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气候变化日益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发表重要讲话。

　　

　　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期间进一步强调：“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对相关行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需如何积极应对？

　　

　　责任编辑  张永军

　　

　　对话嘉宾

　　

　　谷树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陈   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姜克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长松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既展现大国担当，又是美丽中国内在要求

　　

　　问题一：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该目标意味着什么？

　　

　　陈迎：碳达峰与碳中和二者联系密切，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与2035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第一阶段目标相吻合，是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第二阶段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与《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相一致，与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2020年，各国在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同时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呈现积极势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积极行动，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挑战、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注入信心。

　　

　　刘长松：这一承诺顺应了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大势，是提升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与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深化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从全球层面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利于应对国际减排压力，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内来看，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向往还有不小差距，加快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协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谷树忠：中国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是全球关注的国际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并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落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的态度始终鲜明而坚定，目标如一而笃定，行动迅速而有力。

　　

　　制度、人才、国土等突出优势成履约保障

　　

　　问题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陈迎：从排放总量看，我国碳排放总量巨大，2020年约占全球的29%，是美国的2倍多、欧盟的3倍多，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碳减排量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从发展阶段看，欧美各国经济发展成熟，碳排放进入稳定下降通道，而我国GDP总量虽跃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发展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尚未达峰。要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能源低碳转型，难度很大。同时，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相应地，所要付出的努力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

　　

　　谷树忠：一方面，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短板较为明显：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源需求旺盛，抑制能源总量、全面碳减排任重道远；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我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仍占较大比重，产业转型任重道远；发达国家以非煤能源为主体能源，而我国尽管已成为风、光伏、水发电能力最大的国家，但仍以煤为主体能源，能源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我们在制度、人才、国土等方面优势突出，为实现目标提供了充分保障。未来，我国可通过健全法制、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完善规制，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进步、人才支撑、投入保障，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贸易革命，确保如期实现目标。

　　

　　姜克隽：需要看到，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企业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前面，这对我国能源转型、经济转型的技术支撑造成不小压力。中国企业要尽快设置与国家碳中和相一致的碳减排目标，并在技术研发和企业转型路径上进行部署，以期在经济转型中赢得先机。

　　

　　刘长松：我们的优势和机遇至少有如下几点：

　　

　　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规模优势，能源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30%左右，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大幅下降，从2012年占比68.5%下降到2020年的56.8%。

　　

　　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9%，均超额完成了2009年承诺的目标。

　　

　　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政策持续完善。绿色金融、绿色债券快速发展，为清洁能源企业融资带来便利，国家碳市场的启动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加大节能降碳领域投资力度。

　　

　　实施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问题三：有专家预计，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持续推进，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会受到较大影响。这些领域应如何科学应对？

　　

　　谷树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能源生产部门影响最大，其次是能源主要消费部门。前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尤其是煤炭行业生产总量将受到规划限制。后者包括交通、建材、建筑等行业，其能源需求总量、结构等将发生重大变化。集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电力行业特别是火电行业，将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受到压力，电力行业的低碳绿色转型、“碳脱钩”趋势将最为突出，风、光伏、水发电总量及占比将持续提高，清洁低碳电力的经济性能持续改善。然而，“绿电”的使用还存在不少限制，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电网改革，增强其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改革上网电价制度，向“绿电”适度、有序倾斜；推进“绿电”技术创新应用，提高其技术性能、经济性能。

　　

　　姜克隽：当前，我国已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目前已经有央企公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宝武钢铁、国家电网、中石化等，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公布了碳中和目标。

　　

　　刘长松：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推动钢铁等重点行业率先达峰、煤炭消费尽早达峰；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筑发展。企业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增加绿色低碳投资，加强碳资产管理，打造碳中和产业与服务供应链，积极参与国家碳市场建设，努力引领行业应对气候变化。

　　

　　增强领导干部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问题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这对各级党委政府、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了什么要求？

　　

　　陈迎：碳达峰、碳中和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首先要先学一步，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其次要摸清家底，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最后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要有打耐力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谷树忠：各级党委政府要心怀“国之大者”，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其他相关规划计划、行动方案等，部署安排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相关工作，重点做好碳减排、碳封存、碳吸收、碳利用等工作，推动能源低碳绿色转型、产业低碳绿色转型、贸易低碳绿色转型。

　　

　　刘长松：目前，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对碳达峰、碳中和认识不足，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了解不深、重视不够。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加强干部培训是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科普工作，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干部培训体系，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以生活点滴“小努力”，达成节能减排大目标

　　

