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口问题的核心是生态位问题，不是简单的数量多与少的问题。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问题，归结到人口生态位上，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结”——当今世界“诸多问题”在人口生态位上打了一个“结”。解析“问题结”，方能解析“诸多问题”。

——是为题记

人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自变量，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变量。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与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密切关联。同时，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又互为因果、交互影响。基因-环境响应机制是人口策略的基石。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自己的DNA方程式。每一颗聪明的大脑，都会对环境变化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响应。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先后下跌，可能是人类圈复杂度上升引起的人口回响。过去曾以为资源环境决定了增长的极限，现在看来高复杂度才是终极挑战。20世纪人口大爆炸，21世纪人口大转折，人口未来向何处去？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遥遥领先：生态位竞争

在人类出现的时候，生物世界已经变得复杂而神奇。在复杂而神奇的生物世界，人类所以脱颖而出，关键是人类进化出了一个复杂而神奇的组织——能够有效应对复杂而神奇世界的超级大脑。人的生物学学名Homo sapiens，即是“智人”。人类是脑化程度最高的生物，并率先成为神经元黄金时代的领导者。人类大脑复杂而神奇之处，就在于肥沃的大脑新皮质——覆盖大脑半球的灰质。250万年来，人类大脑新皮质“突飞猛进”“增厚增大”，中央前回厚达4.5毫米，枕极厚达1.5毫米，平均厚达2.5毫米，总面积达2400平方厘米。与人类近亲共祖的黑猩猩大脑新皮质厚度约为人类的一半，总面积约为人类的1/4（600平方厘米），这一显著差距似乎向其他物种证明，人类大脑已经“遥遥领先”。依据进化先后顺序，大脑皮质分为古皮质、旧皮质和新皮质。古、旧皮质是三层的皮质，新皮质是六层皮质。大脑皮质分五叶，其中四叶——额叶、顶叶、颞叶、枕叶为新皮质，约占皮质总量的96%。额叶主要与运动有关，顶叶与感觉有关，枕叶和颞叶分别为视觉和听觉中枢。新皮质是生物进化的传神之作，被称作认知—知觉皮层，构筑了人类高级智能居所——我们感觉、思想、目的和意识在这里，我们的灵魂在这里。新皮质中860亿个神经元细胞，如奔涌大海，一刻不停，昼夜不息，负责处理信息、思维、决策等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人脑重量约占人体重量的2%，消耗了人体能量的20%以上。人脑堪称永不掉线的人体中央处理器（CPU）。

一个人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大脑，也就是一个人拥有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中央处理器（CPU）。人的行为是基因-环境协调的结果。大脑由基因预制，负责处理基因-环境协同事务。这一处理协同过程，也是“烧脑”过程。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位竞争（种间竞争），要靠“烧脑”。人类社会内部生态位竞争（种内竞争），更是靠“烧脑”。人类文明嬗变过程，即是“烧脑”过程。一部人类历程，亦是一部“烧脑”史。然而，点燃智慧，让每一个大脑燃烧起来，让每一个中央处理器（CPU）都运作起来，有着非同寻常的进化过程。毫无疑问，人类“烧脑”取得了一骑绝尘的好成绩，令其他生物望尘莫及、自惭形秽。人类从东非大裂谷出发，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迅速占领每一个可能的人口生态位，全球人口总数已超过了80亿人，而黑猩猩生态位停留在非洲中西部，只剩下了区区10万只。

进入21世纪，全球人口生态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世界各国差异依然较大，但全球性“人口焦虑”已经从“大爆炸”到“大转折”，正在向“大衰退”蔓延。中国人口曾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也创造了全球“人口焦虑”的经典范例。中国当年出生人口从1963年的2959万人降至1993年的2126万人，再降至2023年的902万人，人口总和生育率从1963年的7.5降至1993年的2.1，再降至2023年的1.0。人口衰退已不可避免。最终要看速度、力度和影响度。

