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道道地地的关中人，我是把黄土高原的陕北当做自己的故乡了。

　　

 

　　所以故乡，自然有故乡的理由，如我心里想的，是把生养了我的故乡周原，看做了我的天堂呢！我不知天堂在哪里？也不知天堂远不远？更不知天堂好不好？但我和芸芸众生一样，是很向往天堂的。不过我又发现，凡是向往天堂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是上到天堂去了。然而他们去了天堂，却也悲惨得很，就再也不见回来。这叫我糊涂而迷茫，糊涂那么令人向往的天堂，迷茫那么使人着迷的天堂，怎么如我们的人生路一样，是一张单程票！那样的天堂是该警惕的呢，因为那是亡魂的天堂。所以我要说了，我们是还有自己灵魂的天堂呢！这个天堂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乡了。热爱天堂一样的故乡，不仅养成了我们的身体，成熟了我们的灵魂，更养成了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梦想……我们精神昂扬，我们灵魂饱满，我们是故乡的宠儿，我们自由地出入在故乡般的天堂，故乡教化着我们，我们为故乡是该做些努力的呢。

　　

　　广袤的古周原是我的故乡，广漠的陕北也是我的故乡。

　　

　　历史的周原，高迈的陕北，既然都是我天堂般迷人的故乡，我是不能厚此薄彼的，所以我既深爱着我生活成长的故乡周原，又深爱着给我文学灵感的故乡陕北……2007年的时候，在西安日报社讨生活的我，架不住心的召唤，想要逃离媒体工作，继续我差不多中断了二十二年的文学梦想。早在1985年时，懵懵懂懂的我，一头闯进文学的天地中，当年的《当代》杂志第三期以头条的位置，推出了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渭河五女》。可以说，我心怀的文学梦想，获得一定的安慰。但我毅然决然地放手，不再触碰还在心里热着的文学。因为我心知肚明，文学是高贵的，而且还极其高迈。我算什么呢？大概只有那么点儿朴素的乡村生活而已。这是不够的，太不够了。我需要新的积累，既是生活的，还应是文化的，特别是被割裂、被误读的历史文化。我要补上这一课。

　　

　　我一点都不急，在新闻战线的火焰里冶炼了近二十年，到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我给西安市的主要领导写了一幅“给自己留点时间，给他人留点空间”的书法条子，即毅然回到我生活的故乡，动手写了两部古周原上的中篇小说后，懵懂着，却也豪迈地北上陕北，在陕北钻了几条山沟，翻了几道山梁，听了几多信天游，最后来到黄河边的乾坤湾，住在一户村民的家中，写了那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

　　

　　对于给予我文学灵感的陕北，我谋划着是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但哪里是我着墨的始发地呢？当然是延川县的乾坤湾了。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乾坤湾啊！我把我对文学故乡陕北的回报，义无反顾地确定在了这里。我当初写作《手铐上的蓝花花》的那户农家院子，对我是最有吸引力的，这次来了，我是还想住在那处民居窑洞的，但延川县我交往深厚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今日乾坤湾的情况。他们说峡谷底的黄河岸边新建了宾馆式的窑洞院落……住到黄河水边去！我听了心里大热，当即在他们的引领下，毫不犹豫地下到黄河边上来，住进了建成不久的河谷窑洞宾馆。

　　

　　晚饭就在窑洞宾馆用了，是最纯粹的陕北饭食——凉盘子有杂粮拼盘、凉调羊杂、凉拌三丝、甘泉豆干、鸡蛋泡泡……热碟子有清炖羊肉、洋芋擦擦、苦菜黏洋芋、米脂驴板肠、麻汤饭……我一副关中西府的胃口，倒是对陕北吃食特有兴趣，大快朵颐，吃了一个痛快。

　　

　　晚饭后，我绕着黄河的乾坤湾走，我一直地走，这便遇见了一位捉蝎子的人。年少的时候，我也是捉过蝎子的，知晓蝎子的药用价值，突然再见一个捉蝎子的人，让我顿觉亲近了许多。遂站在他身边，与他聊了一会儿。知他来捉蝎子，是为一位老人疗疾用的，而那位老人，是一位甘居家乡的老红军。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想要拜访那位老人。可捉蝎子的人告诉我，老人住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里。