　　问题五：碳达峰、碳中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让人人动起来，为节能减排出份力？

　　

　　姜克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自身行为对保护生态很重要，但绿色消费、减少污染、分类投放垃圾等行为领域，仍然存在“认知度高、践行度低”的现象。建议政府发布碳标识，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产品和服务不能进入采购范围，以此推动全面营造绿色低碳乃至零碳消费氛围。

　　

　　陈迎：日常生活是碳排放的重要排放源。按消费侧排放计算，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碳排放与家庭排放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实现不仅要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深刻变革，还要创造改变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如完善支持行为改变的基础设施，提供增强生活便利度的公共服务，对绿色低碳生活提供激励、给出多种选择，等等。

　　

　　刘长松：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是一项长期过程，要研究制定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促使碳达峰、碳中和的“全民行动”变为现实；要探索更多个性化体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从自发向自觉转变。比如，旅游、交通等行业可制定多样化、创新性的激励型碳补偿、碳普惠措施，为消费者践行碳中和行动提供便利条件。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国际经验可借鉴

　　

　　文/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尽管发展阶段与具体国情不同，但发达国家碳达峰的现实历程及碳中和的政策走向，对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一：碳达峰有其自身规律，政策驱动可提前达峰

　　

　　目前全球已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实现碳达峰。

　　

　　碳达峰可分为自然达峰、社会变动和政策驱动达峰三类。自然达峰过程，与一国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时碳排放就开始达峰并持续下降；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时，碳排放也开始达峰并下降。在此过程中，环境政策规制在客观上对碳达峰起到协同促进作用。

　　

　　1990年，联合国启动了政府间气候谈判，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日趋严格的气候政策促进了发达国家碳减排、碳达峰。发达国家的碳达峰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主要措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燃料替代、能效技术进步、碳密集制造业转移等。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目标是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条件下施加严格的目标约束，要注重发挥政策驱动作用，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实现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启示二：能源转型是重点，公正转型很关键

　　

　　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三项呼吁：取消全球所有计划中的煤炭项目，敦促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致力于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其他国家则在2040年前淘汰煤炭；停止对煤炭发电厂的国际资助，将投资转向可持续能源项目；启动全球努力，所有煤电厂逐家过渡，最终实现公平转型。

　　

　　全球逐步将减少煤炭生产和消费提上日程。由加拿大和英国共同发起，于2017年11月成立的“助力淘汰煤炭联盟”目前已吸纳104个国家、城市、区域和国际组织成员。英国决定到2025年全部淘汰煤电，北欧国家大都在2030年左右淘汰所有煤电，德国2038年淘汰所有煤电。同时，国际主要金融机构陆续退出对煤电的投资。

　　

　　发达国家在能源转型中遇到一些风险和困难，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社会矛盾甚至政治动荡。世界资源研究所研究估计，到2030年，煤炭发电、石油开采和其他行业的6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消失，而新的绿色工作将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技能，如果不以公正公平的方式做好过渡，将给受影响的工人及社区造成巨大困难。

　　

　　与欧盟相似，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因地制宜制定碳达峰时间表、路线图，特别要关注高煤炭依赖地区低碳转型的公正性，寻求平稳的解决之道。

　　

　　启示三：走向全球碳中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

　　

　　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2020年，中美欧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50%以上。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三方做出的决定对世界气候和能源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往往是长期性的，需要连贯性和稳定性。欧盟一贯支持气候倡议，通过了更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在低碳技术部署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正以巨大决心和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反复“停—启”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其在国际减排进程中的效力。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从未缺席。近年来，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为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并将与各国一道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

　　

　　治理绿碳空间  丰盈绿色碳库

　　

　　文/党双忍

　　

　  　陕西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人们已经清楚，碳在地球上主要有四种存在形式，形象而言，地球有四个颜色的碳库：

　　

　　一是黑色碳库。即“黑碳”，封存于岩石圈的碳，主要以碳酸盐的形式存在，约占地球碳总量的99.9%。二是灰色碳库。即“灰碳”，存在于大气中，以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形式存在。三是蓝色碳库。即“蓝碳”，存在于海洋水体中。四是绿色碳库。即“绿碳”，存在于陆地生态系统。地球生物圈面临的“碳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活动改变了原来的碳循环格局，挤占自然生态空间，毁坏贮存“绿碳”能力，扩大农业和城镇空间，动员与排放“黑碳”，导致了“灰碳”浓度增加，加剧了地球“温室效应”。

　　