不少人深感疑惑，我们的祖辈曾经“超能生”，我们的晚辈却又为什么“不愿生”？也有人张口指责年轻人因自私而不生、少生！在我看来，这一指责，缺乏根据，也站不住脚。演化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占据特定生态位，并与环境持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由此形成了基因-环境响应机制。一个生命占据一个生态位，要面对其他生命所占据的生态位，要处理自我生态位与其他生态位的关系。基因有自私、竞争的一面，也有利他、合作的一面。不可能只有竞争、对抗、冲突而没有合作、妥协、共生。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既竞争又合作。选择竞争还是选择合作？要根据环境变化对自我生态位利益影响进行综合权衡。回顾生态位演化历程，地球生物填满海洋、陆地空缺生态位后，成功构建完整的地球生物圈。由此，所有生物成为利益攸关的生命共同体，进入了生态位既竞争又合作的新时代。随着生态位持续分化，生物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走上同位竞争、错位共生、世代协同的进化之路。竞争与合作是复杂生物、众生一体的双层进化机制。有性繁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皆是竞争与合作协同进化的成果。人类是高度脑化的复杂生物，具有更强的基因-环境协同响应能力。人口问题，说到底是生态位竞争引发的基因-环境响应问题。基因无自主意识，选择增加生育还是选择减少生育，不是负不负责任的道德问题，而是基因-环境响应问题。

早在采集狩猎时代，人类遥遥领先的大脑就在生态位竞争中派上了用场。那个时代，基因-环境响应就是追逐水草丰美之地，占据无主的公共属性的采集区、狩猎区，并将其逐步固化成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族群领地。向自然学习纳入了认知架构，在采集狩猎中“开脑”“烧脑”。石器成为好工具，用火成为高科技，语言成为软实力，故事成为硬道理。人类成为利用自然的顶级高手，顺利登上生态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采集狩猎是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产品，是年复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能够提供的人口生态位非常有限。自然荣枯、四季轮回的生态产品流量，决定着采集狩猎再生产的阈值，也决定着能够提供的人口生态位以及人口再生产的阈值。这一时期，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生育哺乳，氏族共同抚养教育。生老病死由自然做主，亲职行为近乎原生态。有人估算，经历20多万年岁月洗礼，向农业时代嬗变之际，全球采集狩猎人口已达500-600万人。黑猩猩的平均寿命40岁左右，采集狩猎人群比这个数不会高出多少。

