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决策网讯 近日，“改革创新再出发”研讨会在线上召开。这次研讨会由北京泛亚智库国际咨询中心主办。陕西、北京、上海、山西、宁夏、内蒙、湖南等地部分智库专家参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新星》，反映了八十年代改革创新发祥地：河北省正定、山西省原平、辽宁省海城，这是改革创新第一次出发。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改革创新再出发”就是新时代再出发、改革开放再出发、自我革命再出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

 

　　改革创新再出发要做到五个创新：

 

　　一、干部体制改革创新

 

　　纠治官僚主义，推动自我革命

 

　　北京泛亚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介子推文化研究会会长、太原理工大学特聘研究员吴金生同志认为，在改革创新再出发的历史进程中，官僚主义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了脱离群众危险，纠治官僚主义可以从根本上推动自我革命，加速中国式现代化步伐。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如何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如何解决政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党独有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个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而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长期执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此，党的二十大向全党提出“三个务必”要求。同时，再次告诫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出“自我革命”要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次新的出发，也是全党同志的一次新的出发。改进作风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口和突破口，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从文化根源上讲，党内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假定，即权威总是（合法性地）同正确性划等号的，权威即是正确，正确即是权威，凡事正确与否皆要由权威来决定，而不是由客观事实或检验来证明，结果情况往往变成了即使权威知道自己错了，也要把错的当成对的来执行。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个假定，反映到党内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改革创新再出发的历史进程中，官僚主义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了脱离群众危险，也使得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更加严峻。所以，党的干部牢记“三个务必”，自觉纠治官僚主义，可以从根本上推动“自我革命”。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自觉抵制官僚主义、带头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申纪兰和吕日周同志。

 

　　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同志，60年如一日生活工作在农村，她本来已经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但断然辞去职务，直接回了西沟。从此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没有离开劳动，没有离开群众。她说：“一离开土地、离开群众，就浑身没劲儿了；一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来到人民群众中间，就心明眼亮，浑身有力量。”申纪兰用一生的坚守告诫我们，党的干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贪图享乐，而是要把根扎在最基层，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中共十六大代表、原山西省体改委主任、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同志当年创造的长治方法、长治经验，推行自逼机制、公开批评与公开自我批评和舆论监督、公选干部、带头带领带动等一整套方案，其精神实质就是自觉践行“两个务必”，抵制官僚主义，推动干部体制改革。吕日周同志主张，党的干部必须到群众的疾苦中体验苦，在群众的情感中培养情，人民群众的血脉，才能真正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吕日周同志批评官僚主义，我们常常这山望着那山高，官僚习气重，难进门，难见人，难沟通，和人民群众隔一层。吕日周同志有几句名言，开会+落实＝0，布置工作+不检查＝0，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落实就要“三敢”，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落实就要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追究责任。谁不落实，就落实谁，让你的名呀利呀统统落地。

 

　　当前，全党同志正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三个务必”要求，纠治官僚主义，从根本上推动自我革命，申纪兰同志根扎基层的事迹和吕日周同志的长治实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仍然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值得党和政府决策部门进一步宣传和推广。

 

　　用是否忠实践行延安精神来识别使用干部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刘小龙同志认为，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延安精神是在延安十三年期间，党的领袖、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人民，自觉展现出来，并被精心培育、倡导、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理论品质、政治操守、革命意志、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生活方式、人格魅力等群体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显著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凝心聚力、克敌制胜、引领党和人民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行动科学，是指引我们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个人认为，要想如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必须用是否忠实践行延安精神来识别和使用干部。一个忠实践行延安精神的干部必定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新时代好干部。

 

　　看一个干部是否忠实践行延安精神，一是必须看这个干部是否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质上就是遵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把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落实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上，坚持忠实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方向。对于干部个人而言，所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特别是本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创造性地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落实到完成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与具体工作目标上来的政治方向。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地落实融入到自己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千方百计地使党的正确主张和所在党组织的科学决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直至圆满胜利地实现乃至超越预期目标。只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正确把握国内、国际局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由衷地拥护和全力的支持。二是必须看干部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我们肩负的繁重任务，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行不通的。”要解决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等困难和问题，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反“左”又反右，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就必须用好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顺应人民期待，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对于干部个人而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方面表现为敢闯、敢冒、敢试，以敢为天下先、敢于担风险的改革创新“急先锋”姿态，勇于挑“重担子”、啃“硬⾻头”、接“烫⼿⼭芋”，逢⼭开路，遇⽔架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杀出⼀条⾎路来”；另一方面表现为“不装、不吹、不偷”，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精神，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三是必须看干部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郑重宣告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在党的七大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在现行党章中则更是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对于干部个人而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牢记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就是要以“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价值追求，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习气与恶劣行径，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就是要“眼睛向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自己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而激励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投身到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四是必须看干部是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越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越要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对于干部个人而言，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生活作风和勤俭节约的行为习惯，反对奢侈，杜绝浪费，始终与群众同声共气、同甘共苦；就是要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藐视一切困难，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高度自信战胜一切挑战，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的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历史自觉带头担当作为，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不断地做好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强基础、增动能、添后劲的具体工作。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在新征程上，用是否忠实践行延安精神来识别使用干部，把忠实践行延安精神，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新时代好干部及时地选出来、用起来，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呼声。用是否忠实践行延安精神来识别使用干部，把忠实践行延安精神，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的新时代好干部及时地选出来、用起来，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注重选人用人导向

 