　　

　　我记下了那位需要蝎子疗疾的老红军，想有机会，是一定要去拜访他的呢。

　　

　　是夜我住在黄河边上，听着黄河的流水声，我睡得踏实极了，不过，睡梦中似还听到了曲名叫《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的信天游……最初的时候，我是从一位白姓老汉的嘴里听到这曲信天游的，他一开口，像是兜头砸了一闷棍，即让热爱文学的我，对于文学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醒悟。我感慨白姓老人家那曲信天游的立场与力量,不仅壮大着我文学的底气，还壮大着我生命的追求。我把这曲信天游学唱下来了：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

　　

　　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

　　

　　三月里桃花满山红，

　　

　　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

　　

　　……

　　

　　游历在陕北的山山梁梁、沟沟峁峁里，总有机会认识如白姓老汉一样的人。譬如米脂县杨家沟，有个与我的家乡扶风县名字一样的镇子，即扶风镇。一次到那里采风，我遇到了另一位老人，我们从“扶风”两个字说起来。说得开心时，他张嘴便吼唱了白姓老人唱的那曲信天游的后一段：

　　

　　天上的星星排对对，

　　

　　人人都有个干妹妹，

　　

　　骑上那个骆驼峰头头高，

　　

　　人里头就数上咱二人好。

　　

　　这位老人唱了这曲信天游的后一段后，与我拉起话来。让我知道这里的扶风镇，确与我们关中平原的扶风县，血脉相承，是一家子人哩。他们明末清初，为躲祸乱，从故乡扶风县来到这里，开辟了这里的扶风镇。老人家这么说了后，加重了语气，还说了这样两个字：道道。老人家说：人这一辈子，是要讲道道的。就像信天游里唱的那样，人爱人，就是道道。老人家还说：男人爱女人，就是道道。

　　

　　我在陕北的山山梁梁上走，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里翻，走了许多山沟，翻了许多梁峁，见了许多人，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不断地累积着“道道”两个字，到最后，我是坚信，陕北的语言体系里，道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词汇。他们嘴里讲道道，做人讲道道，做事讲道道，无道道不成方圆，无道道非天地人伦。

　　

　　“道道”二字影响着我，启发着我，感应着我，在我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便蛮不讲理地安排了一个人物，他叫“道老汉”。

　　

　　道老汉可是那位我在黄河乾坤湾采风时，想要拜见而没有见上的老八路？还别说，确实是他了。而且还不只是他一个人，是像他一样的一群人哩。2019年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推荐了部分作家，参与脱贫攻坚战的现实创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领到的任务便是去陕北采风写作。轻车熟路，我从北京赶回西安，稍作休整，就上了陕北。其间，我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乾坤湾边有过的一个念头，便走进了“八一敬老院”。原本我是想找到那位老八路的，但由于他身体的原因，我便没敢打扰他。不过，这里的老八路、老解放多得是，据敬老院的服务人员说，有二百多人呢！其中就有吼唱了《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的白姓老汉。

　　

　　我是惊讶了，待我撵到白老汉的身边，他不仅认出了我，还记得给我教唱信天游的事儿。然而，也仅如此，我想要从他身上挖掘点创作素材，却被他淡淡地谢绝了。白姓老人家拒绝的词汇，依然是他说给我的那两个字：道道。白姓老人家说：我那点事有甚好说的呢？白姓老人家说：道道。这里有故事的人多着哩。

　　

　　确如白姓老人家说的那样，能够住进“八一敬老院”的人，不是老八路，就是老解放了！我调整好自己的语气，在“八一敬老院”负责人的引导下，用了一下午的时间，与六位谈吐自若的老八路、老解放，作了较为深入的恳谈。

　　

　　他们六人是：同景飞，93岁，志丹县意镇人。原359旅轻机枪手；

　　

　　孟振亚，90岁，洛川县石头镇人，原359旅重机枪手；

　　

　　王步福，101岁，宝塔区蟠龙镇人，原359旅战士；

　　

