统一以“硖石关”为正名，凸显其“崤函古道南段锁钥”的地理属性。

（二）险峻的立体屏障

硖石关地处崤山北麓与黄河南岸之间的黄土台地，西接陕州（今三门峡市），东连渑池，南依海拔1462米的青岗坪，北临黄河三门峡段。核心区现存150米石质古道为汉唐遗存，车辙最宽处1.3米（秦驰道基础），窄处0.8米（宋明调整），深0.05-0.3米，部分路段可见汉代绳纹砖侧向排列的防滑工艺，与《唐六典》“官路遇险，以砖礓墁之”的记载吻合。硖石峡谷最窄处仅30米，两侧崖壁高50-80米，形成“一线天”式隘口，正如明代《陕州志》所叹：“飞鸟难越，猿猱愁攀，实两京之咽喉”。

二、历史脉络：兵戈与商队的时空交响

（一）先秦至汉：防御意识的萌芽与官道成型（公元前11世纪-220年）

崤山战役的间接影响

春秋时期，崤山区域爆发晋楚争霸、秦晋崤之战（前627年，战场位于南陵今洛宁境内），虽未直接发生于硖石关，却促使先民在峡口筑垒设防。现存关隘西侧的石砌墙基（碳十四测定为战国时期），推测为早期防御工事，至秦代纳入“驰道”系统，成为帝国控制崤函通道的前哨。

汉代北崤道的中枢地位

汉武帝时期，北崤道因避开南崤道的“夏后皋墓险段”，成为长安与洛阳间的主干道。张骞通西域的驼队、班超东归的马车均经此道，《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从长安出发，经硖石关，历陕州，达洛阳”，勾勒出早期丝绸之路东段的繁忙景象。

（二）唐宋：驿传网络与京畿命脉（618年-1279年）

唐代硖石驿的枢纽功能

唐代在硖石关设硖石驿，隶东都洛阳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其“供传递文书及官员往来，驿距三十里，备马二十匹”，是“两京大道”上的重要节点。杜甫《石壕吏》虽写于距关15公里的石壕村，诗中“急应河阳役”的兵役征发，间接反映了关隘在战时对兵员的集散作用。

安史之乱中的补给通道

乾元二年（759年），九节度使围邺城，军粮经硖石关北运，《资治通鉴·唐纪》记载“陕州粮船抵硖石，转陆运至河阳，日运千石”，可见关隘作为“军事补给线”的关键作用。宋代在此设硖石镇，《太平寰宇记》称其“当川陕之冲，商贾辐辏”，见证官道向商道的功能转化。

（三）明清：边防重镇与晋商纽带（1368年-1912年）

明代关城的军事升级

明洪武年间，硖石关筑城设防，据《河南通志·关隘志》记载：“关城周长600米，高三丈五尺，门二，东曰‘河陕’，西曰‘崤函’，置巡检司，领民兵二百，岁修边墙”。现存西门“硖石关”石匾为明代原物，字体方正雄健，见证了“九边”防御体系向中原腹地的延伸。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曾在此与明军对峙，关墙内发现的明代“火”字铳炮残件，为山地攻防提供了实物证据。

晋商与茶马古道的支线

清代晋商将硖石关纳入“茶叶之路”支线，从福建运来的茶叶经此入陕，再通过黄河漕运西去。现存“歇马石”上密集的骡马蹄印（深达2厘米），以及关庙遗址出土的清代“晋商义仓”碑，均印证了“日过商队五十余辆”的繁荣景象。

三、现存遗存：石头书写的文明备忘录

（一）石壕古道：车轮碾出的时光印记

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列入），崤函古道石壕段的150米车辙是中国唯一以道路遗迹入选的遗产点。车辙走向与陇海铁路硖石隧道基本平行，2014年铁路部门在隧道口立碑保护，并复原30米古栈道。现存车辙中，宽1.3米的段落保留秦代“舆六尺”轨距，窄处0.8米则为宋代适应山地的调整，部分辙痕内可见唐代陶片，记录了不同时代的通行痕迹。

（二）关城遗址：山地防御的活化石

明代关城现存残墙高2-4米，西门瓮城结构完整，门道内的石门槛上，车轴摩擦形成的凹槽深达5厘米，清晰可见。关城北侧利用天然溶洞改造的“藏兵洞”，内有明清时期开凿的蓄水池（深1.5米），体现了“因险设防”的智慧；南侧烽火台基址（现存高6米），其底部发现的汉代红烧土块，证明烽火预警制度的千年延续。

（三）碑刻与诗词：文字中的关隘记忆

明代《重修硖石关记》碑（嘉靖二十四年，现存陕州古城博物馆）记载：“正德七年，流寇焚毁关城，官军复筑，增置瓮城，设把总一员，防兵三百”，详细记录了关城在明代的军事修缮。

唐代岑参《过硖石》“硖石乱流处，斜日风烟昏。山深古戍闲，野旷寒鸦喧”，以萧瑟笔触勾勒关隘的军事氛围；宋代司马光任陕州通判时作《过硖石》“峡石苦雕险，我来无古今”，将地理险峻与历史沧桑熔于一炉。

四、文化意义：在阻隔与连接中生长的文明

硖石关的千年演变，是中华文明“通”与“合”的生动注脚：

军事防御与国家治理的实验场：从战国垒石为墙到明代筑城设卫，关隘的每一次加固都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秦代驰道的标准化、唐代驿制的规范化、明代巡检司的制度化，构成了国家力量向山地渗透的完整链条。

商贸流通与文化混血的催化剂：尽管未发现直接的西域文物，关隘周边出土的宋代钧瓷片与西域玻璃器残片，仍揭示了南北、中外的间接交流；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带来的晋剧与本地秦腔融合，形成独特的“硖石调”，至今仍在陕州民间传唱。

灾难与重生的历史见证：2015年7月，石壕古道因暴雨塌方损毁15米，国家文物局采用“原状加固”技术修复，在保留历史痕迹的同时增设钢结构保护棚，体现了现代文明对古老关隘的敬畏与对话。

结语

站在硖石关的车辙上，陇海铁路的汽笛声与千年驼铃在耳畔交织：秦代驰道的夯土、汉代的防滑砖、唐代的驿马、明代的关墙，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中国交通史。这座“石缝里的关隘”，用150米车辙书写着文明的悖论——最险峻的峡谷，反而催生了最坚韧的连接；最坚固的关墙，最终成为文明互鉴的通道。当“一带一路”的倡议重新激活丝绸之路，硖石关的车辙与现代铁轨在黄土高原下并行，恰似中华文明的双重年轮：一层刻着“凿山开道”的勇气，一层印着“互通有无”的智慧。或许，这正是古老关隘留给今天的启示：真正的文明锁钥，从不是封闭的壁垒，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的通途。（文/党双忍）

2025年6月11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