向自然学习的一个重大成果，即是积累和传承经验知识，继而驯化动物、栽培作物，实现了猎业文明向农业文明的嬗变，创造出新的人口生态位。人工养殖的动物替代野生动物，人工栽培的植物替代野生植物，农耕地替代采集区，养殖场替代狩猎区，人类创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新的生态位。农业时代，人口生态位有所分化，但同质度依然较高，一个家庭是一个人口共同体，共享生态位。与观天时顺地利伺机获取生态产品的采集狩猎方式不同，农业经济复杂度有所上升，农耕地和养殖场需要进行长期经营，需要定居下来、打理呵护，也需要明晰可传承的产权制度。世代传承的经验知识是农业的技术基础，肌肉的力量——人力和畜力是基本驱动力。农业经济需要人几，人口促进农业发展。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新机遇，并形成了新的基因-环境响应机制。“男主外女主内”“内外有别”。儿童与母亲一起，不再像采集狩猎时那样四处漂泊。女性居家履行亲职行为，生育成功率缓慢上升。子女随父母参与农事，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边学习边实践，养育成本不高。父母年迈之时，继承父母资产，填补生态位空缺，继续农业活动。孩子是基因的传承人、经验知识的集成人、农村资产继承人，也是年迈父母的赡养人。在传统农业社会，生育的成本低而回报高。春秋时孔子讲“五十知天命”，唐时杜甫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依据历史资料推测，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均寿命在50岁左右。因战争、瘟疫、饥荒，人口数量会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缓慢增长态势。工业时代来临之际，全球人口发展到10亿左右。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人口爆炸性增长时期，创造了基因-环境响应机制的人口经典。明代末年，哥伦布“生物大交换”导入中国，玉米、土豆、花生等美洲作物相继上岸定植，农作物生态位扩张，促进人口生态位增长。为期115年的康乾盛世，全国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人口从1亿左右暴增到3亿以上，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22%飙升至35%以上。1958年至1978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人民公社，建立了普惠式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使亲职行为简化，释放了生育潜力，全国人口由6.6亿暴增至9.6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稳定在22%左右。新中国建立后，人均寿命大为延长，也是人口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在康乾盛世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同一时期，在欧洲暴发了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思维变革、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推动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拓展了人口生态位，人类圈面貌焕然一新。20世纪下半叶以来，汹涌澎湃的工业化大潮，在中国掀起了四波巨浪。第一波：离农。石油驱动农机，农机排挤劳动力。一个人口生态位上，拥挤看四五个人。人口严重过剩，大量农民闲下来、无事做，在等待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新的生态位。第二波：打工。推行市场化，顺应全球化，迎来投资潮，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合资合作，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人口生态位，离农打工经商成为滚滖洪流。第三波：进城。劳动力向制造业、服务业集中，引发农村人口进城大潮。“打工”是一只脚“离农”，“进城”则意味着有了社会保障，两只脚“离农”，实现了“乡村下”向“城里人”嬗变。第四波：上楼。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是令世界赞叹的中国城镇景观。“上楼”有两含义，一是上楼住进生活舒适、功能齐全的单元房，算是死心塌地做“城里人”。二是上楼进入写字间、坐办公室，进入新分化的生态位。传统农业社会，子承父业是一整套的生态位传承机制。现代工业社会，人口生态位传承机制已经失效，劳动人口需要在市场上寻找新的生态位，或是依托市场自我创建生态位。显然，比之传承机制，市场机制代价更高。

工业化、城镇化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人口生态位变迁引致农业时代基因-环境响应机制消解。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劳动力市场化，传统亲职行为严重脱轨变形。“留守儿童”是大转型时代亲职行为脱轨的写照。爷爷奶奶的“含饴弄孙”，悄然演变为代理亲职行为。“代理”变“亲理”，亦是大转型时代的普遍现象。亲职代理行为专业市场已经有所发育，但其代理收费不菲，并成为提升抚养成本的一部分。父母亲传受的经验知识和能够遗赠的农村财产大多失去效能，而赡养父母责无旁贷。绝大部分育龄人口束缚在忙忙碌碌的职业岗位上，首先要争取自己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存。不少人已背负房贷购房做了“房奴”（透支硬消费），若要生孩子养孩子供孩子上学再做“学奴”（未来硬支出），真是一山未放一山拦。育娲团队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抚养1个孩子到18岁，全部花费合计52万元，与人均GDP比，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仅低于韩国的7.79倍，远高于澳大利亚2.08倍，法国2.24倍，瑞典2.91倍，德国3.64倍，美国4.11倍，日本4.26倍。全国家庭供养1个孩子至大学本科毕业需花费68万元，在大城市特别是高房价的大城市更多。如果生二胎、三胎，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很有可能成为压垮亲职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亲职抱怨房子、孩子是两大“吞金兽”“碎钞机”。另外，推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人们更多的依靠社会化养老服务，“养儿防老”意识正在淡出历史。新的人口生态位使履行亲职行为的成本迅速上升而养育子女的预期回报下降，必然要求重新构建基因-环境响应机制。

目前，全世界冲浪人工智能，必将再次引发人口生态位变动，掀起人类圈“改朝换代”。创新是科学技术的新组合，科学技术累积必然催化创新成果爆炸性涌现。智业新时代，为新业态形成和生态位重组安装了加速器。在机械替代和排挤劳动力之后，智能机器将再度提升替代和挤出效应。新业态创造新的人口生态位（生活位、工作位），其知识技能含量会更高更复杂，为人类基因-环境响应提出新的挑战。