　　碳是生命之基。生物大分子以碳为骨架，如果没有碳，生命就无法成“形”。生命之碳，源于绿色植物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灰碳），经光合作用转化为葡萄糖，再经生化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绿碳），经由食物链传递，转化为动物体内碳水化合物（绿碳）。通过呼吸作用，动植物把一部分绿碳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并释放进入大气（灰碳），另一部分则构成生物机体，在机体内贮存（绿碳）。动植物死后，通过微生物分解作用，尸体中的碳（绿碳）成为二氧化碳排入大气（灰碳）。一部分动植物残体，在微生物分解之前即被沉积物所掩埋（封存）而成为有机沉积物。经过悠长的年代，有机沉积物在热能和压力作用下转变成矿物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等（黑碳）。在风化过程中或作为燃料燃烧时，黑碳氧化成为二氧化碳排入大气。

　　

　　森林空间就是绿碳空间。有资料显示，森林空间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陆地生态空间绿碳总贮量1834Gt，其中地上部绿碳贮量562Gt，占总贮量的30.6%。森林空间是全球最大绿色碳库，森林空间碳总贮量为1410Gt，占全球生态空间碳总贮量的76.7%。森林空间地上部碳贮量483Gt，占全球生态空间总贮量的86%；森林空间地下部碳贮量927Gt，占全球陆地生态空间地下部碳总贮量（1272Gt）的73%。在森林空间绿色碳库里，森林土壤碳库是最大碳库。森林土壤碳贮量在森林空间总碳贮量中的占比，在寒冷地带为80%以上，在温带为60%以上，在热带为50%以上。全球平均森林土壤贮碳量占森林贮碳总量的65.7%。森林空间生物量积累速度与森林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中龄林空间中最快，成熟林/过熟林空间吸收与释放基本平衡。中国森林以幼龄林、中龄林居多，再加上进一步植绿增绿，生态空间“浅绿”变“深绿”，绿色碳库总库容尚有再翻一番的潜力。据王兵团队研究，2018年中国森林吸收二氧化碳15.91亿吨，超过当年人工排放二氧化碳量的七分之一。

　　

　　草原空间也是绿碳空间。我国是多草原的国家，草原占国土空间的40%以上，草原生物量占全国生物量的10%以上，草原土壤碳储量占全国土壤总碳储量的30%以上。可见，草原绿碳主要储存于草原土壤中，是植被层的十多倍。有研究指出，草原固碳经济成本约200元/吨，不到森林固碳成本450元/吨的一半。中国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起步晚，草原绿色碳库增效扩容潜力大。

　　

　　湿地空间亦是绿碳空间。湿地是“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无论是沼泽、湖泊、河流、滨海等自然湿地，还是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野生植物原生地等人工湿地，湿地空间都具有封存未被分解的有机物质（绿碳）功能，因而成为绿色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泥炭地储存了30%的陆地碳。

　　

　　以森林、草原、湿地为主体的生态空间，就是绿色碳库、绿碳空间。经过数十年治理，陕西已经形成2.2亿亩生态空间，也是规模可观的绿碳空间、绿色碳库。同时，我们看到，现时的生态空间、绿碳空间还是“浅绿色”，生物量少，土壤瘠薄，也即绿色碳库空虚不充实，增容空间巨大。加快“浅绿”向“深绿”迈进，提升生态空间产能，就是充实丰盈绿碳空间，推动绿色碳库增效扩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与绿碳空间治理、绿色碳库建设相适应的政策理论体系和政策制度框架。我们面临的科学难题是，如何计算出绿色碳库的总库容，已经实现装填的库容，以及增效扩容的路径与潜力。

　　

　　我国已经庄严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碳政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空间是“绿碳空间”“绿色碳库”。实施“绿色降碳”，治理“绿碳空间”，丰盈“绿色碳库”，助力“碳中和”，已经成为林业部门顺应新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重置生态文明话语权和制度供给权力的现实路径。2021年全省林业工作会议，策划了九重空间生态产能提升方略，其实也是九重绿碳空间绿色碳库增效扩容方略。奋战“十四五”，进军深绿色，开启生态空间绿色革命新征程，就是实施“绿色降碳”，就是治理“绿碳空间”，就是建设“绿色碳库”，就是为实现碳中和贡献林业力量。

　　

　　在生态空间治理上，陕西敢为人先，快马加鞭，已经进行了两年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生态空间就是绿碳空间、绿色碳库，这是顺应时代而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先进的理念。现在，我们有条件有能力，科学绘制一幅精细的治理绿碳空间、建设绿色碳库“行动路线图”。