　　北京泛亚智库国际咨询中心秘书长王文研究员认为，选人用人导向是从政环境的风向标、晴雨表。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怎样是好干部？2013年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好干部的标准作出了概括：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20字的好干部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成为新时期干部工作的“风向标”。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鲜明地将好干部标准写进总则第一条，把好干部标准落实在干部工作原则、条件、程序、纪律中，落实在党组织动议酝酿、推荐考察、核查把关、讨论决定中，为着力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培养造就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提供了制度保证，成为新时期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

 

　　二、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北京泛亚智库理事长张伦认为，中央号召我们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Web3.0、ChatGPT、云计算、物联网、5G、6G、数字人、脑机接口、量子科技、星链、隐私计算、新IP、新硬件等新技术，实现科技强国。

 

　　三、经济创新：培育中产阶级

 

　　宁夏湖南商会终身名誉会长刘兆荣同志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创新的重大课题！中共二十大提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课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解决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分两步：

 

　　第一步，扩大中产阶级比例

 

　　扩大中产阶级比例，推动共同富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四亿以上，约占28%——30%，理想社会中产阶级占90%，富人和穷人各占5%。

 

　　第二步，防止中产阶级陷阱

 

　　中产阶级陷阱是指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停留在这个水准的情况，即经济停滞的状态。中产阶级陷阱通俗的说就是人们通过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等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舒适，这种状态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符合中产阶级的身份，为了购买更好的房子、车子、奢侈品等造成了一种收入提高的同时负债也变得更高，即高资产、高负债，一旦家庭出现什么大的变故，就可能抵挡不住，这就是中产阶级陷阱。

 

　　有人说上述问题只要资产足够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你资产增高的同时，你的消费能力也在提升，只要不改变这种思想，收入是很难改变这种状态的。高资产、高负债，经济停滞。中产阶级陷阱是全世界发展中的共同难题。

 

　　四、文化创新：建设新时代文化园区

 

　　内蒙古哲学家李长域介绍，山西新星书院是新时代的文化园区。园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石头文化、集邮文化、饮食文化、晋商文化、清明文化等。

 

　　五、生态创新：做好碳中和工作

　　陕西延安退休干部高应才同志认为，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一般折合为二氧化碳来计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又称“零碳”。碳中和是一种新型环保形式，碳中和能够推动绿色的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1期报道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山西省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同志到正定参观，临行前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

 

　　以下是《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一期的文章：

 

　　迎难而上 越挫越勇

 

　　1969年1月13日，北京站，人山人海。知青、来送行的家人、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挤满了站台。

 

　　这是北京知识青年即将启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知青专列”上。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又冒着滚滚飞扬的黄土乘坐卡车，再步行10里山路……最后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

 

　　有知青坦言当时很失落，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初到乡村，习近平心中同样茫然：“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他被分到了梁家河大队。

 

　　“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那种疼痛感习近平一直记得：“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

 

　　吃的也不好，同行的知青回忆：“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

 

　　还有数不清的农活。“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知青王燕生回忆，“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

 

　　另外，父亲仍在监管中，尚无明确结论，始终似一片乌云悬顶……

 

　　艰苦的生活、不幸的境遇、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其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最初，习近平也并不能完全调整好心态。“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彷徨、迷惘过一段时间后。曾经参加过革命的姨姨和姨夫的几句话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一席话振聋发聩，让原本迷惘的习近平豁然开朗。

 

　　他开始没黑没白地干活，风里雨里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一样一样地学。没过多久，习近平就连过数关，“不怕咬了”“什么都吃了”“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还成了“最壮的劳动力”。

 

　　对于信仰的追求，习近平同样拿出了迎难而上的那股子韧劲。为了加入中国共青团，他写过8份申请书；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写了10份申请书。第一次写入团申请书，公社书记坚决不同意，还把帮习近平递申请书的大队支部书记骂了回来。但习近平毫不气馁。“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过几天，他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习近平后来回忆，当时心中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无疑，支持他的是心中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和面对困难越挫越勇的宝贵品质。

 

　　习近平在繁重劳动之余还在一直坚持学习。为了让时间得到最高效利用，他“多线程操作”：白天干活，劳动休息时看书，放羊时也在黄土高坡上看书，到了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

 

　　受挫不短志、逆境也涅槃。“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曾经同住一孔窑洞的知青戴明说，“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

 

　　习近平自己则这样总结：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几十年后，习近平这样勉励广大青年：“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源于理解，更源自生活。

 

　　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

 

　　1984年隆冬里的一个清晨，正定火车站。守在站台上接牛的人群突然热闹起来：“个头真不小。”

 

　　习近平曾回忆这段往事：“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这批牛的到来，带动养牛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正定面向县外的一笔“大买卖”。

 

　　正定人至今难忘，30多年前，正是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正定打开封闭的大门，拆掉思想的围墙，迎来八面来风。

 

　　1983年，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赵村群众交谈。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怎么办？习近平力推农村改革。在习近平的倡导下，1983年1月，正定在河北开创先河，全面推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两三年时间，全县农业总收入翻了近两番。

 

　　“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习近平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让所有人耳目一新，更让正定实现了“利城富乡”。

 

　　山西省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同志到正定参观，临行前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

 

　　这是1985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一篇通讯里的一段描写，报道的正是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领导下“高产穷县”的新面貌。

 

　　那个时候，习近平刚过而立之年。

 

　　两年多前，习近平放弃了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正定，先后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刚来的时候，正定头戴粮食高产县的帽子，却连温饱都没解决。

 

　　“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上任没多久，从三角村调研回来的习近平这样向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发问。

 

　　“我了解。”程宝怀回答。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习近平郑重地说。

 

　　不久之后，好消息传来，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始终果断干脆、态度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