与由简单到复杂的生命进化史一样，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由简单到复杂的复杂化历史。不断攀升的复杂度，将极限挑战人类基因-环境响应能力。

二、极限生存：复杂性挑战

生物进化史就是由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的历史。大约40亿年前，从原始汤中成功演变出第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原始细胞，有机分子聚合一体，走上了由DNA或RNA控制的协同联动之路，混沌不堪的世界变得如此井然有序。从原始细胞到原核生物，再到真核生物，经历了漫长的20亿年时间。由单细胞真核生物到多细胞真核生物，又经了漫长的10多亿年时间。经过30多亿年的积累，终于在寒武纪上演了“生命大爆发”的奇迹。距今5.3亿年前，在2000万年时间内，节肢、腕足、蠕形、海绵、脊索……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相同的各大门派“集体亮相”，形成了海洋生物异常繁荣的景象。与复杂生命大爆发同时发生、同样重要的是生物登陆。海洋生物向大陆生物进化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开启了构建陆地生态系统的新篇章。比植物登陆的时间晚一点，海洋动物也开始登陆进程。5亿年来，复杂多细胞生物走过了极为惊心动魄的进化之路，先后经历了五次“泣鬼神”的生物大灭绝事件——4.4亿年前奥陶纪末期的大灭绝、3.6亿年前的泥盆纪大灭绝、2.5亿年前的二叠纪大灭绝、2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和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导致当时80%的物种灭绝，一并终结了恐龙时代。物种灭绝即是生命被困在进化的死胡同里而无法适应变化了新的环境，只能走上绝路。恐龙灭绝后生态位出缺，为哺乳动物时代到来铺平了道路。哺乳动物具有高复杂度、高智能级、高成本特征，能适时改变自己行为，以适应环境变化。大约70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一批类人猿，如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已经具有社会性。大约250万年前，非洲猿类适应草原环境，开始直立行走，使用简单石器，逐渐分化出人类直系先祖——南方古猿。由此，人类与类人生物分道扬镳。约25万年前，诞生了具有思维能力的智人（人属仅存物种）。25万年来，依靠烧脑力，拓展生态位，创建人类圈。人类是生物复杂化的最高成果，人类圈极限发展终极挑战生物复杂性。

人类圈发展史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都是人口生态位协同联动的创新创造。生产力反映创新创造，生产关系反映协同联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力不断创新发展，生产关系不断优化调整，二者同步趋向复杂化。生产力复杂度挑战生产关系复杂度。人类圈复杂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复杂度的总和。社会每前进一步，复杂度就上升一阶。每一个社会都代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区间。有资料显示，简单的原始社会不足100种社会人格，复杂的现代社会已涌现超过100万种社会人格。人类圈复杂度上升之快，就如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代一样。最初，智人群体缓慢增长并向全球扩散，采集狩猎人群到世界各地开拓新的采集区、狩猎区，并建立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采集狩猎只是简单的利用自然，人口生态位与自然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组织采集狩猎活动、维护采集狩猎秩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规范和治理机制，家庭、部落、方国，在今天看来这一切很简单、不复杂，但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已经很“烧脑”。采集狩猎持续了20余万年，最终被农业所替代。大约1万年前，农业成为新业态，也是那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每每新质生产力涌现时，总是分化产生新的更复杂也更烧脑的人口生态位，引发人口生态位体系和机制跃迁。农业替代猎业的过程，就是开辟农场、牧场的过程，兴办手工作坊，组织集市贸易的过程，也是知识技能、资源利用、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的复杂度全面上升的过程。农业时代，人口生态位与人工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国家征战，战端之始，在于人口生态位之争。适应复杂度上升的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在全面升级。若不适应复杂度上升需要，旧的社会组织结构将会消融，旧的国家治理体系将会崩溃。朝代更替表面上是利益冲突、权位之争，本质上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复杂性替代。历史上开放包容、稳定繁荣、国祚长久的帝国，都是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复杂度与经济社会复杂度协同匹配度高的帝国。250年的工业化进程，令世界变得更为复杂。迅速兴起的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带动全球产业链式发展、集群发展，工业制造与服务贸易国际化，人口生态位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经历一战、二战、冷战，旧的帝国体系和国际体系全面崩溃，新的国家体制和国际体制全面建立。进入21世纪，在全球兴起人工智能浪潮、工业时代向智业时代嬗变之际，人类圈复杂度、人口生态位复杂度加速攀升。全球2亿家庭、80亿人口，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然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性挑战。21世纪人类圈共同面临复杂性问题，包括低生育率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无不与复杂度上升有关。