　　王乃胜，92岁，延川县永坪镇人，原西北局战士；

　　

　　高志昌，89岁，安塞县坪桥镇人，原西北局战士；

　　

　　李福功，88岁，米脂县城关镇人，原西北局战士。

　　

　　与几位革命老人恳谈，他们说得最多，也最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暖”。志丹籍的同景飞老人，回忆说了，他们兄弟姐妹满共九人，吃不上穿不上，前前后后饿死了他几个哥哥姐姐。为了他能活下来，13岁的他就被父母送去参了军。刚参军时年纪太小，做不了甚，就整天纺线线，他很能纺线线哩，一天纺个七两八两的棉花，不在话下。他因此还获得了纺线线能手称号！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大生产，他更是一把好手。最后同景飞跟上队伍上战场，扛着枪，打胜了扶眉战役，并且一直往西去，解放宝鸡，解放天水，解放兰州……

　　

　　同景飞老人家与我恳谈时，他身上是穿了军装的，在他军装的左胸前，佩戴了几枚亮灿灿的军功章，这使得同景飞老人家看上去神采飞扬、雄赳赳气昂昂的。他军功显赫，却如此淡泊心静，这要有怎样的修养，才能做到呀。

　　

　　同景飞老人家讲说他的经历时，也不失时机地要说“道道”的。

　　

　　不只他要说“道道”，与他同住“八一敬老院”的老八路、老解放，恳谈拉话的时候，是也要说“道道”哩。

　　

　　我与他们的恳谈深入着，越是深入，“道道”两个字他们说得就频繁，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叠字的“道道”，可不是陕北人措词时喜欢叠字叠句那么寻常，其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是可以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层面来看待的。

　　

　　我文学的主人公道老汉呢？他是必须懂得爱，知道爱的。因为爱就是陕北的山山梁梁，沟沟峁峁里最受尊崇的“道道”，唯有“道道”上的爱，只有“道道”上的爱，才能活出个人样儿来。

　　

　　道老汉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倾心书写的《乾坤道》就有了灵魂。但仅有一个道老汉是不够的，我在陕北的山山水水间、沟沟峁峁上寻找陪伴道老汉的人物。可以说，我寻找得并不艰难，我寻找到了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他们手携手、脚跟脚地走进了我的小说《乾坤道》里，极大地丰满了《乾坤道》的人物形象，使得《乾坤道》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要知道，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是插队落户到了陕北来的北京知青。

　　

　　看过几部研究陕北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专著，知晓抗战时期的红色延安，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理想、有梦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陕北红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反封建，反独裁，反帝国主义，为救国富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乾坤道》里的柯守国、古月华，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代表了走进陕北的第一代知青。我不能说后来的北京知青，与他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也不能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仿佛天造地设一般，在柯守国、古月华他们第一代知青离开陕北二十多年后，更为集中，更为广泛的就是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到陕北来的北京知青了。权威性的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劳动志》，清楚地记录下了这件事，自1969年开始，先后有四批共两万七千二百一十一名北京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北京来到陕北，插队落户在一千六百多个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1979年初，北京知青开始大返城，他们绝大多数从插队落户的陕北小山村，或是参军入伍，或是参加高考，或是返城回家，离开了陕北农村。不过，走得并不是很彻底，《延安日报》2001年8月22日报道，至今仍有200多名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选择留在了陕北。

　　

　　北京知青无论留下，或者离开，都对陕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把我的视野投向了他们，我把我的笔触也伸向了他们。

　　

　　我所以选择了延川县黄河流经过的乾坤湾，做了我小说的根据地，是因为我听延川县的朋友说，我敬仰的知青作家史铁生，插队在这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黄河的流水，喜欢听黄河的波涛……还有路遥，也是道道地地的延川儿孙呢！路遥在他关于故乡的记述中，也讲了他热爱黄河乾坤湾。

　　

