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短视频平台等技术应用全面嵌入社会生活，极大地改变了老年人的信息获取、社交沟通和服务使用方式。然而，伴随数字化进程的加快，风险也在同步扩大，诈骗形式不断翻新，诱导链条日益隐蔽，老年人作为相对脆弱的数字适应群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如何理解并回应老年人在“数字风险环境”中的脆弱性，成为数字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陕西师范大学“面向全民信息素养提升的数字服务实践研究”课题团队长期关注老龄群体的数字能力建设、信息行为转型与数字参与边界，特别聚焦在高频使用场景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和心理应激反应。团队认为，相较于“数字落差”这一传统关注点，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主动接入数字生活之后，老年人并未同步获得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而由于信息识别、操作习惯、信任机制等多重因素，成为电信诈骗、虚假链接、深度伪造等技术诱骗行为的重点目标。

从理论视角看，老年人所面临的并非孤立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一种深层次的“风险暴露结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技术系统本身可能制造新的不可控风险，而这些风险往往不平均地分布于社会个体之间。脆弱性理论亦进一步说明，不同个体对风险的感受与应对能力，取决于其资源禀赋、社会支持网络与主观认知水平。对老年人而言，其在生理机能、学习能力、经济能力等方面的阶段性限制，使其对数字风险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防范和应对能力也较为有限，形成了“广泛接触、缺乏防护、高度暴露”的风险三角。

团队在前期理论研究与社区访谈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数字素养—风险认知—安全行为—恐惧反应”的理解框架，用以剖析老年人在面对复杂数字风险环境中的行为逻辑。相较于青年人能够在遭遇风险时及时调取网络经验进行对照判断，老年人常常表现出更强的信任倾向和依赖心态，对熟人推荐、平台信息、客服电话等缺乏系统甄别机制。尤其在诈骗形式日趋智能化、语音深度合成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传统的“凭经验”与“靠直觉”已难以提供有效防护。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诈骗频发与个人挫败的累积，一些老年人产生了对数字技术的恐惧、回避甚至退缩心理，从“不会用”转向“拒绝用”，在心理防线上筑起一道消极屏障。这种“数字恐惧”既是技术风险的结果，也反过来加剧了其社会隔离与服务脱节，形成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这反映出，数字素养的提升不单是技能层面的培训任务，更应该是安全能力和心理支持系统构建的问题。

当前，社会各界在应对老年人数字安全风险方面已有多种尝试，如银行和社区协作推动“反诈驿站”建设，通信运营商优化号码预警系统，平台端推出“长辈模式”等适老化服务，均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治理视角看，这些努力尚未实现从“供给导向”向“能力导向”的实质转型，数字风险治理仍需从注重个体差异、认知路径与情境响应等方面着手。

陕西师范大学“面向全民信息素养提升的数字服务实践研究”课题团队倡议，应以“数字安全素养”为核心，在宣传教育中突出“识别、应对、修复”的全链条能力构建。一方面，要在图书馆、社区、老年大学等公共服务平台中引入常态化、分层级的安全教育内容和基本操作技巧，引导老年群体理解诈骗手法、警惕风险场景，增强辨识力；另一方面，协同联动志愿力量、家庭成员与技术平台，构建“早发现、早提醒、早阻断”的社会支持体系，尤其在诈骗初发阶段形成有效干预。最后，治理的落脚点应当回归到老年人的主体性上，激发他们参与数字社会的信心与能力，化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

数字时代的公平不应止步于技术可及，更应体现在风险可控与能力共享。唯有真正看到老年人在数字风险面前的独特脆弱性，数字治理的底线才能更加坚实。下一步，团队将围绕老年人数字安全素养教育开展系列实证研究与实践试点，探索场景化教学、协同式预警与个性化干预等机制路径，努力为打造更加有温度、有弹性的数字社会贡献研究力量。（供稿：高恺旋 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