人类圈复杂度提升，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人口生态位复杂度提升。人口在生态位上劳动、创造，竞争、对抗、冲突程度不断增加。国家性质的治理机制应人口生态位冲突而生，因人口生态位冲突复杂度提升而强化。国家力量是人口生态位力量的总和，反过来又增强人口生态位力量。进入21世纪，统筹协调人口生态位空间、行业、阶梯、流动的矛盾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极为复杂问题。生态位镶嵌套合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人口生态位矩阵。人口生态位矩阵的复杂性，至少可以从四个维度的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考察。即（1）空间位多样性。气候资源丰富多彩，自然地理类型多样，生态系统复杂交错。海洋、湿地、森林、草原、沙漠，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平原、丘陵、山区、高原……“生态好、兴林草”“生活美、兴水利”“要治富、先修路”“富得快、市场带”。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都是人口空间位重要构成部分，国际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镇，城市、乡村、郊野，沿海、沿江（河）、内陆。人口空间位多样性是人类圈复杂性重要表现形态，也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城市圈扩张的深层逻辑。（2）行业位多样性。隔行如隔山，一个行业就像一座山峰。古代，中国俗语讲“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持续分化演生，高等院校设置的专业已经接近1000个。行业之树如同生命之树，不断向顶端生长，不断有新的枝条形成，旧的枝条萎缩。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将进一步分化出新的更高枝的行业，并成为经济社会能量的聚焦点、增长极。在行业新枝上的人口生态位，将会有更高复杂度和更高智能级。（3）阶梯位多样性。过去用“阶级”观念，现在看“阶级”很是粗糙。所有的行业都有阶梯、链条，从低位阶（端）到中位阶（端）再到高位阶（端），贯穿于科学链条、教育链条、职业链条和产业链条各环节全过程。每一链条、每一阶梯，都包含着特有的智能级。人类进步就低位阶向高位阶迈进，不断提升智能级、不断攀登科学阶梯、教育阶梯、产业阶梯。由低位阶（端）到中阶（端）再到高阶（端），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是提升智能级的过程。每登上一个位阶，都需要有更多的能量付出。（4）流动位多样性。人口具有流动性，在不同空间位、行业位、阶梯位上横向或纵向流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定是增加人口生态位供给、增加人口生态位流动性的社会，无数人口（劳动力）与生态位（工作位）都在适配流动之中。反之，则人口生态位减少、流动性走弱。一个人的生态位流动能力，取决于自身所拥有知识技能的能量级。但是，能否顺利实现流动，还要决定于供给生态位所需的知识技能的能量级。有的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有的工作岗位招不到合适的人，本质上即是人口（劳动力）与生态位（工作位）不适配。气候变化、环境变迁、制度调整，都会投射在人口生态位上。现代人类圈的自由、公平与正义，关键聚焦在人口生态位流动秩序上。