　　我追寻着史铁生的足迹，还有路遥的足迹，想象着他们的想象，也站在了黄河岸边的乾坤湾。站在乾坤湾边，我问了黄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是上海知青、天津知青，西安、武汉、广州等城市的知青，他们曾经去了北大荒，去了西双版纳，去了贵州的十万大山……他们回城了，其中的一些有创作才华的人，把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写成了文字。我阅读了许多那样的文字，这些文字中充满苦涩。我把这些文字，与史铁生写下来的文字做了对照，发现他们之间的观念与观点，大为不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刻画了他曾插队落户的陕北，满满的全都是怀恋，温暖而又温馨，不见一词一句的不满，更别说怨恨了。

　　

　　不只史铁生这样来写他插队落户的陕北，还有陶正、梅绍静等一批作文作诗的人，发表出版的文章和诗歌，也如史铁生一样，对他们插队落户的陕北，充满了一种饱满的感念之情，他们爱陕北，爱得深，爱得真，爱在了他们的心窝子上。

　　

　　站在黄河岸边，面对着那一道巨大的名叫乾坤湾的湾，我又向黄河发问，是北京知青们的心肠好、重感情？还是陕北人的心肠好、重感情？

　　

　　滚滚的黄河没有回答我，但我听得懂黄河的心声，正如黄土高原的陕北孕育出来的信天游唱的那样：

　　

　　山沟沟里磨日月磨道道里转，

　　

　　苦水水煮人人泪蛋蛋漂起个船。

　　

　　山丹丹开哟山洼洼红兰花花开哟满坡坡蓝，

　　

　　受苦人呀知道受苦人的难。

　　

　　老实说，北京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来陕北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难。像陕北的山水，陕北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也同样的受难了吗！因为受苦人知道受苦人的难，大家一起承受了苦，承受了难，苦也就不是苦了，难也就不是难了。

　　

　　陕北人不仅把“道道”说在了嘴上，还落实在了行动上。他们最讲究的是，为人应该信“道道”，有“道道”，说“道道”，守“道道”，尊“道道”……在“道道”这一基本准则下，插队落户在他们村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着的北京知青，耳濡目染，是也跟着陕北人有了深刻的“道道”了呢！

　　

　　不能说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就是插队落户在陕北的知青代表，但我把他们热情地邀请进了我的小说，就是想要他们文学地与最讲“道道”的道老汉一起，以他们的生命体验，充实并升华我小说的艺术品格。

　　

　　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千真万确，是来到陕北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第二代知青了。

　　

　　那么第三代知青呢，他们是谁？罗乾生、罗坤生、柘川秀、柘河秀他们就是。

　　

　　罗乾生赴美留学，学成回国，便投入到秀美山川工程的伟大实践中，他是专业的，他是专注的，他业已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罗坤生学习罗衣扣，立志乡村教育事业，并在罗衣扣的开导下，参加进了亲生母亲田子香的团队，为富裕乡村作着他的贡献……柘川秀、柘河秀姐妹俩，在选择职业时，义无反顾地返乡回村，走进大学生村官的行列，继续他们父母辈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他们本来都有留城工作的机会，可他们偏偏选择了乡村，他们让人钦佩，令人感动。

　　

　　他们不期而然地撞进我的生活，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去年组织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我受《中国作家》杂志推荐，参与其中，深入到陕北的延安。在当地宣传部门的领导，特别是作协领导霍爱英及几位朋友的陪同下，走访了宝塔区、延川县、子长县、安塞县、甘泉县、黄陵县……我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还有他们的土窑洞、土炕头，认识了许多大学生村官和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我记在心头的就有马秀、卢继霞、汆春妮等等二十余人。

　　

　　名正言顺，他们就是第三代知青。

　　

　　一代一代又一代，黄土高原的陕北，来了三代知青，每一代有一代的精彩，有一代的积淀，有一代的树立。我因此要说，这是陕北的大幸，也是三代知青的大幸，更是祖国的大幸……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曾经说过，“陕北自古就是一块古老神奇的土地，这里的每座山、每道沟、每一个村庄，每走一处，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挖掘这些深层次的艺术宝藏，无疑是对这块土地最好的回报。”我一个关中道上的人，真诚地把陕北当做了我的文学故乡，我有理由为我神奇的文学故乡，塑造出新的传奇来。

　　

　　三代知青在陕北，他们启发着我，我感谢他们，感激他们。（文/吴克敬）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