人口处在适应高复杂度，高能量级、高成本社会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很烧脑，它意味着获得人口生态位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复杂度社会是高智能级社会，也是高成本社会（简称“三高社会”）。人类创造了知识技能，并带来了人类福祉。然而，知识与技能不能植入基因并通过复制转录遗传给后代，只能通过后代的学习获得。随着知识技能积累量级增加，总量规模越来越大，必然意味着我们的后代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技能的任务越来越重。知识恐慌、本领恐慌成为常态，人生陷入了知识技能苦旅，学习从胎教开始直至终老。这是令人不愉快的适应复杂性代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年轻一代父母使出了王炸——“鸡娃”，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给孩子“打鸡血”。“三高社会”人生起步需要20个寒暑往来奋发苦读，才能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入场卷。进入工作岗位后，开启升阶进位新历程，从学徒到学长，从专家到专家组，从科学家到大科学家，从产业链到产业集群，从低位阶向高位阶，攀登高峰永远在路上。一路向高，勇往直前，车子、房子、孩子永远在路上。

生殖力流失亦是“三高社会”基因-环境响应。所有生物的生殖力都有“保质期”，过期作废。20-40岁是妇女重要生育期，其中20-30岁是黄金生育期。适应“三高社会”需要，生育人口在学习、在竞岗、在安家，等到婚配安居时，已届而立之年。加之，年轻一代“久坐”（区别于“暂坐”）功深（坐教室坐车坐办公室），亦影响到生殖力。合二为一，错过了一半生殖“保质期”。甚至从“不想生”跨过“不敢生”直接进入“不能生”。上海市具有“三高社会”生殖力流失的典型数据，2023年上海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6，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66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2.56岁。户籍人口一孩率为74.03%，二孩率为24.02%，三孩率为1.84%。这意味着妇女黄金生育期已全部流失，能够抓紧利用的是剩余生育期。从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这一组数据观察，上海人口的未来，希望在于人口聚集效应！

人类前途命运已经与高复杂度、高智能级和高成本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以目前我们有限的观察分析能力，尚不清楚已经开启的人类圈复杂化进程有没有尽头？“三高社会”的“高”到底能持续上升到多“高”？人口生态位剧烈变动对人类终极挑战又在那里？极度复杂会不会导致国家或区域治理失效？不婚不育是否意味着社会的细胞——家庭已经走上消溶降解之路？

三、不同凡响：速升与速降

“老龄化”是大家已经习惯使用、具有国际范例的一个热词。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2022年，日本和意大利、芬兰、葡萄牙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人口占比已高于20%，处于“超级老龄化”阶段，其中70%集中在欧洲地区；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等42个国家和地区老龄人口占比在14-20%之间，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62%集中在欧洲地区。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29.9%。

我国采用1956年联合国以65岁标准划线，1953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4.4%，2001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成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3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6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5%……从这一组数据看，中国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而且来势汹汹。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未能评估人口寿命延长、平均寿命增加带来的影响。长寿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人类发展重要成就。然而，在老龄化的算式里却成为问题。新中国建立时，平均寿命不足50岁，自然不存在老龄化问题，1970年平均寿命61.74，也不存在老龄化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人类发展的一大重要成果就是人均寿命迅速上升。1980年66.5岁、1990年68.6岁、2000年71.7岁、2010年74.8岁、2015年76.3岁、2020年77岁，目前已经超过78岁。2035年预期寿命超过80岁。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人口平均寿命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人口平均寿命长。人类生命已经历1.0生物阶段和2.0文化阶段，正在进入3.0科技阶段。未来人类预期寿命会更长，人口生态位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有分析资料推测，21世纪20年代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100岁。

单纯从数字分析，假设老龄标准始终保持不变，在生育率不变情况下，因人均寿命增加就会引发或者增强“老龄化”、因人均寿命减少将会减轻或者退出“老龄化”；在人均寿命不变情况下，因生育率下降、年轻人口减少也会引发或者增强“老龄化”、因生育率增加、年轻人口增加将会减轻或者退出“老龄化”。如果观察分析的时间足够长、样本足够多，这些情形都会一一出现。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情况是，人均寿命迅速上升，生育率迅速下降，因“速升速降”加剧了老龄化趋势。无论是“速升”还是“速降”，都反映了中国人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速升”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1960年代以后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陆续成为老龄人口。“速降”的原因是现有的人口基数巨大，充足供给的劳动力导致生态位竞争强度居高不下，有限分化的生态位需要更高智能级，与其匹配的人口形成冲突加剧。人口再生产周期长，与经济再生产周期不同步。应对“速升”和“速降”需要切实可行管长远的策略。

应对“速升”，构建长寿化响应机制。长寿化是大势所趋，也是千年的变局。要把长寿当作发展成果、当作发展财富。要制定实施长寿人口财富化政策。多数高寿老人，在60岁或更早时退出工作位、留滞生活位，至70岁或更大年龄时依然身体硬朗。长寿人群中，60-70岁人口“老当益壮”，如果有意愿，还可以做很多工作。中国确定60岁退休年龄的时候，人均寿命也就60岁左右，参加工作时年龄只有十来岁，累计工作40多年。如今人均寿命靠近80岁，且还在持续延长中，这意味着从养老金帐户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增加、时长在增加，养老账户持续面临“领多的压力”。同时，因接受教育时长在增加，参加工作年龄在推迟，养老金账户缴费年限在缩短，有的年满60岁时工作时间还不足30年，养老金账户持续面临“缴少的压力”。“领多”与“缴少”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既要解决好“领多的压力”，又要解决好“缴多的压力”，实现养老金账户健康可持续，亦是国之大者。

应对“速降”，布局未来产业。在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因发展转型引发生育率“速降”，亦是千年的变局。首先感受到变局的是医院，各种产前检查的窗口人少了，产房的利用率低了。其次是育儿中心，幼儿园，为婴幼儿服务的机构感觉到没有以前那样忙碌，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再次是小学、中学、高中，以至大学，有的可能要做好关门转行的准备。再然后是各类用人单位，招聘市场没那么拥挤。再再然后，就是产业结构大优化大调整，不少房子也空出来了……与曾经收获人口红利一样，不少行业都会与低生育率陷阱碰面。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再平衡的新阶段。

四、走向未来：拼的就是新质

人创建了人类圈，人口生态位是人类圈的核心。人口的未来，就是人位口生态位的未来。关注人口大趋势，就是关注人口生态位未来。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人口生态位上。人口数据是人类圈——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也是关键。人类圈以人为本，若对人口生态位不闻不问，对人口问题结视而不见，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减量化”是未来人口的大趋势、总趋势。起初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少子化”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太少了”。目前，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0，即夫妻2人只生育1.0个孩子，距离人口更替水平2.1差了1.1。这是人口“减数分裂”，“打半折”的节奏。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PP）2022预测中国总和生育率2030年1.27、2040年1.34、2050年1.39、2100年1.48。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30年13.7亿人、占世界人口16.2%；2050年12.3亿人、占世界人口12.8%，2100年6.3亿人、占世界人口6.1%。看来，人口减少是铁板钉钉。值得讨论的事就是减多少，走出一条什么样的“人口减量化曲线”。从1962年至1997年间，曾经有31个年份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今后每年出生人口若低于1000万，将出现连续多年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应对人口“减量化”，要提前上手，主动作为。

生育率在下降，总人口在减量，而空间位聚集效应能力强的地方人口数量还会增长，呈现人口生态位高聚集大趋势。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镇大中城市，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这是城市化过程已经被证明了的人口迁徙规律。城市化后期是都市圈时代，人口向都市圈集聚。都市圈就像热带雨林、大树参天，提供了更多的可以细分的人口生态位。在美国、日本都市圈持续聚集人口，1970-2020年美国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从18.6%增至29.1%、日本东京圈人口占比从23.3%增至29.3%。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具有聚集人口潜力，必定有人口持续奔赴。更多的地方，人口持续减量不可避免，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切不可麻痹大意，需要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长寿化是普遍趋势，而老龄化人口生态位的差异大。具有吸纳人口能力的都市圈，其预期寿命长，老龄人口亦多，但接收的外来人口是青年人口、新质人口，一定程度上冲减了老龄化问题。这一点，很像欧美发达国家接受移民的效应。但是，年轻人口离开的乡村及中小城镇（以下简称“小地方”），不仅缺少了生机活力，而且加剧了老龄化问题。年轻人口流动的反方向，就是老龄化加速的正方向。不具有生态位优势的“小地方”，也是“穷地方”，在智业化上是“后进”，在老龄化上“先进”。一部分村庄已经消亡，还会有更多的村庄消亡。特别是农村，随着1960年代出生人口相继离世，将会发生土地资源大优化大整合。打一个比方，都市圈如同高大的树木异常茂盛又遮天蔽日，“小地方”如在大树之下的矮木小草，只能利用透过大树缝隙的斜射余光。“小地方”的生态状况，需要给予关切、特别关照。

智业时代是新质人口生态位增生的时代。过去，我们习惯于说“人口红利”。仔细想一想，不简单是因为人口数多，而是因为人口具备了必要的科学素质。巨大的人口基数加上必要的科学素质，又碰见了漂洋过海的现代科技、企业资本、国际市场，各种机缘巧合，创造了无数人口生态位，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这一角度看，经济增长奇迹就是人口生态位奇迹。当经济增长奇迹过后，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上。人口生态位加速向高复杂度、高智能级、高成本分化。无论过去、现在、将来，经济社会发展都需要人口生态位红利。只不过未来中国发展，需要创造人口质量红利，也就是“新质人口红利”——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茁壮成长，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知识创新奔流涌现，思想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俯拾即是。

“新质人口”制胜“三高社会”。高复杂度、高智能级、高成本是智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智业不是资本主义专利，“三高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专利。智业不问“姓社”“姓资”，“三高社会”亦不问“姓社”“姓资”。旧的人口模式，不适应智业时代，亦不适应“三高社会”。对高复杂度、高智能级、高成本社会做出基因-环境响应，就是形成“新质人口”。“新质人口”凝结着深厚的人力资本，需要更多的学习投资、教育投资。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带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口生态位成为高收入生态位。以高收入支持人力资本高投入。面向未来，“房奴”“学奴”将成为历史，“新质人口”无限“钱”景！

经历40亿年进化，人类已具有高度复杂性。人类创建了人类圈，并驱使人类圈复杂度持续上升，经历猎业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直达智业时代，不可逆转的来到高复杂度、高智能级、高成本社会。人口问题的核心是生态位问题。我们不知道人口生态位复杂度的极限在哪里？我们可以把生鸡蛋炒熟，却无法将炒熟的鸡蛋还原为生鸡蛋。我们也无法从高复杂度社会返回简单社会，也没有人愿意去重新适应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在人口问题上，这个公式，那个套路，最终都是徒劳无功。人类文明是一条向前进的单行道，只能勇往直前，以最大的基因-环境响应力，不断创造新质人口生态位、创新人口发展模式，增强适应智业时代和“三高社会”的能力。新质人口，面向未来，始于当下。新质人口，亦是未来新人类。（文/党双忍）

作者注：《和谐》专注知识融通、系统叙事。阅读知识融通、系统叙事的文章，可谓“三生有幸”，一读生苦，二读生甜，三读生香。本文为《和谐》系列11。传统的人口学并未充分理解基因-环境响应机制。所有生物生殖皆有基因-环境响应机制，人类也不例外。基因-环境响应机制是人口政策的基石。文中部分插图源自网络。2024年7月3日成作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